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金安：用镜头记录了昨天的浦东 ▸影像◂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今年初，摄影展“上海乡愁——土地、记忆与变迁”在上海通志展示馆开幕。其中，摄影家徐金安带来的摄影作品记录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川沙百姓的生活，令人分外感慨怀念。黑白照片里面的生活、生产图景烙印着那个时代的社会底色，画面传递出一种久远陌生的气息，同时，又因人们衣着的朴素和饱满的情绪，显现一份久违的熟络和亲切。以下是他的讲述——

徐金安旧照─航摄归来

1974年的一个傍晚，施湾的海滩上，围垦大军收工了。人们扛着农具成队往回走，长靴上沾着泥浆，脸上的汗被海风慢慢吹干。我站在人群边上，看光线斜斜地铺下来，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觉得这一刻人美景佳。于是我快步跳上路旁的拖拉机，举起相机，按下了快门。

《围垦大军》

这张照片后来叫《围垦大军》。50年后，它挂在“上海乡愁——土地、记忆与变迁”影像展的展厅里，和另外80多幅作品一起，讲述着上海市郊半个世纪的变迁。有观众在《粮食秋晒》前停住脚，也有老人站在《温馨农家》前，不自觉地慢下脚步，陷入回忆。

从1972年元旦走进县文化馆算起，我把镜头对准这片土地，已经50多年了。我的镜头里，不太有摄影作品常见的波澜壮阔大场面，更多的是田埂上的劳作、场院里的晾晒、屋檐下的烟火、孩子和老人的笑脸。那一代摄影人，镜头大多对准大事件、老建筑、风景名胜，而我因为工作缘故，却独把普通人生活、生产、劳作的细节，细细密密地记了下来。后来浦东翻天覆地，这些照片，成了这座城市回望来时路的一扇窗。

我生于川沙，长于川沙。那时的川沙是上海的近郊，一个以农耕为业的县。我从小喜欢画画，在学校抄黑板报、画粉笔画；毕业后回到农村生产队当政治队长，出油印小报，办墙报，画宣传画。后来进了县文化馆做群众美术，因为单位摄影工作的需要拿起相机，一拿就是一辈子。

养牛老农 上穿对襟衣，下围长作裙，手拿铡刀切牛料。这是乡下正宗的养牛户。1977年摄于六团

美术和摄影，在平面表现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可真要动起手来，又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功夫。我先跟老师学配药水，D72、D76，显影液、定影液，把配方背得滚瓜烂熟。药水配好，就钻进暗房学冲洗胶卷、印放照片。那时候的暗房，是我一天里待得最久的地方——红灯泡亮着，水声哗哗，一张张照片从无到有，像庄稼的苗从土里慢慢长出来。

那些年，搞摄影的都被看作“专业人才”，这话不是夸耀，是实情。除了技术，一卷胶卷要花钱，相纸要花钱，拍坏了不能重来，材料、成本、时间，样样金贵，普通人很难当作兴趣爱好去做。照片洗好了、放大了，再给人家送去——这一送，往往要等一周左右，还要看机缘：正好再骑车路过那个村子，才能把照片交到人家手上。而正是这样的不确定、等待和重逢随缘，让一张照片变得格外珍贵。

温馨农家 烟囱老灶头，鸡鸭满场头。这是标准温馨的农家生活风情。1978年摄于孙桥

也正因为成本高、材料贵、时间紧，那个年代过来的摄影师，手上的功夫都较硬。老式的相机没有自动对焦，靠黄白两个影像重合来对焦，有的相机还要自己估距离——离着几米，心里要有数，全凭经验。所以那时候的照片，不一定张张清晰，但张张都能见功夫。

从1972年到80年代末，差不多20年，我每个星期都下基层。于是每个星期，我骑一辆自行车，在川沙的乡间穿行。这一片当时全是阡陌纵横的农田河流和零碎散野的集镇乡村。拍什么呢？农林牧副渔，方方面面。川沙是农耕地区，种棉花、油菜、水稻、小麦，靠黄浦江一带多种蔬菜，供应市区。那时候浦东还叫川沙县，浦东开发是后来的事；在我按下快门的那20年里，那里还是农田、河流、炊烟，还是那个农耕社会的模样。

机械插秧 插秧机的使用对抓住后季稻的插秧季节和减轻社员的劳动强度，都有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1986年摄于杨元

群鸭散养 植物野生环保，畜禽散养鲜美。川沙原本除了田野就是河流。广大养鸭户就利用天然的河流散养鸭子。1979年摄于孙桥

那时活跃在上海郊区的摄影者并不少，可镜头大多对准大事件、老建筑、风景名胜；像我这样，因为工作的缘故，把市民的日常、生产的细节、劳作的姿态，细细密密地拍下来的，少之又少。当然，拍什么也不全是随心所欲，我要按工作需求围绕县里典型性的人和事拍。川沙是上海的“奶牛之乡”——上海人喝的牛奶，很大一部分就产自川沙，到1988年，全县奶牛超过一万头，三分之一的上海市民饮用奶由川沙提供。川沙还走出过一位著名的赤脚医生王桂珍，背着药箱走村串户，后来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登上了日内瓦世界卫生大会的讲坛。

现在回看我那些老照片，可以说藏着一个时代的细枝末节：1973年孙桥的《喜收稻谷》，割稻要交叉稻把，便于快干，束捆要方整站立，便于挑担运输；1978年东沟的《农田与船厂》，这边麦儿青青菜花黄，那边塔吊林立造船忙；1980年唐镇的“小康之家”，电视机、收音机、三门橱、皮沙发、落地灯，样样齐备；1987年合庆的《缝纫加工》，那时川沙乡镇两级有两百多家服装企业，主要出口女式服饰，创汇2800多万美元；还有1974年摄于王港的小火车——第二年就被拆除了。这些画面，如今连一点影子都找不到了。

1979年到1982年，因为工作需要，我被借调到《解放日报市郊版》当摄影记者。3年下来，我学会了新闻摄影的特点和拍摄方法：一张照片要在报纸上立起来，光有主题不够，还要有光线、有瞬间、有人情。也正是这个时期，我有了另一重身份：组织者。1981年，在自然形成的摄影小组基础上，我牵头组建了川沙县摄影协会，被影友们推选为首届会长，之后连任三届。1990年，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1993年，川沙县撤销并入浦东新区。之后组建浦东新区摄影家协会，我又被推选为主席，连任三届。辅导乡镇文化站的摄影干部，带教摄影爱好者，办展赛，做讲评。一个人的相机是有限的，一群人的相机，才能把这片土地记得更丰富多彩。

忙碌之余，我也始终没有停下学习。1988年，我报考了上海大学摄影专业，脱产两年，把系统的理论补了个扎实。90年代起，摄影器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机械相机变成了数码相机，胶卷换成了内存卡。我也跟着学数码摄影，在电脑上学PS操作，与时俱进。

喜演餐事员 川沙的群众文化单位，遵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在农村打谷场上为农民演出服务。1972年摄于城镇

我的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在各种影展影赛上获奖。《奶奶的晚年》《儿媳下地了》1981、1982年获上海市摄协影展优秀作品奖；《腾飞的浦东》2011年入选《中国摄影》杂志摄影展。随着年纪渐长，我的镜头也越走越远。2019年，《渴望》获新加坡国际摄影展金牌，《老者》获美国摄影学会、塞尔维亚国际摄影展金牌。2020年，《水上人家》《搬运工》《一带一路》《保佑》接连在保加利亚、新加坡、塞浦路斯、阿塞拜疆、希腊等地的国际影展上摘金夺银。2023年，我被评为中国摄影网“十佳摄影师”。

但真正让我珍视的，还是那批老照片。2022年，《浦东旧影1972—1989》由中国摄影出版社正式出版。整理这批旧片，比我想象的难。最费神的是写照片说明，为了写清一张说明，我常常翻报纸、找资料、查县志、问熟人，有时一折腾就是好几天。能够展示和保存浦东川沙的历史图像，实现半个世纪的梦想，我心甘情愿。2022年10月，2022上海国际摄影节暨第十六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览开幕，上海市摄协邀请我的《浦东旧影》部分作品参加“初心·经典流传”板块。就在开幕式举办那天，市摄协领导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申请被批准了。对于我，那天真是个好日子，双喜临门。

浦东说书 龚路乡的文艺队伍相当活跃。表演水平高，参与人员多。老妈妈合唱队全县闻名。“浦东说书”节目还上北京参加过全国汇演。1975年摄于龚路

2026年的春天，我带着我的老照片又忙了起来。2月，“上海乡愁——土地、记忆与变迁”影像展在上海通志展示馆开幕。在分享会上，讲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川沙，我几乎不用看照片，画面都在脑子里：东临合庆、南远施湾，西到杨思、北至凌桥，我骑车走过每一寸土地。比我更动情的是展厅里的观众，很多特地来看展的老人都说“很亲切，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生活的。”那就是他们当年生活的地方，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日子。

这些照片里存着的，不只是浦东的旧貌，更是一种民风民情——人怎样劳作，怎样相处，怎样过日子，怎样在有限的年月里把日子过出滋味。这正是我几十年来细密记录的意义：大事件、老建筑、风景，自有别人去拍；而普通人的一天又一天，如果没有人记录，就真的湮没在时间里了。

今年我七十八岁了。出门拍摄不再骑自行车了，改乘地铁了。有人劝我，年纪大了，该歇歇了。我不肯。50多年前，我在暗房里守着药水，等一张照片慢慢显影；50多年后，我还在等。等一道好光，等一个对的瞬间，等这片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的更新，在镜头里再一次定格。时代会过去，影像留下来。

《城市动脉》 2023年无人机摄于浦东

《多彩家园》 2024年无人机摄于浦东

《世纪赏梅》 2024年无人机摄于浦东

《三林民俗风》 2026年无人机摄于浦东

徐金安

副研究馆员，中共党员，上海大学摄影专业毕业。中国摄影家协会等多个摄影协会会员，其摄影作品聚焦浦东地区社会变迁，留存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影像资料。

文编 | 刘莉娜

美编 | 慢慢华

特别声明：本文经上观新闻客户端的“上观号”入驻单位授权发布，仅代表该入驻单位观点，“上观新闻”仅为信息发布平台，如您认为发布内容侵犯您的相关权益，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