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江西开始长征,连续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在强渡湘江时却落入了敌人重兵的包围圈,为了突破湘江封锁线, 红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出发时八万六千多人在这里折损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
渡过湘江后,红军的处境仍然极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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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博古、李德因军事失利,灰心丧气。聂荣臻说:过湘江后,“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这样,红军的指挥权便落在了三人团中的周恩来的身上。《周恩来传》说:
“(湘江战役后)部队的指挥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
这是事实。
也正是因为周恩来成为了红军的实际指挥者,便使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又开始在红军中占据上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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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意图,并在通往湘鄂西的前进路上部署了重兵,准备在这里围歼红军主力。如果仍按照原定的行军计划,准备到湘鄂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无异于红军主力再一次往敌人预先张好的口袋里钻,后果将不堪设想,可能全军覆没。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得红军中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再不能照原来的办法打下去了,必须下决心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站出来了!
12月12日,党中央在通道举行一次临时会议,参加的人有博古、周恩来, 洛甫、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李德仍坚持朝红二、六军团的方向北进,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毛泽东力主红军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时毛泽东还是博古、李德等人的打击对象,毛泽东的意见仍然是“富农路线”、“山沟沟的”“小农思想”。要为大家接受,是不容易的。但是,作为红军实际指挥者的周恩来,同毛泽东站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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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毛泽东的思想,由于周恩来的支持,被众人接受,于是会议决定红军向贵州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5日,红军攻克黎平。12月17、18日,由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 这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向的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再一次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后来周恩来回忆说:
“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为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泽东的意见。”
从周恩来的“我决定”之语,也可以看出这时周恩来确实已是红军的实际指挥者了,否则他是无法决定的。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建国录:毛泽东与1921—1949年的中国》(全四册)记述了此事。该书与该社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全四册)为一套书,是中共党史版毛泽东传,深受主席粉丝和党政干部们好评,销量已过百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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