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3月17日，南京近郊，戴笠乘坐的飞机坠毁在岱山附近。消息传到重庆时，蒋介石正在处理军政事务。这个消息看似是一场空难，却让国民党内部一场持续数月的权力角逐，突然失去了最关键的当事人。
戴笠之死，真正值得追问的并不是一句传闻中的遗言，而是他为何在抗战胜利后迅速陷入孤立。抗战时期，军统承担了情报、侦缉、反间等任务，组织规模庞大，人员遍布各地。戴笠本人又直接掌握大量机密，这种权力在战时是工具，到了和平时期便成了蒋介石眼中的隐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军统的战时职能并没有立即消失。戴笠还拥有中美合作所留下的关系网络，以及忠义救国军等武装力量。更麻烦的是，军统触角伸入军队、警察和地方行政系统，戴笠见官不低头，许多高级将领也要顾及他的态度。
蒋介石并非不知道戴笠有能力。恰恰因为清楚这一点，他才更加警惕。一个能够独立调动人手、掌握密报，又深得部属拥护的人，若始终处在权力核心之外，便很难让最高决策者真正放心。
所谓“四个眼线”，更准确地说，是蒋介石在不同层面牵制戴笠的几枚棋子。钱大钧资历深、地位高，适合用来压住戴笠在上海的扩张；宣铁吾掌握上海警务系统，与蒋经国关系密切，能够从治安和地方行政方面限制军统。
唐纵则熟悉军统内部运作。他长期在戴笠身边工作，了解机构的人事、经费和情报渠道。这样的人一旦与最高层保持另一条沟通线，戴笠即使没有被公开调查，也会感到身边多了一层看不见的压力。
胡宗南的情况又不一样。他手握重兵，是蒋介石倚重的军事将领，也曾与戴笠交厚。正因如此，蒋介石若要观察戴笠在军方的影响，胡宗南是很合适的人选。不过，现有材料很难证明，蒋介石曾以一次密谈的形式，明确命令这四人组成统一的监视班子。把复杂的权力调整说成“四人联手”，更像后来的概括。
有意思的是，戴笠并没有立刻翻脸。他试图通过裁减编制、调整机构和转移部分职能，向蒋介石表明自己愿意收缩势力。对戴笠而言，这是一次艰难的退让。军统靠的是人事关系和秘密网络，规模一旦削减，许多旧部便会失去位置，他本人的威望也会随之下降。
据沈醉等人的回忆，戴笠晚年阶段已明显感到上层态度变化。过去能够直接求见，后来往往需要等待；过去一句话便能推动的事情，逐渐多了审查和掣肘。有人把这种变化解释为四名“眼线”同时发力，其实更深的原因在于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准备重新划分军政权力。
1946年3月，戴笠奉命赴北平处理事务，随后乘机返回南京。飞机在恶劣天气中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关于事故原因，历史上存在天气、飞行条件和机械状况等多种说法，也长期流传人为制造事故的猜测，但缺少足以定案的证据，不能把传闻当作结论。
“我为党国做了这么多事，到头来却落得这个下场”，这句话常被说成戴笠临死前的遗言。然而戴笠死于空难，现场没有留下可以核实的临终记录，相关说法主要来自后来的回忆和转述。它之所以流传广，是因为恰好概括了戴笠当时的处境，却未必是历史原话。
戴笠死后，军统并没有马上变成一部听话的机器。机构仍在，人员仍在，情报网络却失去了那个能够迅速拍板、强力协调的人。唐纵后来承担了重要工作，但他无法完全复制戴笠的控制方式。蒋介石原本想削弱一个人的影响，结果却发现，组织的效率也随着核心人物离去而受到冲击。
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占延安时，西北战场的情报判断已经暴露出严重问题。胡宗南部队进入空城，解放军主力早已转移。此后，西北战局反复变化，单靠兵力和命令并不能弥补情报迟滞。蒋介石需要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听命的机构，而是一个能在复杂局面中迅速作出判断的人。
因此，所谓“后悔”，未必有一段可以逐字核实的悔恨独白。更可靠的事实是：蒋介石确实担心戴笠坐大，也确实失去了戴笠之后的情报协调能力。权力可以拆散一个组织，却不一定能立刻造出同样有执行力的替代者。戴笠坠机后，那个由个人威望维系的系统，便开始显出无法轻易修补的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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