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世纪的某个冬天,长安宫室内,汉代工匠正把泥土、花椒和石灰混合起来,涂抹在墙面上。宫人问:“墙上为何要撒花椒?”工匠答道:“既能防潮驱虫,也能让屋子少些寒气。”这几句话,未必是某次真实对话,却能说明一个事实:在棉被普及以前,取暖并不只是多添一件衣服,而是要从房屋、炉火、寝具到饮食,一层层想办法。
“宋朝以前没有棉被”这句话,严格说并不完全准确。棉花并非宋代才被中国人认识,秦汉时期,岭南和西南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棉花及棉织物。不过,棉花长期局限在南方,种植规模不大,纺织技术也没有普遍传播。中原和北方百姓的冬日生活,确实很少能用上后来意义上的棉被。
更准确的说法是,棉被在宋末元初以后,才逐渐从少数地区的物产,变成大量家庭能够接触到的日常用品。在此之前,人们依靠的是麻、葛、丝、兽皮、芦絮、柳絮,以及更重要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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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寒冷究竟有多厉害?史籍里留下过一些令人吃惊的记录。西周周孝王七年,典籍记有“江、汉俱冻”。长江和汉水同时结冰,足以说明当时寒潮的强烈。东汉光和六年冬,北海、东莱、琅邪等地的井水结冰,冰层厚达一尺余。
这些文字看着简短,落到普通人身上却不是景象,而是生计。水井结冰,意味着取水困难;牲畜受冻,意味着耕作和运输都要受影响;夜里无法保持体温,老人、孩子和病人最容易撑不过去。古人没有气象预报,也没有统一供暖,过冬本身就是一场持续数月的考验。
最早的办法,是把火留在屋子中央。
新石器时代的半地穴式房屋里,经常能发现火塘遗迹。地面挖出浅坑,周围垫上石块,木柴在中央燃烧。火塘既能烹煮食物,又能照亮屋内,还能让一家人围坐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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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临汾桃园村遗址曾发现距今约六千年的房址,室内有口径接近一米的火塘。陶罐、盆、石器散落在附近,说明做饭、取暖和日常劳作,都围绕着这一团火展开。
那时没有专门的客厅和厨房。火塘就是家庭生活的中心。人们席地而坐,孩子靠近火边,老人占据背风的位置,成年人则负责添柴和照看火种。火不能熄灭,熄灭了,夜里重新生火往往十分麻烦。
火塘也有明显缺点。烟雾会充满屋内,火星可能引燃茅草屋顶;离开火塘几步,寒气便重新贴到身上。于是,人们开始设法让火能够移动,或者让热量在房屋中停留更久。
春秋战国时期,火盆和炭炉逐渐出现。贵族墓葬中发现的青铜炉,有的带三足,有的设提链,还配有盛灰的器具。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炭炉、铜箕和漏铲,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用炭方式。
炭火比柴火更适合室内使用。它燃烧时间长,烟相对少,火力也较稳定。不过,木炭需要砍伐树木并经过烧制,价格并不便宜。贵族能在室内放置精致铜炉,普通百姓更多使用陶盆、瓦盆,或者在地面简单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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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盆解决了“火不能移动”的问题,却没有解决烟气和热量的矛盾。秦汉时期,建筑取暖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秦都咸阳遗址发现过壁炉和疑似火墙的设施。有的炉灶与墙体内部的通道相连,燃烧产生的热气沿着墙中管道流动,使墙面保持温度。烟气被引向室外,屋内留下热量。这种做法,已经接近后世火墙和暖阁的原理。
皇宫里的取暖条件自然远胜民间。西汉未央宫有温室殿,文献记载墙壁曾用花椒和泥涂抹。花椒并不是专门用来“制造热量”,它的作用更多在于防虫、除湿和改善室内气味,厚重墙体本身才是阻挡寒风的重要部分。
椒房殿的名称,也与花椒涂墙有关。宫殿通常坐北朝南,墙体厚实,门窗讲究封闭,室内还铺设毛毯、挂设织物,再配合火盆取暖。多种办法叠加起来,才能让宫室在寒冬里保持相对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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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百姓没有这样的条件。
北方民居多用夯土墙、木架和茅草覆盖,保温能力有限。墙缝、门缝和屋顶都可能漏风,屋内烧火时还必须考虑烟气排放。寒冷地区的人们往往会把房屋修得低矮,减少开窗,并将牲畜圈舍安排在住处附近,借助墙体和体温挡住一部分寒气。
衣物是另一道防线。麻布结实、价格相对低廉,却不如毛皮和丝绵保暖。富裕家庭使用狐裘、羊裘、貂皮等衣料,普通人则在夹衣、麻衣之间填入芦花、柳絮、旧布和破絮。
这些填充物能挡住一部分冷风,但容易结块,也不够蓬松。被子用久以后,填料会压实,保暖能力越来越差。杜甫写过“布衾多年冷似铁”,其中的“布衾”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厚棉被,所谓冷似铁,正写出了旧被褥失去弹性后的寒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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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也曾被用来御寒。魏晋至唐宋时期,纸衣、纸被并非完全虚构。较厚的楮皮纸、藤纸经过加工后,可以制成外衣或夹层,作用主要是挡风。寺院僧人不便穿用丝绵,纸衣便成为某些地区的替代品。
但纸衣有局限。它能减少风直接吹透,却不能像蓬松纤维那样储存大量空气。严寒之中,纸衣贴在身上,很快会被体温焐软,保暖效果随之下降。穷困之人使用它,并不是因为它特别好,而是因为手边可用的东西实在有限。
火炕改变了北方家庭的夜晚。
河北徐水东黑山村曾发现西汉时期的火炕遗迹,炕体内部设有烟道,说明这种设施的历史相当早。火炕的结构并不复杂,灶火燃烧后,热烟经过炕洞,再从烟囱排出,炕面和炕墙便慢慢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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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饭和取暖合在一起,是火炕最实用的地方。白天灶火不断,晚上余温仍能维持很长时间。全家人睡在同一铺炕上,既节省柴草,又减少了身体热量的流失。北方农家的炕,并非单纯的睡觉处,而是吃饭、纺线、聊天和照料孩子的生活平台。
南方湿冷,火炕不一定普遍,却发展出不少小型暖具。唐宋时期,手炉、脚炉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手炉可以放在袖中,脚炉置于足边,内中燃炭或存放余灰。它们体积不大,便于携带,适合出门、宴饮和室内久坐。
还有一种暖具叫汤婆子,也称暖足瓶。铜、锡或陶制的小壶装入热水,封住壶口,再裹进被褥,用来焐脚和暖被。苏轼给友人书信中提到过送暖脚铜缶,并说明灌入热水、封好壶口后,能让人一夜脚暖。
这类器具很有意思。它们并没有提高整间屋子的温度,却把有限的热量集中在人体最需要的地方。手冷就暖手,脚冷就暖脚,被窝冷就先焐被。古人对寒冷的应对,往往不是追求“大火取暖”,而是尽量减少热量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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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的推广,带来了真正的变化。
棉花原产于南亚和阿拉伯地区,早期可能沿海上交通路线传入岭南。唐宋以前,南方部分地区已经知道棉花和棉布,但种植区域、纺织工艺和传播范围都受到限制。棉花没有立刻进入中原家庭,更谈不上人人使用棉被。
南宋时期,福建、两广、江南和四川等地的棉花种植逐渐增加。棉布开始出现在更多文献和市场中。到了宋末元初,黄道婆在松江一带改进棉纺织工具和工艺,推动了长江下游棉业发展。棉花经过弹松、纺线、织布和填絮,才真正具备大规模进入民间生活的条件。
棉被的关键,并不只是“棉”这个材料,而是棉纤维的蓬松结构。纤维之间能够留住大量空气,人体散发的热量不容易迅速跑掉。旧絮可能越盖越硬,棉絮却能保持较好的弹性,翻身时也不容易立刻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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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宋末元初之后,棉被的普及不只是让人睡得更暖,也改变了普通家庭的冬季安排。过去必须紧靠火塘、挤在一铺炕上,或者在被窝里塞入各种填料;有了棉被,人在离开炉火后,仍能较长时间保持体温。
不过,棉被并没有立刻消除寒冷。棉花种植需要土地,纺织需要工具,弹棉和制被也需要人工。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之间,使用棉被的时间相差很大。南方产棉区可能较早普及,偏远山地和北方贫困家庭仍要依靠麻布、皮毛、旧衣和火炕。
从火塘到炭炉,从火墙到火炕,从纸衣到棉被,古人的过冬办法没有一件来自凭空想象。每一种器具背后,都是对柴薪、房屋、衣料和人体热量的反复计算。条件好的人,把墙做厚,把炉做精;条件差的人,就把全家人聚在一处,把能烧的柴多留一晚。
严寒来临时,真正可靠的从来不是某一件神奇器物,而是房屋少漏风、炉火不断、衣被能存热,家人彼此照应。棉被普及之前,漫长冬夜就是这样被一夜一夜地撑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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