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36年8月2日，黑龙江珠河县。
一辆囚车缓缓驶向刑场，车上坐着一位浑身是伤、步履蹒跚的女子。她的身上，电刑留下的焦痕、烙铁烫出的伤疤、钢针扎过的孔洞，密密麻麻，触目惊心。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被日军折磨了整整9个月的“囚犯”，此刻却昂着头，用尽全身力气唱起了《红旗歌》。
行刑的日军手在发抖。
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中国人——一个31岁的女人，一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
她叫赵一曼。
“红枪白马”女政委，日伪报纸上的噩梦
1905年，赵一曼出生在四川宜宾一个富裕家庭。本可以过着衣食无忧的大小姐生活，她却选择了另一条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赵一曼主动请缨，奔赴抗日前线。
在东北，她化名“赵一曼”，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后担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委。
别看她是个女同志，打起仗来比男人还猛。她骑着白马，手持双枪，在白雪皑皑的林海雪原中穿梭，打得日军晕头转向。
日伪报纸上，她是“红枪白马”的女匪首，悬赏金额一涨再涨。
为掩护战友，她身负重伤被俘
1935年11月，赵一曼率部在珠河县左撇子沟与日军激战。
为了掩护部队突围，她主动断后。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她身负重伤，昏迷中被俘。
日军如获至宝。
他们以为，一个女流之辈，稍微吓唬一下就会乖乖招供。他们想从她嘴里撬出抗联的情报，想让她投降，想让她成为瓦解东北抗日力量的“活教材”。
他们错了。
电刑、烙铁、钢针刺伤口，9个月生不如死
日军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审讯。
电刑——电流一次次穿过她的身体，她浑身抽搐，却咬紧牙关不吭一声。
烙铁——烧红的烙铁烫在她的皮肤上，滋滋作响，皮肉焦糊的味道弥漫整个审讯室，她依然沉默。
钢针——他们用钢针刺她的伤口，那些已经溃烂的伤口被一次次挑开，她疼得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
9个月，生不如死的9个月。
日军用尽了所有酷刑，却始终没能从她嘴里得到一个字。
她留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
感化看护，策划出逃
日军怕她死了，把她送到医院监护治疗。
在医院的这段日子，赵一曼用她的人格魅力，感化了看守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
她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中国的未来，讲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思念。
两个年轻人被深深打动，决定帮她出逃。
1936年6月28日，他们成功将赵一曼从医院救出，向抗日游击区转移。
可惜，就在距离自由只有一步之遥时，日军追了上来。
赵一曼再次落入魔爪。
这一次，日军不再给她任何机会。
押送车上，她写下最后一封家书
1936年8月2日，日军决定将赵一曼押回珠河县处决。
在押送车上，赵一曼向押送的宪兵要来纸笔，给儿子“宁儿”写下了这封遗书：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封信，字字泣血，句句锥心。
她多想看着儿子长大，多想亲口告诉他妈妈有多爱他。
可是，她更想让儿子知道，妈妈是为了什么而死。
高唱《红旗歌》，从容就义
刑场上，赵一曼拒绝了日军让她跪下的命令。
她昂首挺胸，高唱《红旗歌》，歌声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
枪声响了。
31岁的赵一曼倒下了，倒在了她战斗过的黑土地上。
她的鲜血，染红了白雪，染红了白山黑水。
今天，在哈尔滨，有一条“一曼大街”。
在她的家乡宜宾，有一座“赵一曼纪念馆”。
每年，无数人前往参观，缅怀这位女英雄。
可是，我们真的记住她了吗？
我们记住的，不应该只是一个名字，一段历史。
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她在电刑下咬紧牙关的坚毅，是她在烙铁烫身时的不屈，是她临刑前对儿子的牵挂，是她高唱《红旗歌》时的从容。
她本可以活着。
只要她开口，只要她投降，她就能活。
可是她没有。
因为她知道，有些东西，比生命更珍贵。
那就是信仰。
今天，当我们享受着和平的阳光，当我们和家人团聚在一起，请不要忘记——
这盛世，如她所愿。
这和平，是她用生命换来的。
致敬赵一曼！
致敬所有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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