刘裕：南北朝最能打的男人，东晋王朝的掘墓人，称帝建立刘宋

公元三九九年的一天，暮色四合，一场血战正在上演。

双方的力量悬殊得几乎不像话：一边只有十几个人，另一边黑压压一片，少说也有上千人。寡不敌众的结果毫无悬念，很快这十几个人就被砍杀殆尽。唯一还站着的那个，被敌人从高坡一路逼到河岸底下。追兵纷纷跳下河滩，非要斩尽杀绝不可。

情况已经危急到了极点。

只见那人怒吼一声，手执长矛，迎着围拢上来的敌人急刺过去。眨眼之间，他面前就倒下了几个对手。紧接着更惊人的一幕出现了：此人纵身一跃，重新跳上河岸，在一群敌人当中左右冲杀，又有几个人被他的长矛挑死。剩下的人面露惧色，竟没一个敢再上前。

这位猛人，就是后来的南朝第一位皇帝、宋武帝刘裕。

当时他只是东晋北府兵里的一名参军，级别大概相当于排长。正值孙恩之乱，他带着十几个人外出侦察，冷不防撞上了上千叛军，于是就有了这场一人单挑千人的恶战。

刘裕靠一身铁血硬生生拖出了时间。当时北府兵统帅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发现这一小队人马久出未归，便带兵出来寻找。眼前的奇景把他看呆了，竟然忘了上前助战，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率军冲杀过去。叛军一哄而散，又丢下不少尸体。

一代战神就此横空出世。刘裕的名字，从这一天起正式写进了历史名册。

在此之前，刘裕的生活只能用“不堪”两个字来形容。

刘裕是彭城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出生在一个彻头彻尾的穷人家。《宋书》却为这位开国皇帝费尽心思地追溯家族世谱，经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联系，得出一个结论：刘裕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王刘交的后代。

这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姓刘。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给这位平民皇帝的脸上贴金。开国皇帝出身太低，史官就得替他找个祖宗，这是中国史书的老传统，谁写都得这么干。

“穷”，是刘裕孩提时代唯一的感受。

穷到什么份上？他出生时母亲难产而死，父亲刘翘因为家里实在养不起，一度想把他扔掉。救他一命的，是另一位伟大的母亲——同郡同族的刘怀敬之母，也就是刘裕的姨妈。她听说刘翘要丢弃这个孩子，一股同情心涌上来，找到刘翘说：这孩子我来养。

说到做到。当时她自己的儿子刘怀敬还没断奶，她毅然断了亲生儿子的奶，去哺育并非亲生的刘裕。刘裕就这样捡回了一条命。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不必做过多高大上的解读。她并不知道，自己哺育的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一位皇帝。她只是一个不愿意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去的母亲。

“寄奴”，是刘裕的小名。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皇帝小名之一，多亏宋代大诗人辛弃疾替他做了大力推广：“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词里的“寄奴”，指的就是刘裕。

一个小名能被写进千古名词，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后人记住他，不是因为他的血统，而是因为他本人。

这个小名初听上去有些不雅，其实并非贬义词。关于它的来历众说纷纭。最不靠谱的说法出自《宋书·符瑞志上》：刘裕出生时正值深夜，一道神光笼罩了刘家，又有甘露降在刘家祖坟的树上。他父亲见到如此奇异景象，便给他起了个小名叫“奇奴”，后来因为被他人抚养，改叫“寄奴”。

这种说法实在有些自相矛盾。同一本《宋书》，前后说法却对不上号。倘若刘翘真看到了这样的符瑞，家里再穷，恐怕也不会想着把亲骨肉扔掉。所以皇帝出生时出现的这些奇异现象，不必太认真，笑一笑就过去了。

还有一种说法：刘寄奴是一种草药。这在《本草纲目》里有明确记载，同时还记录了一个关于刘裕的传奇故事。传说有一次他去伐木砍柴，射伤了一条大蛇。再去时，却听见杵臼捣药的声音，发现有几个小童正在制药。刘裕问他们为何要制药，小童答：“我们的王被射伤，所以要制药医治。”

刘裕不解地问：“你们的王既有神通，为何不杀了他？”

小童却说：“射他之人是王者，不可以杀。”

刘裕赶跑小童，拿走了那些药。后来手上有了伤患，用那些药都能医好。

这个故事同样离奇得站不住脚。唯一靠谱的地方在于，史书记载刘裕确实写过一本医书，名叫《杂戎狄方》。看来在四处征战之余，他还抽出时间跨界研究了一下医术。皇帝亲自写医书，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刘裕一辈子留下不少“历史之最”，这算其中之一。

最靠谱的说法，来自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的考证。“奴”来源于“阿奴”一词，以示亲昵之意，多用于长辈对晚辈的称呼。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奴同时意为生来命贱，禁得起磨难。刘翘给他起这样的小名，不排除是希望这个苦命的孩子能够经历磨难，健康长大。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种励志话，放在刘裕身上完全不成立。他的青葱岁月，实在不堪回首。

有意思的是，他和另外两位刘姓开国皇帝的年轻时代，撞车撞得厉害。从职业上看，刘裕和蜀汉开国皇帝刘备干的是同一行：编草鞋草席。更有意思的是，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刘裕后来也被人追根溯源到了楚王刘交之后。两个流着大汉皇家血液的“穷光蛋”，都是从编草鞋起步，一路走到了龙椅前。

不过论做派，刘裕更像汉高祖刘邦当年。家徒四壁，却不愿意踏踏实实过日子，整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刘邦好酒好色，刘裕好赌。而且他和东晋另一位权臣桓温年轻时一个毛病：赌技一般，手气更差，经常输得精光。

输了钱怎么办？刘裕的办法是借钱接着赌。他总觉得运气不可能一直这么差，总梦想着有翻身的一天。结果债务越滚越大，最大的一笔，是欠了有钱有势的大户刁逵三万钱。

到期还不上，债主刁逵派人把他抓来，绑在马桩上，连吓唬带羞辱，逼他尽快还钱。这对血气方刚的刘裕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可“欠债还钱”四个字压在那儿，要怪也只能怪自己赌技太差。

就在这时候，第一个赏识他的人出现了。

这人叫王谧，身份不简单，是东晋开国元勋王导的孙子。他正好去刁逵家拜访，看见了被五花大绑的刘裕。王谧大概会看相，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气度不俗，便自掏腰包替他还了债。刁逵拿到钱，把人放了。王谧对刚刚松绑的刘裕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卿可当一代英雄。”

这句话，刘裕这辈子从来没听过。从小到大，他活在别人的讥讽和白眼里。史书没记载他当时的反应，但可以想象，多半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对刘裕而言，这是改变命运的一句话。它让一个准备破罐子破摔的人，第一次觉得自己不该这么活。

可接下来干什么？想来想去，似乎没什么可干的。刘裕大字不识几个，仕途基本无望，总不能卖一辈子草鞋。生活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量体裁衣，而是削足适履。但就凭他当时的条件，就算下决心把脚削了，也未必能找到合适的鞋——选择余地实在太有限。

最后的抉择是当兵。

这条路最适合穷人：不需要门第出身，不需要学历证书，更不需要本钱。更重要的是，刘裕“身长七尺六寸”，高大伟岸，天生一副当兵的体格。

“男怕入错行”，刘裕这一步走对了。更对的是，他加入的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北府军。要是进了别的军队，恐怕早就成了炮灰，根本等不到黄袍加身的那一天。

不过，想在藏龙卧虎的北府军里出头，也没那么容易。除了自己够狠，刘裕还得感谢一个敌人——孙恩。这位五斗米道的大头目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起事，从后来的结局看，他造反好像有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替刘裕搭台阶。

一人单挑上千人，让刘裕一战成名。海盐一战，刘裕率军大破孙恩部众。后来孙恩进逼建康，又是刘裕带着八九百人的疲惫之师星夜兼程，发动突然袭击，杀得叛军跌落山崖、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孙恩败退后，刘裕奉命追击，一路把他逼回海岛，最后绝望投海。

孙恩也算倒霉，偏偏撞上刘裕这么个凶神。他若九泉之下还能做梦，梦里出现的准是这位刘寄奴。

没人能轻易成功。刘裕是提着自己的脑袋，一刀一刀拼出了自己的天地。屡立战功的他被封为建武将军，成了北府军里的重要将领。

孙恩之乱的余波还没散尽，权臣桓玄又准备对东晋朝廷动手了。在建康主持朝政的司马元显想先下手为强，不料手下的北府军统帅刘牢之不听刘裕等人劝阻，临阵倒戈向桓玄投降。实力的天平瞬间倾斜。桓玄进入建康城后，杀掉司马元显等人，剥夺刘牢之兵权，最终逼得这位名将自缢而亡。

掌控最高权力后，桓玄迅速启动篡位流程。先是让朝廷给了自己“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奏不名”的礼遇；接着大封桓氏家族，完成人事布局：兄长桓伟出任荆州刺史，堂兄桓修任徐、兖二州刺史，另一个堂兄桓石生为江州刺史，谋臣卞范之为丹阳尹，桓谦为尚书左仆射。从中央到地方，全被桓家捏在手里。

按固定步骤，下一步该清除异己。桓玄先后杀害高素、竺谦之、竺朗之、刘袭、刘季武等北府军旧将，逼得刘敬宣等人逃亡南燕，彻底清剿了刘牢之在北府军的势力。

但刘裕不在屠杀名单上。原因很现实：刘裕军功卓著，当时局势不稳，还得留几个能上战场拼杀的将领。

果然，孙恩的妹夫卢循很快再次起事。桓玄派刘裕去讨伐，刘裕继续扮演五斗米道克星的角色，斩杀叛军大帅张士道，逼得卢循渡海南逃。因这一功，刘裕被加封为彭城内史。

桓玄的下一步操作非常有东晋特色：北伐。他先上表请求北伐后秦，然后暗示朝廷下诏阻拦。反正都是他说了算，演这么一段双簧，只为树立一个忠君为国、志在收复故土的光辉形象。

不久后，兄长桓伟病死。感叹世事无常的桓玄，在篡位路上更加快马加鞭：先让朝廷封自己为大将军，再加授相国，封楚王，加九锡。篡位的准备工作基本齐活。

这时候，桓玄想起了刘裕。北府军的残余力量他不放心，于是派桓谦去打探刘裕的态度。

刘裕心里对桓玄篡位有一万个不同意，但眼下没有实力撕破脸皮，只能暂时屈从，走一步看一步。听完桓谦的话，他当场表态一万个拥护：楚王本身是大英雄桓温的亲儿子，如今晋室微弱，民心不在，桓玄简直是量身定做的皇帝人选，众望所归，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桓玄听了堂兄的汇报，彻底打消了顾虑。接着他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大造舆论。一时间，各地频繁出现各种符瑞，仿佛桓玄不上位，连老天都不答应。

公元403年十二月，建康城里演了一场大戏。戏的名字叫“禅让”，演员只有两个，一个是把皇位交出来的司马德宗，另一个是把皇位接过去的桓玄。司马德宗是个连话都说不明白的皇帝，玺绶递出去的时候，他大概也不知道自己递的是什么。桓玄接得很稳，改国号为楚，史书上管这个政权叫桓楚。

从第一天起，这个政权就不太对劲。

先出岔子的是年号。桓玄一开始定的是“建始”。右丞王悠之赶紧站出来拦，说这年号用不得，当年八王之乱里赵王司马伦篡位，用的就是这两个字。桓玄一听，改，改成“永始”。改完也没人告诉他，这两个字是王莽篡汉时西汉的年号。一个开国皇帝，挑年号连挑两个，两个都是篡位短命鬼的旧招牌。这种事说给后人听，后人会觉得是编的。可当时就真这么发生了。

接着更离谱。桓玄刚坐上龙椅，椅子当场散架。满朝文武站在那儿，谁也不敢吭声。最后是殷仲文反应快，上前一句：“陛下圣德，地不能载也。”一句话把一场事故说成了祥瑞。这话本身没什么水平，值钱的是它救场救得及时。一个朝廷要靠这种话往下圆，说明底下的人心里已经没底了。

桓玄不是当皇帝的料。历史上有个跟他特别像的人，叫王莽。这两个人往上爬的时候都顺得不可思议，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原因不在他们多厉害，在于他们接手的那摊东西早就烂透了。西汉末年是这样，东晋末年也是这样：百姓穷，朝堂乱，人人都在等一个能收拾局面的人。于是王莽等到了，桓玄也等到了。天下人把希望交出去，换回来的却是失望。

皇帝这个位置，最基本的要求是格局。管的是整个天下，眼里就不能只装眼前那点事。桓玄偏偏相反，他上台之后干的全是小动作。他喜欢在大殿上亲自审犯人，审来审去，不管罪行轻重，最后一律放人。他又喜欢给当街拦御驾喊冤的人发钱，发得又大方的很。这么搞下来，建康城里的“上访户”一夜之间多了好几倍。他心里想的其实很简单：我要让天下人觉得我是个仁君。用小恩小惠买名声，这是最便宜的治国方式，也是最没用的那一种。老百姓拿了他的钱，回家照样骂他；士族看了他的做派，心里只会更看不起他。

他把另一部分精力花在抓错别字上。大臣上奏的文书，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谁的笔误被他逮住，经办的一串人全撤。看上去是认真，实际上是炫耀。他是在告诉所有人：我读书比你们多，我学问比你们大。一个皇帝靠挑错别字立威，说明他已经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立威了。真正该管的军政、财政、人心，他一概不管。

桓玄家境好，从小爱珠玉古董，爱到上瘾。听说谁家有好字画、好器物，先开口要，要不来就拉着人家赌，赌还不成就直接抢。抢来的宝贝往哪儿放？他塞进几条小船里，理由是兵荒马乱的，真出事了好拉走。一个刚登基的皇帝，已经在给自己准备跑路的家当了。这句话他自己说出来可能不觉得有什么，听在别人耳朵里，意思只有一个：他自己都不信这个朝廷能撑多久。

剩下的时间他拿来玩乐，通宵达旦地喝酒听曲，没完没了地打猎。兄长桓伟下葬那天，早上他还跪在灵前哭，下午人已经骑马出了城。不是说他冷血，是他根本坐不住。一个人连自己的悲伤都安排不明白，你很难指望他安排得明白一个国家。

失望的情绪在朝野里蔓延，桓玄自己也感觉到了。于是他加紧笼络，重点关照的对象是北府军的刘裕。

有意思的是，桓玄对刘裕有种说不清的好感。刚登基不久，刘裕进宫觐见，桓玄转头就对赏识刘裕的王谧夸：“此人风骨不凡，是天下之杰啊。”既然看出来了，为什么不杀？这是个谜。最可能的解释是，他想用感情收服对方，让刘裕死心塌地替他卖命。这个算盘从头就打错了。乱世里能活下来的武将，认的是实力和前途，不是几句夸奖。

在这件事上，桓玄的老婆比他清醒得多。这位夫人号称会看人，常在帷帐后面替丈夫打量来朝的臣子。别人她看一眼就过去了，看到刘裕，她停住了，回去就跟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终不为人下，不如早除之。”桓玄不听。他的理由是：我正要平定中原，缺的就是这种勇将，等关陇打下来再说。

这句话听着有理，其实是拖延。他不是不知道风险，他只是舍不得用掉手里这张牌。他想一边用刘裕打仗，一边指望刘裕感恩。这两件事在乱世里从来不能同时成立。

桓玄等得起，刘裕等不起。

刘裕看得很清楚，桓玄称帝之后民心一路往下掉，这就是动手的窗口。公元404年二月，他和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密谋起兵讨伐桓玄，参与密谋的还有一个人叫刘毅，刘毅的哥哥是竟陵太守刘迈。

最初的计划里，刘迈在建康城内做内应。刘迈答应得很痛快，可拿到刘裕的密信之后，他在造反的前一夜怂了。他跑去见桓玄，把密信原封不动交了出去。桓玄看完大惊，立刻在建康城里抓了一批跟刘裕有来往的人杀掉，转头封告密的刘迈为重安侯。

结果过了一夜，桓玄又反悔了，下令把刘迈也杀了。

刘迈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侯爷，高兴了不到十二个小时。

二月二十七日，刘裕动手了。

天还没亮透，京口城门口来了一百多号人。领头的是何无忌，身上穿着朝服，一副朝廷派来传令的架势。守城的兵卒一看这身打扮，城门就开了。人进去之后直奔府衙，桓修连对方是谁都没问清楚，脑袋就搬了家。同一时刻，江对岸的广陵也在重演这一幕。刘毅、孟昶加上刘裕的弟弟刘道规，带着几十个壮士冲进府衙，守将桓弘当时正端着碗喝粥，一刀下去，粥和人一起倒在地上。

第一枪打得比预想中顺利太多。但比顺利更重要的，是刘裕在这时候碰到了一个人。这个人重要到什么程度？就像刘邦碰上张良，刘备遇上诸葛亮。他叫刘穆之。书读得多，脑子转得快，最难得的是能把一堆乱糟糟的杂事理出条理。

刘裕刚起事，最缺的就是一个替他管账、管文书、管人的主簿。刘毅把刘穆之推了出来，两人谈完，刘裕心里只剩四个字：相见恨晚。从这一天起，“二刘合作”正式开张。后来刘裕一路打到皇帝位上，前线打仗归刘裕，后方调度归刘穆之，这套分工十几年没变过。打仗打到最后拼的是后勤和秩序，刘裕能赢，一半的功劳得记在刘穆之头上。

这时候刘裕手里有多少人马？一千多人。两座城是拿下了，兵就这么点。可在刘裕眼里，够用了。

发愁的反而是那个龙椅还没坐热的桓玄。大臣们看他脸色难看，赶紧安慰：刘裕兵少将寡，纯属乌合之众，怕什么。

桓玄反倒比底下人清醒。他说，刘裕足为一世之雄；刘毅家里存粮不满一石，赌起钱来敢掷百万；何无忌像极了他舅舅刘牢之。这几个人，都是不要命的。不要命的人一旦豁出去，最难对付。

最难对付也得对付。桓玄原本的打法很稳：收缩兵力，据险死守。对面是北府兵，能打，硬碰硬一旦输了就全盘皆输。不如耗着，等他们久攻不下，军心自己就散了。这个判断是对的。

坏就坏在有人出来搅局。桓谦冲进大营，当着桓玄的面大哭，说二哥桓弘死了，必须出兵报仇。桓玄主意本来定了，架不住这位天天哭。哭到最后，桓玄松了口，派皇甫敷和吴甫之领兵去打。

这一出兵，局面就塌了。

吴甫之带着三万人撞上刘裕。史书上的记载很短：“裕手执长刀，大呼以冲之，众皆披靡，即斩甫之。”今天江苏句容那一带，刘裕提着长刀亲自往上冲，三万人被一百多人冲散，主将被砍死。接着皇甫敷也被干掉，同样身首异处。主将一死，楚军全线溃退，刘裕一路追一路收降兵，手里很快凑出了三万人。

消息传到建康，桓玄慌了。他赶紧派桓谦和卞范之带两万精锐，去建康城外的覆舟山堵截。

形势对刘裕其实还是很糟。跟吴甫之、皇甫敷血战一场，人马没得到补充，长途奔袭二百多里，士兵累到走路打晃，粮草也接不上。可战争的胜负从来不是数人头数出来的，关键在两个东西：士气，还有脑子。

覆舟山这一仗，刘裕把这两样都用到了极致。

他先让士兵饱饱吃了一顿，把剩下的粮食全吃光。一点不留。这就是告诉所有人：没有退路了，要么打赢，要么饿死。然后他把老弱病残派上山，满山插旗，擂鼓呐喊。桓谦在山下看，根本摸不清对面来了多少人。

接着刘裕亲自带兵往桓谦阵上撞。两边僵住的时候，东北风突然起来了。刘裕立刻放火。火借风势，根本压不住，桓谦的阵型当场散掉。

更要命的是，桓谦手下一大半是北府军，不少人是刘裕的老部下。开战前看刘裕势单力薄，都在观望；一看火势起来、刘裕冲过来了，立刻调转枪头投降。仗打到这一步，已经不是谁更能打的问题，是谁更值得跟的问题。

说到忧患意识，桓玄在东晋绝对排得上号——只不过他的忧患意识全用在了逃跑上。桓谦出征之前，他就已经派人把船备好了。一接到败讯，他带上六岁的儿子桓升和侄子桓浚，直奔码头上船。

船开出好远，桓玄肚子叫了起来，这才想起来跑得太急，快一天没吃东西了。左右端上一碗糙米饭。吃惯了山珍海味的人，哪里咽得下去。想想刚才的场面，再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他一下子悲从中来。六岁的桓升很懂事，抱着父亲一个劲地安慰。孩子越懂事，桓玄越难受。

一路往西，到了浔阳，他把被废的司马德宗重新抓在手里，退回老巢江陵，打算重新攒本钱。走到这一步，他其实还有机会。到了江陵他也确实反思了，可反思的方向完全错了：他把所有责任一股脑推到手下将领和大臣头上，挨个问责，挨个收拾。人心就是这么散的。仗输了还能再打，人心散了，就再也聚不起来了。

最后的决战在峥嵘州。桓玄手里还有两万多人，刘裕那边只有几千人。又是那个老剧情：开战前，桓玄下令在自己指挥舰旁边停两条小船，功能跟上次一模一样——跑路用。手下将士看着主帅这副样子，再看着对面一如既往往上冲的刘裕军队，没打几下就崩了。那两条小船果然又派上了用场。

退回江陵，部下劝他整军再战。他已经不敢了，掉头坐船继续往西逃。路上撞见益州刺史毛璩的侄孙毛祐之带的兵，当场被杀。有点讽刺的是，桓玄每次开战前都要预先备好逃跑的船，他最后的归宿，也还是在船上。

桓玄死后，他的侄孙桓振守着江陵，又撑了一段日子，纯粹是最后的挣扎。史书说，桓振和部下喝完绝命酒，一头扎进晋军阵中，身中数箭，被乱刀砍死。

谯国桓氏，这个曾在东晋翻云覆雨的名门望族，就此烟消云散。

平定桓玄这一仗，头号功臣只能是刘裕。说他对东晋有“再造”之功，一点不夸张。朝廷论功行赏，头衔一摞一摞地往上堆：侍中、车骑将军、徐青二州刺史。刘裕一夜之间成了朝臣里的第一人。

威名大到什么程度？连北方的后秦都认这个账。刘裕开口向后秦皇帝姚兴讨要被占的地，姚兴一句废话没有，乖乖交还。这不是因为后秦忽然讲道理，而是他们算得清：为了几块地跟刘裕结仇，不划算。

所有人都以为接下来就是老剧本——功臣入朝，把持政事，一步步把皇权架空。结果刘裕做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决定：离开建康，回镇丹徒。

他把最重要的扬州刺史让给了王谧——就是当年救过他性命的那个人。他又把一起起兵的刘毅、孟昶留在朝中，自己主动退出政治中心。

这一步走得极有分寸。刚立大功就赖在京城不走，士族会立刻把他当成下一个桓玄。他退出去，退的是嫌疑，留的是人心。政治上的聪明人，都知道什么时候该往后站。

但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王谧一死，局面立刻变了。

刘毅动了心思。他要独揽大权，绝不想让刘裕当上扬州刺史、顺理成章入朝辅政。可刘裕实力摆在那儿，硬来不行，只能绕弯子。刘毅绞尽脑汁，憋出两套方案：第一套，让谢安的孙子、也是自己好友的谢混出任扬州刺史；第二套，刘裕可以兼扬州刺史，但人不许进建康。他派尚书右丞带着这两套方案，跑到丹徒去问刘裕的意思。

这两套方案的本质其实是一回事：把刘裕供起来，但不让他碰中枢。

这时候该刘穆之出场了。他听到消息，立刻写了张纸条送去丹徒，话很硬：两套都不能答应。接着他把形势掰开揉碎讲给刘裕听。核心意思只有一句——你已经没有退让的空间了。再退一步，优势就会变成别人的筹码，到时候受制于人，想翻盘都来不及。

这话听着冷酷，却是实情。权力场上有个规矩：你让出去的东西，从来不会原样还回来。

刘裕听进去了。他自己弄出第三套方案：扬州刺史我接，建康我也进，而且要大张旗鼓地进。

刘毅毫无办法。朝廷随后任命刘裕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仍兼徐青二州刺史。从这一天起，东晋的朝政彻底姓了刘。

刘裕上台干的第一件大事，是出兵打南燕。

新官上任三把火，表面看是要拿南燕立威，其实不是。南燕完全是自己找上门的，而且挑衅在先。南燕皇帝慕容超发兵攻下东晋的宿豫城，掳走大批人口。

可笑的是，这一仗既不为钱，也不为地盘。慕容超要的是人——准确说，是要乐手。他爱好音乐，嫌宫里乐手太少，一口气挑了两千五百名少男少女送进太乐坊，让他们学乐器，打算攒出一支像样的管弦乐队。

慕容超最后为这份愚蠢付出了亡国的代价。但他这么干，背后还有个荒唐的前因：他自家的宫廷乐队，是被后秦皇帝姚兴硬要走的。

这事得从头捋。

慕容超是南燕开国君主慕容德的侄子。当年慕容德在前秦皇帝苻坚手下当张掖太守，干了很多年。后来他跟着兄长慕容垂脱离前秦，走的时候，把一把祖传金刀留给了母亲公孙氏。生母公孙氏和兄长慕容纳，都被留在了张掖。

慕容德造反之后，当地官员把他的妻儿、兄长全杀了。只有年过七十的公孙氏和怀有身孕的慕容纳之妻段氏被赦免。不久段氏生下遗腹子，就是慕容超。

公孙氏临终前把金刀交给慕容超，讲了刀的来历，嘱咐他将来找到叔叔，一定要还回去。

慕容超辗转千里，真找到了这位皇帝叔叔。金刀对上号，全家被害的经过也讲完了，慕容德哭得不行。擦完眼泪，他发现这个侄子长得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当场封为北海王。慕容德自己没有儿子，打算拿慕容超当继承人，专门给他建宅子，天天观察。慕容超也懂事，在家恭敬侍奉叔叔，在外谦恭对待贤士，内外一片夸赞。没过多久，他被立为太子。

公元405年秋，慕容德病死，慕容超顺利即位。

按常理，苦出身的人最懂民间疾苦。慕容超颠沛流离半辈子，天赋又聪慧，完全有条件做个好皇帝。可他坐上那个位置之后，做的事全反了：信任奸佞，不理政务，沉迷游猎，屠杀宗室。南燕的国势一天比一天差。

从落难少年到一国之君，对慕容超来说就像天上掉下块大馅饼。馅饼吃下去了，烦心事却没完——当年他只身南下，把母亲段氏和妻子呼延氏留在了后秦，两人被姚兴软禁着。听说慕容超当了皇帝，姚兴派使者跑到广固，开出两个条件：一，南燕向后秦称臣；二，送一支宫廷乐队过来。

姚兴也是个音乐迷。这位少数民族君王酷爱儒学，常在宫里召见学者讲论道艺，诗书礼乐门儿清。大概觉得本国的乐队配不上自己的品位，才提了这么个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要求。

慕容超没主意了，召集群臣商议。议来议去，结论只有一个：认怂。母亲和妻子捏在人家手里，更关键的是，南燕根本没实力和后秦硬碰。于是他派尚书张华等人，带着太乐诸伎一百二十人和一堆财宝去长安，换回一家人的团聚。

公元409年元旦，慕容超在东阳殿接受群臣朝贺。乐队在旁奏乐，他听着听着脸就拉下来了——新招的这批乐师，技艺和长相都跟送去后秦那支差太远。

送出去的东西自然要不回来。于是慕容超动了另一个念头：去东晋抢。

手下大臣劝他，这么做太危险。慕容超听不进去，他只想快点听到那些丝竹之音。兵马南下，宿豫城抢了一次还不够，不久又从济南城掳走大批男女。

枪打出头鸟。原本刘裕并没有把南燕当成头号目标。他掌控朝政时间不长，权威还没完全立住，四边都不太平：西边蜀地的谯纵不服，岭南的卢循天天捣乱。慕容超要是稍微收敛一点，刘裕恐怕一时半会儿还想不起他。

既然对方先不讲规矩，刘裕也就不客气了。他上书朝廷，请求出兵征伐南燕。朝堂上绝大多数大臣都反对——北伐这事在东晋向来是个烫手山芋，打赢了功劳太大，打输了责任太重，没人愿意沾。但刘裕这次没打算听。

公元409年四月，大军从建康出发。先走水路，由淮水入泗水北上，一个月后抵达下邳城。

按以往的北伐套路，接下来该继续沿着水路推进。刘裕偏偏不按常理出牌，下令弃舟登岸，改走陆路。这一改，意味着要在千里之外硬生生插进南燕腹地，前面还横着一座地形险峻的大岘山。看上去，这完全是一次又远又险的孤军远征。

好赌是刘裕年轻时的老毛病。后来带兵打仗，他时不时还会拿出那种赌命的劲头。只不过和少年时代逢赌必输不同，战场上的每一次押注，他都赢了。

面对手下将领的疑虑，刘裕把慕容超的心思摸得透亮：慕容超这个人贪心，既想抢东西，又舍不得地里的庄稼；他认定晋军孤军深入、撑不了多久，所以既不会去守险关，也不会坚壁清野。我替各位担保，这一趟不会有危险。

刘裕这番话，等于把慕容超的底牌全掀开了。

年轻的南燕皇帝听说刘裕带兵北上，知道来者不善，赶紧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宠臣公孙五楼给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抢先占住大岘山，把敌人挡在国门之外，等晋军粮草耗尽，再派兵绕到后方前后夹击；中策是严令各地守军据城死守，抢收庄稼，坚壁清野，让晋军不战自退；下策是放晋军过大岘山，然后在广固城附近决一死战。

慕容超选了最差的第三策。理由听起来还挺像样：晋军远道而来，一旦翻过大岘山进入平原，正好发挥南燕骑兵的长处，铁甲精骑一冲，晋军必败。

这脑子基本算是被水淹透了。

慕容镇当场反对。他说，在大岘山迎战，就算打输了也还有退路，明明有关险可守，为什么不用？他还搬出两个历史教训：成安君放弃井陉关隘，结果被韩信击败；诸葛瞻不在束马守险，最终被邓艾生擒。关键时刻犯这种糊涂，是要亡国的。

慕容超听不进去。慕容镇气急了，直接骂他像极了当年的刘璋——那个引狼入室、把地盘拱手让给刘备的蠢货。这话戳到了痛处，慕容超一怒之下，把慕容镇关进了大牢。

仗还没打，先把自家最能打仗的人锁起来。南燕这一仗的结局，到这儿其实已经定了大半。

刘裕嘴上说得轻松，心里其实一直在打鼓。直到全军顺利翻过大岘山，一路上连个南燕兵的影子都没见着，他才长出一口气，抬手指天：大军已过天险，人人都有决一死战之心；庄稼遍野，粮草不用愁了。这一仗，我们赢定了。

信心归信心，饭还得一口口吃。南燕大军以逸待劳，硬仗还在后头。

果然，慕容超带着万余铁骑集结在广固东南的临朐，准备给刘裕致命一击。

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刘裕的死规矩。他敢冒险，但从不在具体战法上偷懒。出兵之前他就摸清了底细：南燕骑兵厉害。于是提前做了针对性部署——晋军带了四千辆兵车，分列左右两翼，结阵而行。车阵一摆，骑兵的冲击力直接被废掉，两军很快陷入胶着。

僵局需要一把钥匙。参军胡藩献计：南燕军队悉数出动，临朐城里必然空虚，可以派一支小队绕到敌后，直接把城端了。刘裕立刻采纳。胡藩带人摸过去，一举拿下临朐。消息传到阵前，南燕军心大乱。刘裕趁势猛攻，慕容超仓皇逃回广固。

接着晋军攻陷广固外城，把内城团团围住。刘裕却不急着攻城，反而转头安抚百姓，就地筹集军粮。这一手很老辣：围城不急攻，省的是自己的命；安抚百姓，拆的是对方的根。

两个月过去，慕容超撑不住了。他想到的唯一出路，是向后秦求救。

后秦皇帝姚兴这时候自顾不暇，正和匈奴的刘勃勃打得不可开交。但他懂唇亡齿寒的道理，想来想去，决定玩一手“恫吓”。使者被派到刘裕面前，话说得很满：后秦已派十万精兵进驻洛阳，晋军若不撤退，必将长驱东进。

刘裕一眼看穿这套把戏。他对使者说：我本来打算灭燕之后休整一下，再回头收拾你们秦国。既然你们自己送上门来，那再好不过。回去告诉姚兴，让他快点过来，我正好一锅烩。

这话霸气得过分，后秦使者吓得面如土色，灰溜溜走了。事后刘穆之有点担心，觉得话说得太绝，万一姚兴真出兵怎么办。刘裕的解释很到位：兵贵神速，姚兴真要救慕容超，大军早就到了，不会先派个使者来打招呼。先派人说话，恰恰说明他没兵可派。

能分清“真威胁”和“假声势”，这是乱世里最值钱的本事之一。

让慕容超雪上加霜的是，派出求援的队伍里有个人回来的时候被晋军抓了。这人叫张纲，重要性不在于他的身份，而在于他的手艺——他擅长制造各种攻城器具。刘裕把他用起来，一批实用的攻城器械很快造了出来。慕容超听说后暴怒，把张纲的老母拖到城头，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处死。

杀一个老太太，换不来半座城的平安，只能说明他已经彻底没招了。

坚守四个多月后，一些对前途彻底绝望的大臣打开城门，迎晋军入城。慕容超仓皇出逃，没跑多远就被追兵擒获。

到了这一步，他倒显出几分气节。一言不发，绝不求饶，只提了一个请求：自己死后，请东晋将领刘敬宣照顾自己的母亲。刘敬宣是刘牢之的儿子，当年刘牢之被桓玄迫害致死，刘敬宣曾逃到南燕避难，因此与慕容超相识。

历史的链条在这里扣上了一个讽刺的环。当年慕容超为了救母亲，把宫廷乐队送给后秦；为了组建新的乐团，他去劫掠东晋的人口；结果惹火烧身，社稷覆灭；到最后，他又只能把母亲托付给敌国将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慕容超被押送到建康，在街市斩首。死的时候，只有二十六岁。

刘裕刚把南燕收拾干净，还没来得及盘算下一站该往哪儿走，朝廷的急令就到了——让他立刻率军南归。卢循和徐道覆又反了。

这是卢循第二次举起反旗。当年孙恩死后，作为接班人的卢循接过队伍继续干，结果被刘裕打得大败。他一路逃到岭南，赶走广州刺史吴隐之，自己主持广州的军政事务。

那时候朝廷刚平定桓玄，只想求个安稳，索性给了他一个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的头衔，又把他姐夫徐道覆任命为始兴相。朝廷的想法很朴素：给个官，养着，别闹事就行。

按理说卢循该知足了。可他身边有个徐道覆，偏偏是个不肯安分的人。这位姐夫看准了刘裕远征南燕、后方空虚，觉得机会千载难逢，天天在卢循耳边吹风：人活一世总得有点志向，总不能窝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混到死。卢循起初不愿意动，徐道覆就换了一招，开始吓唬他：现在不动手，等刘裕班师回朝，翻山越岭打过来，到时候只能束手就擒。最后还撂下一句狠话：你要是不干，我一个人干。

被逼到这个份上，卢循只能点头。

这一仗起得极其突然，东晋方面毫无准备。叛军连战连捷，在豫章（今天的南昌）更是大败东晋镇南将军何无忌。这位何将军是刘牢之的外甥，也是当年和刘裕一起起兵讨伐桓玄的“三人组”成员之一，此战当场战死。

何无忌的死震动了整个建康。刘裕当时走到今天江苏淮安一带，听到老战友阵亡的消息，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对。他怕建康有失，只带了十几个人轻装先行，昼夜兼程往回赶。朝廷和百姓看见刘裕回来了，心里的恐慌确实压下去一些。可形势并没有因此好转，反而继续恶化。

这次拖后腿的，是刘毅。

这位原本也是“三人组”的成员。推翻桓玄那几仗他打得很有血性，立过大功，是朝中仅次于刘裕的人物。可“革命”成功之后，刘毅的心态变了。他想当老大，排挤刘裕没成功，只好离开建康，出任豫州刺史。

他心里一直憋着这口气。卢循来犯，在他看来恰恰是个正名的好机会。刘裕写信劝他，说北伐军刚南归，人马疲惫，千万别冒进。刘裕还不放心，又派刘毅的堂兄弟刘藩亲自跑一趟，让他暂缓出兵，等自己准备就绪再联合行动。

刘毅把这份好意全当成了私心。他对刘藩说：以往我只是把功劳让给刘裕，你们还真以为我不如他。这回我要让天下人看看我的本事。

于是刘裕越不让他出兵，他越要出兵。结果就是桑落洲惨败，人员和辎重损失殆尽，刘毅灰头土脸地逃回建康。

这一败，把东晋的底牌彻底漏光了。从前线逃回来的败兵添油加醋，把叛军说得神乎其神，建康城里恐慌情绪弥漫。刘裕带回来的北伐军伤兵遍地，能上阵的只有几千人；而卢循、徐道覆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兵力对比悬殊到了荒唐的地步。

这时候，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声音冒了出来。和刘裕一同起兵的另一位战友孟昶，成了最坚决的主逃派。

更让刘裕头疼的是，孟昶还是个成功的预言家——他预言过刘裕灭南燕会成功，也预言过何无忌、刘毅打不过卢循，而且次次应验。朝野上下都觉得他料事如神，于是他最新的那个预测杀伤力极大：就算刘裕亲自出战，也赢不了。他据此要求迁都。

别人说说也就罢了，孟昶这张嘴分量太重。刘裕坚决反对，话说得很硬：如今重镇在外失守，强寇逼到眼前，人心惶惶，谁都没有固守的意志。这时候一旦迁都，必定土崩瓦解。兵士虽少，还够打一仗。我能胜贼，君臣同享太平；万一不胜，我就横尸庙门，以身殉国。难道要钻进草堆里偷生苟活吗？

孟昶对自己的判断显然太有信心了。见刘裕死活不听，他竟然要自杀。这一步走得实在过了头。刘裕对这位昔日战友的表现气得不行，几乎是吼着说：你先看我打这一仗怎么样，到时候再死不迟。

孟昶一根筋到底。他回到府上写了一份奏章，大意是说当年刘裕北伐，满朝反对，只有我极力支持，结果导致今天卢循、徐道覆乘虚作乱，危害社稷，这是我的罪过。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之后，当晚喝药自尽。

压力全压到了刘裕一个人肩上。他坚决反对迁都，也因此清楚自己只剩一条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在石头城招募兵勇，加紧设防。很快，卢循、徐道覆的大军顺流而下，兵锋直指建康城。

就在这节骨眼上，叛军内部出现了分歧。徐道覆主张激进打法：烧毁舟船，分路进攻，破釜沉舟一举拿下建康。卢循却想求稳，他盼着东晋朝廷自己先乱起来，然后乘虚而入。

刘裕又躲过一劫。如果按徐道覆那种孤注一掷的打法，结局真不好说。徐道覆见卢循不听，气得直跺脚，也只能悲叹：我必为卢公所误，大事注定无成。我要是能替真正的英雄效力，夺得天下易如反掌。

刘裕最怕的就是对方不要命地压上来。眼看叛军暂时按兵不动，他心里顿时有了底。他抓住这段喘息之机集结兵力、增筑营垒。等准备得差不多了，叛军才开始进攻。刘裕下令一律不许出战，违令者斩。面对死守不出的晋军，卢循和徐道覆毫无办法，多次进攻无果，相持几个月后兵困马乏，只得退兵到浔阳。

叛军一停手，刘裕立刻转入反攻。他率军紧追不舍，同时派沈田子等人率领水军走海路，直扑卢循的老巢番禺。局势一夜之间翻转。卢循心里大概恨透了——要是当初听了徐道覆的建议，此刻坐在金銮殿上的说不定就是自己。

命运的天平彻底倒向刘裕一边。卢循、徐道覆处处失利，更没想到岭南老巢也被端掉。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跟刘裕决战。

公元410年底，这场决定性的战役如期上演。刘裕见对方舟船高大，审时度势，用上了自己最擅长的火攻：让小船载着士兵靠近敌舰，齐投火炬。叛军大败，烧死淹死者无数。

卢循、徐道覆逃回浔阳，接着想退往豫章，在左口筑起栅栏阻挡追兵。这时候已经没人挡得住刘裕，何况几道木栅栏。刘裕毁栅强攻，又一次大破叛军。两人带着几千残兵退回岭南，从此分道扬镳：徐道覆回到始兴，卢循则想重新夺回番禺。很快，晋军在刘藩率领下攻克始兴城，徐道覆被诛杀。

卢循的末日到了。在晋军里外夹击下，他在番禺城下遭到致命打击，只能逃往交州，又被东晋交州刺史杜慧度击败。此时已是穷途末路。坐在船上指挥的卢循知道自己大限已至，先把妻子和十几个子女毒死，然后把众姬妾召集起来，出了一道考题：如果我自杀，谁会陪我一起死？

大多数人的回答是：麻雀老鼠尚且贪生，自杀实在是人情所难。只有三个人说：官人欲死，我们也不愿独活。

考试结果出来了——那三个想死的反倒没死成，卢循让她们出舱下船，放了一条生路。反倒是那些想活着的，全部被灌下毒酒。用几十条性命陪葬之后，卢循跳水自尽。

卢循、徐道覆折腾了一年多，最终又回到了原点。这场作乱和早先的孙恩造反一样，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带来的只有破坏。如果非要找出一个受益者，那只能是刘裕。孙恩作乱，让他脱颖而出；灭掉卢循，更让他的名望如日中天。

刘裕把大权越抓越紧，最难受的人是刘毅。

这位“革命战友”心里憋着一股火。他觉得命运对刘裕实在太偏心，对自己却处处设卡。桑落洲那一仗打得他灰头土脸，好长一段时间都不好意思出门见人。可即便到了这个地步，他依然不肯死心，一门心思想把权力重新捞回来，回到当年和刘裕平起平坐的位置上。

刘裕起初对他还算客气。公元412年，荆州刺史刘道规因病卸任，刘毅又看到了机会。他主动申请外放，刘裕念着旧日情分，点头答应了。朝廷随即下诏，任命刘毅为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兼荆州刺史。刘毅到任之后，找了个理由要求把广州也划进自己的辖区，刘裕照样同意，顺手把交州一并给了他。

这一步走得很大方，也很大意。

刘裕的慷慨让刘毅产生了错觉。他心里那个没熄灭的念头又开始蠢蠢欲动，头脑一热，连着办了两件蠢事。第一件，他没请示朝廷，擅自把自己在江州的老部下，加上豫州西府的文武将佐一万多人，全部调进荆州归自己指挥。第二件，他以身体经常不适为由，请求朝廷派堂弟刘藩到荆州当他的副手。

这两件事连起来看，意思就很清楚了：他要搞一个独立王国。兵是自己的，地盘是自己的，副手也是自己人。一个刺史做到这个份上，离造反只差一道手续。

刘裕这次不再退让了。他上书晋安帝司马德宗，一条条列出刘毅的罪行，措辞极重，要求依法处置。晋安帝不过是个摆设，朝廷自然照准。接着以皇帝的名义召刘藩进京，人一到，秘密处死。同时被杀的还有谢安的孙子谢混——他和刘毅走得太近了。

谢混这个人，死得有些可惜。

他号称“风华江左第一”，是出了名的美男子，文采同样出众，被晋孝武帝看中，招为驸马。刘裕第一次见到他和侄子谢晦时，曾感叹：“一时顿有两玉人耳。”

孙恩之乱时，谢混的父亲谢琰、兄弟谢肇和谢峻都被叛将张猛杀害。后来刘裕生擒张猛，把人交给谢混。谢混为了给父兄报仇，当场剖开张猛的胸膛，生吃其肝。“刳仇食肝”这个典故，就是这么来的。

这样的场面实在有些少儿不宜，尤其发生在一个玉树临风的人身上，反差大得让人吃惊。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能看出他心里那团复仇的火有多旺。

谢混的死因很单纯：他是刘毅小圈子的核心人物。当初刘毅排挤刘裕，极力推荐谢混出任扬州刺史，只是没能成功。两刘相争，必然要把祸水引到身边的人身上。作为失败一方的核心成员，他只能接受被宰割的结局。政治斗争里没有无辜的旁观者，站队的那一刻，账就已经记下了。

刘裕杀完谢混，心里也有些悔意。后来他登基称帝，谢晦在一旁说：“陛下应天受命，只可惜登基之时不能让谢混为您奉玺绶。”

刘裕叹息道：“我也觉得很遗憾，谢混早死，不能让后辈见其风流。”

可惜归可惜，该杀还得杀。你死我活的争斗里，对敌人宽仁往往等于对自己残忍。这个道理，在血雨腥风里拼杀出来的刘裕比谁都懂。

安排好后事，刘裕让豫州刺史诸葛长民和心腹刘穆之留守建康，自己亲率大军西征。先锋是大将王镇恶，一路打着刘藩的旗号向江陵进发。

刘毅对此还蒙在鼓里，天天在城里等着堂弟来赴任。等来的却是刘裕的讨伐大军。

这场决定命运的仗，几乎没怎么打就结束了。等刘毅的部下察觉不对劲，王镇恶已经冲进江陵城。刘毅惊慌失措，只能死守内城，可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城里的兵士听说刘裕亲至，军心瞬间崩溃。刘毅见守不住了，奋力突围而出。

接下来的一幕，像极了千年之后重演的“商鞅亡命”。

当年秦孝公死后，秦国国君和贵族全面清算商鞅。商鞅逃亡路上想住店，旅店老板要他出示凭证，说弄不清身份出了事要连坐——而这正是商鞅自己立下的法令。商鞅不敢暴露身份，走出旅店仰天长叹：“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成语“作法自毙”便源于此。

刘毅好不容易逃出城，只身跑到江陵城北的牛牧寺想借宿。僧人不认识他，直接回绝：前几年寺里有个僧人收留了逃亡的桓蔚，被刘毅下令杀掉，从此寺院再不敢收留陌生人。

这句话像一记耳光扇在脸上。当年下令杀人的是他自己，如今断了自己活路的也是这道命令。他被拒之后，发出了和商鞅一模一样的感叹，随后在寺门前的一棵树上自缢身亡。

自己立的规矩，最后成了自己的绝路。这种事听起来像编的，可历史上偏偏一再发生。

刘毅刚刚落马，建康城里又浮出一个内部敌人——留守的豫州刺史诸葛长民。史书说此人有文武才干，但品行不端。他是反抗桓玄起义的早期参与者，在推翻桓玄和抗击卢循的过程中都立过功，被封为督豫州及扬州之六郡军事、豫州刺史，领淮南太守。

刘裕带兵西征之后，诸葛长民暂时成了建康城的主角。没人管束，他的老毛病立刻发作：四处聚敛珍宝美女，大兴土木营建府邸屋宅，搞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

听到刘毅兵败身死的消息，一种强烈的危机感瞬间涌上心头。诸葛长民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刘裕像极了当年的汉高祖刘邦，而刘毅和自己，就是韩信和彭越。

诸葛长民心里清楚，刘裕迟早要班师回朝。这段时间他在建康干了些什么，他自己比谁都明白——聚敛珍宝、搜罗美女、大兴土木，桩桩件件都记在账上。等刘裕回来清算，他跑不掉。

正在焦虑的时候，弟弟诸葛黎民劝他起兵造反，说机不可失，再晚就来不及了。

诸葛长民搞腐败时一心一意，遇到大事却犹豫不决。他叹了口气：贫贱时常思富贵，富贵后却总遇危机。今天想当个布衣百姓，怎么就这么难？

这话听着像感慨，其实是懦弱。他不是不想活命，只是不敢动手。可心里又不甘心，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写信给冀州刺史刘敬宣，说要与他“共图富贵”。名义上是拉人入伙，实际上是试探对方有没有一起起兵的意思。

这一步走得极其愚蠢，堪称画蛇添足。刘敬宣不仅没答应，转头就把这封信交给了刘裕。

刘裕很生气，但他没有声张。他很聪明，知道这种事一旦公开，等于逼着诸葛长民立刻动手。于是他悄悄加快行军速度，带兵直奔建康。

城里的人早就听说刘裕要回来了。诸葛长民带着百官，一连多日在新亭等候。可刘裕留了个心眼——他怕城中有变，不急着进城，等所有部署都安排妥当，才悄悄回到府中。

这一手把主动权牢牢攥在了自己手里。他要的不是快，是稳。

诸葛长民听说刘裕已经回朝，又惊又怕。但奇怪的是，刘裕一点反应都没有，反而摆下宴席，请他来庆祝西征成功。

席间两人谈笑风生，开怀畅饮。直到把诸葛长民喝得人事不省，刘裕使了个眼色，埋伏在左右的兵士一拥而上，用绳子把这个喝高的老战友活活勒死。

看着眼前惨死的景象，刘裕毫无表情，端坐原处继续饮酒。

在对待政敌这件事上，刘裕的铁血冷酷是一以贯之的。从谢混到刘毅再到诸葛长民，他的手法越来越熟练：先给机会，再给陷阱，最后给绳子。他不吵不闹，也不公开审判，因为政治斗争里最忌讳的就是让对手有时间准备。一顿酒的时间，足够解决一个刺史。

内部清理干净，刘裕把目光转向西边。

西蜀原本是东晋的地盘，一直由益州刺史毛璩管辖。后来当地大族谯纵发动叛乱，杀死毛璩，自立为首领，建立割据政权，还向后秦称臣，时不时骚扰东晋的荆州地区。

刘裕很不爽。公元412年，他决定解决这个问题。

选统帅时，他力排众议，点了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朱龄石。满朝文武都不看好这个任命，可朱龄石没让人失望，一路顺利攻破成都。谯纵无路可走，同样自缢而死。巴蜀重新归入东晋版图。

收拾西蜀对刘裕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他的志向是扫清一切内外敌人。除掉刘毅和诸葛长民之后，内部的对手只剩下占据荆州的宗室司马休之。

这个人不好对付。司马休之在荆州颇得民心，而荆州位于建康上游，顺流而下直逼都城。在刘裕看来，这种人不除，迟早是个祸患。

但他没有直接动手，而是先拿司马休之的长子司马文思开刀。

这位司马公子平时喜欢和一群侠士混在一起，经常惹事。刘裕本来就讨厌他，时不时让他吃些官司。司马文思心怀不满，暗中与手下谋划作乱，结果被人告发。刘裕抓了他的同党杀掉，然后把司马文思本人交给他父亲处置。

这一招相当狠毒。

摆在司马休之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杀了自己的儿子，上演一出父子相残；要么下不了手，那就正好给了刘裕讨伐的正当理由。无论怎么选，输的都是司马休之。

虎毒不食子。司马休之不忍心处死亲生儿子，于是选了个折中方案：上表请求废除司马文思的谯王爵位，并亲笔写信向刘裕道歉。

这样的反应完全在刘裕意料之中。既然你不忍心动手，那就我来。

公元415年初，刘裕杀掉司马休之的次子司马文宝和侄子司马文祖，随后公开出兵讨伐。司马休之不会坐以待毙，立刻起兵抵抗。雍州刺史鲁宗之不是刘裕嫡系，担心灭掉司马休之后下一个轮到自己，也跟着起兵响应。

一向顺风顺水的刘裕，这次出师不利。先锋部队被击败，几名统兵将领非死即伤。没办法，他只能亲率大军渡江迎战。

迎面碰上的是沿着江边悬崖布防的四万荆州兵。此战打得极为惨烈——江岸陡峭，司马休之的军队沿着高岸列阵，渡江的晋军一时根本无法登岸。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刘裕孤注一掷，命令建武将军胡藩率军攀爬上去。胡藩面露难色，刘裕大怒，准备阵前斩将。反正都是一死，胡藩大叫一声：“籓宁前死耳！”随后带兵用刀柄凿石，在崖壁上凿出勉强能放手脚的浅坑，一点点攀至崖顶。

登顶之后，胡藩发起拼死攻击。荆州军挡不住这股劲头，稍稍后退。胡藩趁势再攻，荆州军一时间全线溃散。

这一战决定了结局。刘裕军趁势攻占江陵，司马休之父子和鲁宗之等人被迫逃亡后秦。

至此，放眼整个东晋朝堂，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与刘裕抗衡了。

回想这几十年，各大门阀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一个个都曾权倾朝野。如今这些名字全都烟消云散，大权却牢牢握在一个他们曾经非常看不上的“贫下中农”手里。

朝廷下诏，给予刘裕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极高待遇，并让他都督二十二州军事。

一句话，刘裕从此成为了东晋王朝最说了算的那位。

刘裕这个人，从来不是那种在江南花花世界里醉生梦死、满足于划江而治的守成之辈。公元410年，他带兵攻破南燕都城广固，把慕容超活捉回建康砍了脑袋，那一仗打完，刘裕心里那团北伐中原的火焰算是彻底压不住了。他盯着地图北边看，当时北方能打的就剩后秦和北魏两棵硬茬子。

就在刘裕把东晋朝廷的实权全攥进自己手心的时候，北方突然传来一个让他眼睛发亮的好消息——后秦皇帝姚兴死了，接班的儿子姚泓性格软弱，国内一堆烂摊子，政局晃晃悠悠，国势眼看着就要散架。刘裕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他知道，再次北伐的窗口期就这么敞开了。

咱们得先说说这个刚咽气的姚兴，还有他那个名声不太好的老爹姚苌。姚苌是后秦的开国皇帝，但他在历史上的口碑相当糟糕，原因就一个字——背信弃义。他辜负的人，是前秦天王苻坚。

当年前秦大军把姚苌逮住，刀都架脖子上了，是苻坚发了善心，亲自开口替他求情，硬是从鬼门关把他拽了回来。后来苻坚当了皇帝，不但没记仇，还封姚苌做龙骧将军，那是实打实的信任。

姚兴长大以后，苻坚又给他封了太子舍人，姚家父子两代，苻坚该给的面子、该给的官位一样没少。你要说恩情，苻坚对姚家简直是仁至义尽。

可姚苌不是那种知恩图报的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苻坚八十多万大军被打得稀碎，前秦元气大伤，北方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姚苌一看机会来了，立刻起兵反叛，在西燕慕容冲围攻长安的乱局里浑水摸鱼，自己扯旗建了后秦。

更绝的是，他后来在五将山把苻坚给逮住了，不但不念旧情，反而厚着脸皮跟苻坚要传国玉玺，还指望苻坚把皇位"禅让"给他。苻坚是什么人？当场破口大骂，把姚苌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姚苌被骂得下不来台，恼羞成怒，直接下令在新平佛寺里把苻坚给勒死了。

姚苌这一下是痛快了，可苻坚的死成了他一辈子的心理阴影。史书里写得明明白白，姚苌从此夜夜做噩梦，梦里苻坚带着鬼兵来索命，他经常在睡梦中大喊大叫，半夜里光着脚在宫殿里乱跑。有一次侍卫听见皇帝寝宫里有动静，以为进了刺客，冲进去就是一矛，好巧不巧捅在姚苌的要害上，血流了一地，伤口感染，最后就这么一命呜呼了。

临死之前，姚苌躺在床上不停地向半空中磕头，嘴里念叨着："杀陛下的是我哥哥姚襄，不是我啊，求陛下饶我一条命。"你看，做了亏心事的人，活着的时候比死了还难受。

姚兴接班的时候，后秦的臣民其实挺乐观的。这位新皇帝上台头几年，确实干了不少漂亮事。他推崇儒学，鼓励种地，重用贤能，广开言路，在那个打仗打到天昏地暗的十六国时代，姚兴居然把教育当回事，在长安和洛阳办了大批学校，天下读书人蜂拥而至，那两地方一时间成了北方的"学习圣地"。

姚兴还专门下命令，各地关卡遇到背着书袋的儒生，一律放行，不许盘查刁难。读书人那时候在后秦享受的是VIP待遇，走到哪儿刷个脸就能畅通无阻。

文治搞得有声有色，武功也没落下。姚兴四面开战，地盘越打越大，陕西、甘肃、宁夏全境加上山西、河南的一部分都划进了后秦版图，疆域面积达到了前秦鼎盛时期的大半。那时候你要跟后秦人说他们国家正在走下坡路，人家肯定觉得你脑子有问题。

但历史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公元402年，柴壁之战打响了，对手是正在崛起的北魏拓跋珪。这一仗后秦输得彻头彻尾，四万多精锐被北魏包了饺子。最让姚兴受不了的不是战败本身，而是他亲自带援军赶到了战场外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部队被北魏人一层一层吃掉，就是冲不进去。他站在高处，听着里面喊杀声震天，自己的兵一个一个倒下去，那种无力感能把人逼疯。

柴壁之战成了姚兴人生的分水岭。之前那个意气风发、满脑子建功立业的皇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心灰意冷、只想找个精神寄托的中年人。他开始疯狂信佛，后秦境内寺院佛塔跟雨后春笋似的冒出来，光长安城里就住了五千多个和尚，全国上下信佛的人占到十分之九，佞佛之风席卷朝野。你想想，那么多人不当兵、不种地、不纳粮，全跑去念经拜佛，国家的物质财富被消耗得七七八八，人力物力越来越疲敝，后秦的国力就这么一天不如一天。

人一旦没了雄心壮志，身体也跟着垮。姚兴晚年最头疼的事就是选接班人，偏偏在这个问题上他犯了致命错误。按规矩，嫡长子姚泓被立为太子，但姚泓这人生性柔弱，优柔寡断，不是当皇帝的料。按理说换个强势点的儿子就是了，可姚兴偏偏又想培养另一个儿子姚弼做备胎，对姚弼的势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在朝中拉帮结派。这就等于在后秦高层埋了一颗定时炸弹——太子党和姚弼党天天明争暗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内讧把整个统治集团撕得四分五裂。

姚弼不是个省油的灯，前后搞了好几回阴谋想搞掉姚泓，都没成功。但姚兴对这个儿子始终下不了狠手，舍不得杀。

公元416年二月，姚兴病重，直接昏死过去，太医都束手无策。姚弼一看，老爹这是不行了啊，立刻带兵杀进皇宫，准备武力夺位。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姚兴居然又"还魂"了，硬撑着从病床上爬起来，被人搀扶着站到城楼上。

叛军抬头一看皇帝还活着，而且就站在那儿盯着他们，心理防线瞬间崩了，一哄而散。姚兴这才狠下心来，把姚弼抓起来砍了。但经过这一番惊吓加折腾，姚兴的身体彻底油尽灯枯，第二天就彻底闭上了眼睛，再也没睁开过。

姚兴一死，后秦的烂摊子全甩给了姚泓。国内叛乱四起，外部强敌环伺，刘裕等的就是这个时刻。后秦的丧钟，从姚苌背叛苻坚的那一刻起其实就已经在响了，只不过拖了三十多年，终于要在姚泓手里敲响最后一下。刘裕站在长江边，看着北方，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要来了。

姚泓顺利即位了。如果生在太平年月，这位满身文人气质的君主，说不定能做个不错的守成之君。可惜他赶上的是乱世，“皇帝”这副担子压在他肩上，实在太重了。

后秦的内忧外患几乎同时爆发。先是哥哥姚愔图谋作乱，接着弟弟姚懿、姚恢又动了杀兄自立的念头，一家人为了那把椅子互相算计。外头也没闲着，大夏的赫连勃勃趁机杀掠数郡，抢得满载而归。一个政权烂到这个地步，离崩塌就差最后推一把的手。

刘裕就是那只等在暗处的猛兽。他敏锐地嗅到了机会。

公元416年八月，刘裕把刘穆之留在建康总摄内外，自己亲率大军北伐。这次出兵的阵容堪称豪华：东线王仲德，西线檀道济、王镇恶，中线沈林子、刘遵考，主力则由他自己统领。这些人全是久经沙场的猛将，把他们凑到一支队伍里，摆明了是要一口气吃掉后秦。

作战计划分两步走：前锋先拿下洛阳，四路大军在洛阳会师，然后一起西进关中，直取长安。

第一步走得极其顺利。王镇恶、檀道济一路所向披靡，后秦洛阳守将姚洸扛不住，只能开城投降。

第二步却卡住了。卡住的原因是航道不通，刘裕的主力舰队迟迟赶不到。其他几路在原地干等，等得心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后秦内部又乱了。王镇恶觉得机不可失，干脆把刘裕原先的部署扔到一边，擅自挥师西进，打算独吞灭秦之功。檀道济、沈林子一看王镇恶动了，生怕功劳被抢光，也跟着拔营西进。

三支大军就这么脱离了统一指挥，各跑各的。

刘裕只能干着急。几个月后，他的舰队总算进了黄河，行军速度却慢得可怜，全靠士兵在岸上拉纤逆流而上。更要命的是，北魏的大军一直在北岸跟着。这可不是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的温情画面，岸上那些马蹄声里藏着的是实打实的杀机。

这时候，北魏成了整盘棋的关键棋子。

后秦向北魏求救，盼着这位邻居能出手拉一把。刘裕也派人向北魏交底：我这次只打后秦，跟你们没关系，借个道就行，打完就走。

北魏皇帝拓跋嗣拿不定主意，朝堂上吵成两派。一派说唇亡齿寒，刘裕灭了后秦下一个必定图谋北魏，不如现在联合后秦，截断晋军西进之路。另一派说晋军本来无意犯魏，主动出击纯属引火烧身；况且北边正和柔然打着仗，今年年景不好，庄稼歉收，根本不具备开仗的条件。

两边都有道理，拓跋嗣更没了主意。最后他选了个折中的办法：派十万大军在北岸跟着刘裕的船队，你走我也走，你停我也停。不主动进攻，但晋军小船一旦被大风吹到岸边，船上的人一律杀无赦。

这种若即若离的骚扰最磨人。刘裕知道，不给这块“牛皮癣”来点狠的，这支舰队就别想安生走完黄河。

于是他拿出了一套新战法。

他先派将领带七百兵士、一百辆战车上北岸，摆出一个古怪的阵型：两边的车子紧贴河岸，中间的车子却后退一百多步，整体弯成半个月牙。这个阵有个学名，叫“却月阵”。

北魏兵从没见过这阵势，心里直犯嘀咕：晋军这是要唱哪一出？

还没琢磨明白，两千晋军在大将朱超石率领下渡河而来，还带了一百张大弩。北魏军这才反应过来，开始大举冲击却月阵。

晋军早有准备。先用弓弩射杀，眼看魏军越聚越多，索性把长矛截断，只留三四尺长，前面一人执矛，后面一人抡大锤猛砸。短矛瞬间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北魏军人挤人，一支矛扎出去能贯穿三四个人。魏军死伤惨重，朱超石趁势转入追击，又收割了一批人头。

从那以后，北魏军队再没敢出现在河岸上。

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但刘裕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他不顺，那几个不听指挥擅自西进的更不顺。大军被挡在潼关之外，久攻不下，军粮也接济不上。没办法，只好派人向刘裕求援。

当时北魏兵还如影随形地跟在岸上。刘裕憋着一肚子火，打开船窗指着岸边对使者说：我叫你们不要轻易冒进，你们偏不听。看看岸上这么多魏军，我哪还能抽得出救兵？

自力更生成了唯一的选择。他们一边四处筹粮，一边绞尽脑汁想办法入关。潼关这个天险看来是绕不过去了，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王镇恶决定放弃正面强攻，改由黄河入渭水，绕开潼关直插关中腹地。另一路由沈田子带领少数人马，绕道武关进入关中。

树挪死，人挪活。战略上这么一调整，奇效立刻显现。

听说一股晋军过了武关出现在蓝田，姚泓亲自率大军前来阻击。面对数万敌人，手里只有一千多人的沈田子横下一条心，把这仗当成人生最后一战。他趁姚泓立足未稳主动出击，一战斩杀一万多人。姚泓狼狈逃回长安，从此再也不敢出城。

堂堂后秦皇帝，带着几万兵马，被一支千人的偏师打得不敢露头。这一切都在预示：后秦的气数尽了。

另一支奇兵发挥了更关键的作用。王镇恶经渭水进抵长安郊外，弃船登陆前，他做了一次战前动员。话很直白：如今离家万里，什么保障都没有了。打赢了，功名富贵全都有；打输了，尸骨都留不下。是生是死，就在此一举。

打了鸡血的军队就是不一样。登岸之后，王镇恶身先士卒，后面的军士以一当十。秦兵根本挡不住，长安城很快被攻破。

姚泓眼见大势已去，召集家人商量：是降，还是死？

他十一岁的儿子姚佛念说，刘裕一定不会放过姚氏家族，与其受辱被杀，不如自行了断。姚泓下不了决心。结果是姚佛念自己从城墙上跳了下去，姚泓则出城投降。后秦就此灭亡。

一切正如姚佛念所料。刘裕下令，除姚泓以外的宗亲、嫔妃全部处死。姚泓本人被押送建康，在闹市中斩首。早知如此，还不如跟着儿子一起从城墙上跳下去，国破身灭，一了百了。

姚泓是刘裕杀掉的第四个国君。作为臣子，他的声望在这一刻到达了顶点。

东晋建国以来，历次北伐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而刘裕两次北伐，硬是把两位敌国皇帝抓回建康，在闹市当众处斩。这在东晋朝野看来堪称奇迹，前无古人，后面恐怕也不会有来者。

所有人都以为，刘裕会在北方站稳脚跟，然后一鼓作气把天下打下来。结果他偏偏选了最让人意外的一步：匆匆回师。

上一次灭掉南燕后他回师，理由很硬——卢循、徐道覆造反了，后院起火，不得不救。这一次呢？史书上给了两个说法。一个是众将思归，想家了。这个解释站不住脚，跟着刘裕打了这么多年仗的这帮人，什么时候因为想家撤过军？另一个说法靠谱得多：刘穆之死了。

就在刘裕刚进长安不久，建康传来消息，刘穆之病逝。刘裕听到之后悲恸欲绝，只说了四个字：朝廷无人。他怕生乱，于是决意东返。

要理解这个决定，得先搞清楚刘穆之对刘裕意味着什么。

从刘裕起兵讨伐桓玄那天起，刘穆之就跟在他身边。忠心不必说，办事更牢靠。后来刘裕每次带兵出征，都把建康交给刘穆之坐镇。只有后方是这个人，他在前线才睡得着觉。这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分工，这是把身家性命交出去。

刘穆之也确实撑得起这份信任。对内总理朝政，对外供应军需，府上每天宾客盈门，文书堆成山。他能一边眼睛看呈报，一边手里写批文，一边嘴里跟汇报的人说话，三件事互不干扰，件件办得妥帖。忙成这样，他还有闲工夫自己写书，自己校订到定稿。这种精力和脑子，东晋朝堂上找不出第二个。

但刘裕对刘穆之的感情，远不止“好用”这一层。更深的东西在于：刘穆之是真心尊重他。

这一点，在当时的东晋极其稀缺。

投到刘裕门下的世家大族一大把，可这些人心里根本看不上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武夫。谢混就是典型。刘裕官拜太尉的大喜日子，谢混不仅迟到，还衣冠不整地来了。这不是疏忽，这是明着给脸色看。谢混后来被杀，罪名是站队刘毅，可那份轻蔑，恐怕早就记在账上了。

还有谢晦。有次宴会上，刘裕想赋诗一首，附庸风雅一把。谢晦赶紧起身拦住，替刘裕写了一首。表面上看是给主子解围，实际上是怕他丢人现眼。好意是真的，瞧不起也是真的。

刘裕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靠武力和权柄，只能让那些高门大族表面上低头。庶民与士族之间那道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一纸诏书能化开的。所以他外表威风凛凛，内里其实孤独得很。刘穆之的存在，恰好补上了这个缺口——这个人敬他，不是敬他的官，是敬他这个人。

刘穆之还总在私下提醒他该注意什么。刘裕没读过什么书，字写得极差，在东晋这个名士遍地的朝廷里，暗地里不知被笑了多少回。刘穆之说，这不是小事，得改。可刘裕生性不爱读书，军务又重，哪有时间练字。刘穆之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既然没时间练，那就把字写大。越大越好。字大了，既能藏拙，又有气势。

从此以后，东晋臣民经常见到一种奇特的文告：一张纸上只写六七个字，每个字都有拳头大。

这条建议听着好笑，细想却让人心里发酸。一个开国级别的人物，要靠把字写大来掩饰自己的出身，那个时代的门槛有多高，可想而知。

刘穆之几乎是个完人。非要挑毛病，只有一个：吃得太讲究。他喜欢美食，也爱热闹，每顿饭都是山珍海味，开席不少于十个人，从不独自吃饭。

这事他曾老老实实跟刘裕报备过：我出身贫寒，小时候吃够了苦。自从跟随您以来，虽然时时注意节俭，但日常花销确实多了一点，除此之外，没有一丝一毫对不住您的地方。

能把贪嘴这种事主动说出来的人，心里是没有防备的。这样的人，一辈子遇不到几个。

所以他的死，对刘裕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可刘裕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是害死刘穆之的罪魁祸首。

事情出在一件看似不大的事上。

刘裕北伐攻下洛阳之后，按规矩朝廷该给他加封赏赐。可主持朝政的刘穆之，迟迟没有动静。

刘裕很不高兴。他派自己的秘书王弘回建康传话，而且特意没让王弘去找刘穆之，而是直接向那个形同摆设的皇帝司马德宗暗示：该给刘裕加九锡了。

九锡是什么？是臣子能拿到的最高礼遇，再往上一步，就是禅让。刘裕要这个东西，等于把话挑明了。

刘穆之听说之后，大吃一惊，很快就病倒了。至于他到底在想什么，史书没写清楚。是担心刘裕不再信任自己？还是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辛辛苦苦打理的朝政，其实是在替一个人篡位铺路？这些念头随便哪一个，都足以压垮一个人。总之他一病不起，撑了些日子，不治而亡。

这件事最残酷的地方在于：两个最信任彼此的人，最后被同一件事隔开了。刘裕要的是名分，刘穆之守的是规矩，两个人都没错，可偏偏撞在了一起。而撞完之后，刘裕连个能说这话的人都没有了。

他把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留在长安，配上王修、王镇恶、沈田子等文武守城，自己带兵东归。

结果他前脚走，后脚就出了事。留守长安的晋朝文武发生内讧，自相残杀。夏国的赫连勃勃趁虚而入，一举拿下长安。好不容易打下来的关中，转眼得而复失。

这是刘裕北伐最大的遗憾，也是他一生中最不该犯的一次错——他把后方交给了一个孩子和一群互相不服的将领，却没有留下一个能镇住场面的人。因为能镇住场面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灭南燕、平卢循、定蜀地、灭刘毅、诛诸葛长民、驱司马休之、覆后秦。回头数一遍这份履历，过去的岁月对刘裕来说顺利得近乎不真实。仗打完了，敌人杀光了，地盘拿到了又丢了，朝廷里再也没有第二个名字能和他并排站着。

下一步除了篡位当皇帝，似乎没有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可做了。

公元419年年初，东晋的痴呆皇帝司马德宗突然死了。

这个人当了一辈子傀儡，连话都说不清楚，死得却很不自然。不用多想，当时朝堂上敢对皇帝动手的，只剩刘裕一个人。没错，就是他干的。

其实对一个傻子皇帝，刘裕本不必下这个狠手。留着司马德宗，比杀了他更安全、更省事。他之所以非要这一刀，是因为一条谶语。

谶语就是古人信的那种“预言”。传说简文帝司马昱见过一句话：“晋祚尽昌明，昌明之后有二帝。”昌明是孝武帝司马曜的字。意思是东晋传到司马曜这儿就名存实亡了，后面还能再有两个皇帝。

刘裕很信这一套。他掰着指头算：照谶语的说法，司马德宗之后还得再有一个皇帝，才轮得到自己。可司马德宗虽然傻，身体却好得出奇，吃什么都香，看不出半点要驾崩的迹象。刘裕自己年纪一天天大了，能不能熬到黄袍加身那天，他心里没底。

于是他命中书侍郎王韶之找机会动手。王韶之很快等到一个空子，把司马德宗活活勒死。

为了凑一句谶语里的数字，杀一个毫无威胁的傻子。这种事在后人看来荒唐，在当时却是正经的政治计算——刘裕要的不是杀人，是买时间。

接下来这位注定是东晋末代皇帝。刘裕挑了司马德宗的弟弟司马德文。这位皇弟照顾傻哥哥一辈子，性子软，也懂事。他登基之后，很快就加封刘裕为宋王，礼仪待遇跟天子已经没有两样。

剩下的事只剩一场“禅让”。但两个主角还得先比划几下，不能做得太直白。

刘裕还是老套路：以退为进。他突然提出要告老还乡。满朝文武摸不透这位宋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一个叫傅亮的大臣看明白了。刘裕就把禅让的事全交给他办。

司马德文那边更简单。他是个明白人，早就知道自己是个摆设，随时准备下台。傅亮把草拟好的让位诏书递过去让他誊抄，他二话没说，提笔就写，还跟左右说：桓玄篡位的时候，晋室就已经失去天下了。多亏有刘公，才又延长了将近二十年。今天做这件事，我非常心甘情愿。

这话说得客气，也说得凄凉。一个皇帝亲口承认自己的王朝早就该亡了，只是拖到了今天。

一切准备就绪。公元420年农历六月，刘裕在建康城南郊设坛，举行禅让大礼，正式即皇帝位。因为他此前被封为宋王，新王朝的国号就定为“宋”。

这个王朝和后来的齐、梁、陈都只统治南方，合称“南朝”，与北方的“北朝”相对，中国历史从此进入南北朝时期。后来又有北宋、南宋，所以史书上一般把这个政权叫作“刘宋”。

大典办得还算顺利，唯一的遗憾是另一位主角没到场。本该两个人配合的一出戏，演成了刘裕的独角戏。

司马德文抄完诏书、交上玉玺，就回琅琊王府潜心修佛去了，不问政事，对刘裕送来的请帖一概不理。他不是抗争，只是使性子——用最后一点沉默，保留一点体面。

他没料到，这点体面给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刘裕即位后，封他为零陵王，把他迁到建康南郊的秣陵，派重兵看着。司马德文对前途还挺乐观，觉得自己配合得这么好，新皇帝总该放自己一条生路。褚皇后没那么天真，她跟丈夫寸步不离，吃的东西全部自己买、自己做。刘裕一时难以下手。

拖了一年，刘裕还是动手了。他派褚皇后的弟弟褚淡之带几个兵过去。褚淡之说有事要和姐姐商量，把她骗到另一间屋子。几个士兵翻墙进去，把毒酒端到司马德文面前，逼他喝。

身为资深佛教徒的司马德文不肯喝，理由是：佛教说人如果自杀，转世不得再投人胎。

士兵不管这套，一拥而上把他按到床上，用被子蒙住脸，活活闷死。事后刘裕把戏做足，为这位东晋末帝办了隆重的追悼会。

至此，刘裕创造了一项历史记录：他一生杀掉了六位皇帝——楚国的桓玄、南燕的慕容超、蜀地的谯纵、后秦的姚泓、东晋的司马德宗和司马德文。这项纪录至今没人打破。

作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刘裕对东晋皇帝和高门大族冷血到了极点；可对老百姓，他却相当不错。这大概和他出身寒门有关——他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登上帝位后，他多次下令减免赋税，改革东晋以来苛刻的刑法，屡次赦免囚徒。这个只会写几个大字的皇帝，对教育格外上心，兴办了不少学校，把尊师重教的风气重新立了起来。

寒门出身的人当了皇帝，很容易从一头走到另一头，穷奢极欲，想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刘裕偏偏不是这样。他简朴得不像个皇帝。

翻他的履历就能看出，“不爱财、不好色”几乎是他的人生信条。没当皇帝之前，宁州进献过一个价值不菲的琥珀枕头。刘裕听说琥珀能治刀伤，二话不说让人砸碎，分给受伤的将士。北伐灭掉后秦后，他得到姚兴的一位侄女，长得十分标致，他也动了心。谢晦劝他别为这事耽误正事，他当天就把人送走了。

艰苦朴素这四个字，他是真往心里记的。当了皇帝之后，他经常穿得普普通通，拖着连齿木屐在神虎门散步，左右随从不过十几个人。他睡的床是土坯垒的，挂的是土布帐子，墙上点的是布灯笼。他还命人把年轻时耕田用的农具收起来，当作教育后人的物件，让子孙知道稼穑艰难。

刘裕用这些举动证明，自己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治国同样拿得起放得下。王夫之评价他：“汉之后，唐之前，唯宋氏犹可以为中国主也。”遗憾的是，这位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龙椅坐了不到两年就病逝了。

鲜红，是伴随刘裕一生的颜色。大大小小无数次征战，许多时候生死只在一瞬间。血肉溅在身上，尸体倒在眼前。在那个乱世里，似乎只有这种颜色才能染出一条通往高处的路。刘裕双手沾满鲜血，这鲜红成就了他，也在他身后投下一片阴影。尤其是他把拱手让权的司马德文杀掉这件事，打开了一个极坏的口子。从此以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用前朝皇族的血来献祭，连他自己的后代也没能幸免。

一千多年后，一位叫辛弃疾的知府登上京口北固亭。眼前是滚滚东去的长江水，江对岸是落入敌手的故土。他想起了刘裕，心中颇多感怀，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刘裕，从此在这首词中重新复活，一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