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后，前中统特工鲍君甫被判死刑，申辩称周恩来知晓其功劳！

1951年春，南京市一间审讯室里，面临重判的鲍君甫突然提到周恩来和陈赓。他不是替自己开脱，而是说：“我过去为党做过事，他们知道。”这句话让办案人员颇为意外。一个曾在国民党系统任职、还做过感化院院长的人，怎么会声称自己是共产党在敌方内部的工作人员？

当时，镇反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南京开展登记和清查后，大批有旧政权经历的人主动说明情况，也有人因顾虑重重而保持沉默。鲍君甫便属于后者。他曾经的身份并不普通，名字也不止一个，若只看档案，很容易被归入需要严肃处理的对象。

真正改变案件走向的，是他的另一段经历。

鲍君甫原籍广东，早年曾赴日本求学，先读商业，后来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留学期间，他掌握了日语。回国后，他在上海日本人创办的基督教青年会任职，常到书店翻阅书籍，也是在那里结识了杨剑虹。

这段交往，使鲍君甫逐渐接触到国民党内部的人物。1926年，他改名杨登瀛，并以这个名字加入国民党。此后，他又认识了陈养山、刘鼎等人。表面看，他在国民党一边谋事；私下里，他却开始接触共产党方面的同志。

1927年，局势骤然恶化。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的政治空气极其紧张。鲍君甫因反对一些做法而被捕，幸得张道藩出面斡旋，才没有遭到更严重的处置。这件事对他影响很深，也让他看清了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和政治清洗的残酷。

1928年，国民党着手建立更系统的特务机构。凭借日语能力、社会关系和办事手腕，鲍君甫被吸收进相关工作。对国民党而言，他是可以使用的人；对共产党而言，他又有可能成为了解敌方动向的窗口。

鲍君甫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陈养山，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提供帮助。陈养山经过接触后，将情况上报。陈赓随后对这条线给予重视，并要求鲍君甫继续保持与国民党调查、警备等系统的联系，同时通过可靠渠道传递情报。

为了保护他的安全，中央特科曾安排连德生以保镖身份跟随左右。这个安排并非表面上的排场，而是为了让两人能够在公开场合保持接触。鲍君甫搜集到的情况，再由刘鼎等人协助处理，逐步送往上海地下党方面。

有意思的是，鲍君甫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越来越高。杨剑虹出事后，上海方面缺少熟悉各机关关系的人手，鲍君甫得到徐恩曾信任，被委以更重要的差事。他能够出入军警机关，也能接触租界方面的办案人员，甚至代表国民党处理一些案件。

这种身份极其危险，却也带来了难得的情报渠道。为了让他继续取得信任，陈赓等人有时会提供已经失去时效的材料，让鲍君甫交给国民党方面。敌方以为掌握了重要线索，实际上却无法据此判断共产党内部的真实情况。

1929年前后，鲍君甫提供的情报曾帮助上海地下党了解敌方行动，并参与营救和保护一些重要人员。他并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却长期处在刀口之上。任何一次口误，一份文件上的细节，甚至一次不合常理的行动，都可能使这条秘密战线彻底暴露。

危险最终来自顾顺章叛变。

1931年，顾顺章被捕后投向敌方，并供出了上海地下党的一些情况。相关消息传出后，钱壮飞及时截获电报，中央方面迅速采取措施。陈赓找到鲍君甫，劝他尽快离开上海。鲍君甫却认为自己有国民党上层关系，不会立刻出事。

临别时，陈赓叮嘱他：“如果有人问起顾顺章，你只说自己是告密者，其他话不要多讲。”这不是普通的安慰，而是危急关头的应对办法。

随后，鲍君甫果然被捕。徐恩曾等人清楚他的关系和价值，经过权衡，没有将事情扩大处理。半年后，他被释放，但从此受到严密监视。国民党方面还安排他担任感化院院长，名义上有职务，实际上已失去行动自由。

抗战爆发后，相关机构迁移，鲍君甫才逐渐脱离控制。此时的他早已失去往日地位，只能靠摆烟摊、做零活维持生活。街坊眼中，他不过是一个落魄的旧人员，没人知道这个沉默的摊贩曾经承担过怎样的任务。

1950年镇反开始后，鲍君甫因既往经历被捕。1951年，法院根据材料准备重判，他这才说出自己曾为共产党工作的经历，并请求核查陈赓、周恩来是否知情。南京方面随即向陈赓发函。因陈赓当时工作调动，回信直到1951年11月才到达，案件也因此出现转机。

1952年1月25日，鲍君甫获释。后来，陈养山得知他的处境，专门向南京方面说明其历史贡献。1954年，鲍君甫又致信陈赓，请求解决生活困难。周恩来获悉后，要求有关方面认真处理。

从1955年5月起，南京市公安局按月给鲍君甫发放生活补助。1956年，陈赓还写信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并请他到北京相见。多年未见的战友重新坐在一起，许多往事已经不必细说。

1969年，鲍君甫在南京病逝，终年79岁。此前漫长岁月里，他曾有过显赫身份，也曾沦为街头小贩；曾被敌方信任，也曾在审判中面临死刑。那段隐秘经历，直到晚年才逐渐从尘封档案中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