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宴上,总裁丈夫为哄女助理当众递出离婚报告,我平静签字,转头看向婆婆:“既然姻亲已绝,两家的世交关系就到这吧!”话落,全场哗然
筷子碰到瓷盘的那一声,我到现在还记得。
不是啪的一声,是叮的一声,很脆,像谁拿指甲弹了一下酒杯。
那天是二月十六,正月刚过完,成都还冷,我们家在城南那家酒楼订了六桌,名义上是给我婆婆过七十三岁生日,实际上是把两边沾亲带故的人都请来吃一顿。我穿了件暗红的羊绒衫,头发盘起来,耳朵上是我妈留给我的一对老金耳环,不亮,但压得住场。
我丈夫周文彬坐在我左手边,从进门到开席,他一直在看手机。
我没吭声。
结婚二十六年,他在外面什么名声,我清楚。我不是不知道,我是算了。这算盘打了很多年,打到我自己都懒得再拨珠子。
酒过三巡,他站起来了。
我以为他要敬酒。
他端起杯子,转了个身,走到我们这桌斜后方那一桌。那一桌坐的是他公司的人,几个部门经理,还有他的助理,姓姚,二十六岁,穿一件奶白色的针织连衣裙,头发拉得直直的,笑起来嘴角有个小梨涡。
周文彬站在她旁边,先是敬了一杯,然后从西装内袋里抽出一张纸。
折了两折的A4纸,白得晃眼。
他说,姚瑶,这几年辛苦你了。
桌上有人笑,说周总这是发年终奖啊。
他也笑,说不是年终奖,是一份礼物,我签好字的,你收着。
我隔着两桌,看得很清楚。那张纸最上面一行字大一点,我看到“离婚”两个字,后面还有“协议书”三个字。
酒楼里那会儿正吵,隔壁桌在划拳,小孩在跑,服务员推着车过。可我们这一片,忽然就静了。
我听见我小姑子的筷子掉了。
我婆婆坐在主位上,脸上的笑还没收回去,僵在那里。
周文彬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认识,是等。等我闹,等我掀桌子,等我哭。他等这个等了很多年,他需要一个由头,一个能让他站在有理那边的由头。
我拿过手边的湿毛巾,擦了擦手。
然后我站起来,走过去,从他手里把那张纸接了过来。
我看了一遍。
条款写得很细,房子归他,车归他,公司在婚前的部分跟我没关系,婚后增值那部分他愿意给我一笔钱,数字写得清清楚楚,六百万。末尾是他的签名,龙飞凤舞,落款日期是去年的十一月七号。
去年十一月七号。
那天他跟我说他去重庆出差,走了三天。
我把纸放在桌上,从包里摸出笔,签了。
我签的是我的名字,一笔一画,没连笔。
周围没人说话。
我把笔收好,抬头看向主位上的婆婆。老太太手里还攥着一双公筷,指节发白。
我说,妈,今天是您生日,本来不该说这个。
我顿了一下。
我又说,既然姻亲已绝,两家的世交关系,就到这吧。
我这话不是气话。
我说的是我公公和周文彬他爸那一辈的事。我娘家姓沈,我父亲沈国安,跟周文彬的父亲周德海,是一九八三年在攀枝花一个工程队认识的。两个人睡一个工棚,吃一锅饭,后来一起出来做建材,从一辆三轮车做起,做到九十年代在城北有两间铺面。我嫁给周文彬,是两家长辈拍板的事。那年我二十二,他二十四,我们在人民公园那边的老馆子摆的酒,我公公喝多了,拉着我爸的手说,老沈,咱们两家以后就是一家人。
我爸零九年走的,肺癌,走之前把他手里那点铺面的股份都给了周家,说算是给女儿的嫁妆,让周家替我管着。
现在周文彬的公司,就是从那两间铺面起家的。
我婆婆听完我这话,脸就白了。
她放下公筷,说,沈雁,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意思就是,从今天起,周家的事我不问了,沈家的事,也请周家别问了。
我说完,回座位拿了包,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听见后面炸开了。
有人喊嫂子,有人喊姐,有人去拉周文彬,还有人在问姚瑶是谁。我没回头。
酒楼门口停着一排车,风从街口灌过来,我站在台阶上,站了大概两分钟,才想起来我没叫车。
我掏出手机,给我妹妹打了个电话。
我说,沈玲,你来接我一下,城南那家聚福楼。
她问我怎么了。
我说,没事,吃了顿饭。
她二十分钟就到了。上车以后她一直看我,我一句话没说。车过二环的时候,她忽然说,姐,你要是想哭就哭。
我说我不想哭。
我是真不想哭。我就是觉得冷,从手指尖一直冷到心口,像有个人拿凉水从我领口灌进去。
那天晚上我住在我妹妹家。她给我找了套睡衣,煮了碗面,我吃了两口就放下了。她家那个小米粥是第二天早上煮的,煮稠了,她盛出来又倒了,说不好吃,重煮。我看着她倒粥,忽然想起我婆婆。
老太太以前也这样。周文彬小的时候胃不好,她每天早上煮小米粥,煮好了要用勺子撇掉上面那层沫,撇三遍。后来我进了门,这活就归我。我煮了十九年,撇了三遍,从没断过。直到前年,周文彬说家里请个阿姨吧,我说不用。
现在我坐在我妹妹家,看她把粥倒掉,我忽然想,我这十九年撇的那些沫,到底撇给谁看的。
第二天早上八点多,我小姑子周文清给我打电话。
她一开口就哭,说嫂子你在哪,我妈昨晚一宿没睡,血压上来了,早上吃了药才好点。
我说,那你送她去医院看看。
她说,嫂子你回来一趟行不行,我哥他……他昨天也喝多了,后来是姚瑶送他回去的。
我听到姚瑶两个字,顿了一下。
我说,文清,你哥那份协议是去年十一月签的。
她那头就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她说,嫂子,我不知道这事。
我说我知道你不知道。
她这个人不坏,就是一辈子活在周家的屋檐底下,什么都不知道。她嫁的人是她哥给介绍的,在一家国企开车,工资不高,但稳。她家那套房子,首付是周文彬出的。
挂了电话,我在我妹妹家的阳台上站了很久。
阳台朝北,楼下是个菜市场,卖豆腐的在吆喝,卖鱼的在地上砸冰。我看见一个老太太拎着一袋葱慢慢走过去,走两步歇一下。
我想起我婆婆。
我对她的感情,说不上亲。她这人一辈子精明,算得比谁都清。当年我父亲把股份给周家,她嘴上说这怎么好意思,手底下一分没少拿。可她也确实在我爸住院那阵子,天天去医院送饭,送了四十一天,我记着这个数。她每天下午三点半到,拎一个保温桶,汤炖得烂,我爸那时候已经吃不下什么了,她就一勺一勺喂,喂完了把桶洗了再走。
我爸走的那天,她在走廊里哭了。
我一直没想明白她哭什么。
事情传得很快。
第三天,我以前的同事打电话来,说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是那天酒楼的,不知道谁拍的,拍到周文彬递纸那一段,没拍到后面。配的标题乱七八糟,什么“总裁家宴当场休妻”。我说我知道了。
第五天,周文彬来找我。
他站在我妹妹家楼下,穿一件黑大衣,没打领带。他瘦了点,眼睛下面青的。他说,沈雁,我们谈谈。
我说谈什么。
他说那天是我不对,我不该挑那个场合。
我说你不是挑场合,你是挑人。你要在姚瑶面前把我按下去,按得漂漂亮亮的,这样你后面的话就好说了。
他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沈雁,我们这样过下去有什么意思。
我说是没什么意思。
他说那你要什么,六百万不够,你开个数。
我看着他。
我们俩站在小区门口,旁边是个快递驿站,一堆纸箱子堆到门口。有个小伙子在搬货,一趟一趟的。
我说周文彬,那两间铺面是我爸的。
他脸沉了。
他说那是你爸给周家的,白纸黑字。
我说是,白纸黑字,可白纸黑字上写的是“给女儿添妆,托周家代管”,那份字据我这里有复印件,我爸当年写的,就八个字,“代为保管,他日归女”。
他愣住了。
我说这句话我压了十四年,我一直没拿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没必要。我嫁给你,我就是周家的人,我的就是你的。
我说今天不一样了。
他站在那儿,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他忽然说,沈雁,你早就准备好了。
我说我没有准备,是你先递的纸。
他走了。
走的时候没回头,脚步很快,跟那天我走的时候一样。
我妹妹从楼上下来,问我他跟你说什么。
我说他问我图什么。
我妹妹说,姐,你到底图什么。
我没回答她。
我也问过我自己。这些年他在外面的事,我不是第一次听见。有一年冬天,大概是一六年,有人给我发过一张照片,是他和另一个女人在机场,那女人不是姚瑶,是另外一个人。我看了一眼,删了。
我为什么不闹。
我后来想,可能是懒。闹一场,哭一场,然后呢。日子还得过。我妈走得早,我爸走了,我娘家就剩一个妹妹,她自己的日子也紧。我要是离了,我住哪,我干什么。我四十几岁了,在一个男人家里待了二十多年,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我不知道。
这不是借口,这就是实话。
可那天在酒楼上,我签字的时候,手一点都不抖。
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后来我认识了一个人,姓孙,是我妹妹小区里的,六十二岁,退休前在纺织厂做会计。她男人走了八年了。我们俩有时候在楼下坐着晒太阳,她跟我讲她的事。
她说她男人最后那两年,躺在床上,她伺候。喂饭,擦身,翻身,一天翻六次,怕长褥疮。她说有一回她给他擦完身,累得坐在床边,他忽然拉着她的手说,老孙,你辛苦了。
她说到这儿的时候笑了,说他这辈子就说过这么一句好话。
我问她,他走了以后你哭了吗。
她说哭了,哭了三天,第四天就不哭了。她说不是不难过,是身体不让你一直难过,它自己会关。
我查过这个说法。
网上有人讲,人在经历过大的冲击之后,身体会先进入一种发木的状态,不是冷血,是自我保护。说得也不一定对,反正我看的那些帖子下面吵得很凶,有人说这是科学,有人说是给自己找台阶。我也没搞明白,但我觉得孙姐那三天是真的,第四天不哭也是真的。
三月的时候,我婆婆来找我。
她自己来的,没让周文清陪。她穿一件深灰色的外套,脚上是双黑色的旧皮鞋,擦得很干净,但鞋头已经起了皮。她坐在我妹妹家楼下的椅子上,我给她买了杯热水。
她说,沈雁,妈来跟你说几句话。
我说您说。
她说,你跟文彬的事,我不管。他做的不对,我心里有数。他那个人,从小就好面子,他爸惯的。
她停了一下。
她又说,可你说的那个世交的事,妈想跟你商量商量。
我说这事没得商量。
她看着我。
她说沈雁,你爸跟老周那点情分,是真的。
我说是真的,我认。可情分是他们两个的,人都不在了,情分是他们带走的东西。您儿子把那张纸递出去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那点情分。
老太太不说话了。
她坐了大概十分钟,水没喝几口。走的时候她站起来,扶着椅子背,站了两下才站直。
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想起我爸走的那天,她在医院走廊里哭。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哭什么。哭我爸,哭那两间铺面,还是哭她自己的日子。可能都有,也可能都不是。
她走了以后,我妹妹说,姐,你刚才那句话是不是说重了。
我说不知道。
她说老太太看着挺难受的。
我说我知道。
我没再说话。
四月中旬,姚瑶来找我。
她约在一家咖啡馆,靠窗的位置,我去的时候她已经到了,面前一杯没怎么动的拿铁。她还是那副样子,头发直直的,皮肤白白的,笑起来有梨涡。她那天没笑。
她说,沈姐,我不是来求你的。
我说你说。
她说我跟周总,是去年三月开始的。
我说嗯。
她说我知道他有家,我一开始也犹豫。可他说你们早就没感情了,他说他等了很多年,等一个合适的时候。
我说那张纸是去年十一月签的。
她愣了一下。
她说,我不知道。
我说你现在知道了。
她低下头,搅那杯拿铁,搅了很久。她忽然说,沈姐,我今年二十六。
我说我知道。
她说我从来没想过要抢谁的东西。
我说你没抢,是他给的。
她眼睛红了。
她说那我现在怎么办。
我看着她,我忽然觉得她也没什么可恨的。二十六岁,进了一家公司,老板对她好,给她画了个饼,她信了。她信的这些东西,我二十二岁的时候也信过。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推给她。
是那张离婚协议的复印件,我签了字的那份。上面周文彬的名字,我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我说这份协议我不认。
她抬头看我。
我说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他签字的日期是去年十一月,那天他跟我说他出差。这份协议从一开始就是瞒着我写的,法律上认不认,我不懂,我在问律师。但我告诉你,我不认。
她看着那张纸。
她说那我呢。
我说你的事我不管,你自己想。
我站起来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坐在那儿,手里捏着那张纸,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照在她那件白衣服上。
五月,我把事情交给了律师。
律师姓方,四十几岁,是个女的,说话很直接。她看完材料说,沈女士,你父亲那份字据很关键,但年代久了,要看原件。
我说原件在我这。
她说那就好办。
她问我,你要什么。
我想了想,我说我不知道我要什么。
她说那你回去想清楚。
我回家想了很多天。
我想起我爸。我爸那个人,一辈子话不多,做事实在。他生病那两年,有一天我去医院,他拉着我的手说,沈雁,爸给你留的那点东西,你别不当回事。
我当时说,爸,你别说这个。
他说你听我说完。他说我不是给你留钱,我是给你留一条退路。人这辈子,谁也不知道会走到哪一步。
那天我没当回事。
现在我想起来了。
六月的时候,周文彬的公司出了一点事。具体什么事我不清楚,我只听周文清说,有个项目卡住了,资金链紧。她给我打电话,说嫂子,我哥最近瘦得厉害。
我说嗯。
她说嫂子,你能不能……她说到一半自己停了。
我说文清,你要是缺钱,跟我说,你自己的事我管。你哥的事,我管不了。
她说嫂子,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我知道你不是。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坐了很久。
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我跟周文彬刚结婚那两年,住在他爸妈家,房子小,一间卧室。冬天冷,被子薄,他晚上会把我的脚拉过去,夹在他腿中间暖着。那时候他刚从厂里出来,跑业务,一天骑自行车跑四十公里,回来鞋都是湿的。我给他烤鞋,烤糊过一双。
这些事我都记得。
我恨他吗。
我不知道。我要是恨他,我签字那天就该把那张纸撕了摔他脸上,可我没有。我要是还爱他,我为什么要签得那么快。
可能都不是。可能是我累了。
七月初,我婆婆住院了。
是心脏的问题,不严重,但年纪大了,医生让住着观察。我去看她,是周文清陪我进去的。老太太躺在床上,手上扎着针,看见我,眼睛动了一下。
她说,沈雁,你来了。
我说嗯。
她说坐。
我坐下来。
她看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忽然说,沈雁,你爸当年把东西给周家,是我劝的。
我没说话。
她说那时候文彬刚出来做,缺本钱,我就跟老周说,老沈家就一个女儿,早晚是文彬的人,那些股份先拿过来用,以后再说。老周不愿意,说这是人家的东西。我说有什么不愿意的,一家人。
她停了一下。
她说后来你爸病重,我天天去医院,不是因为我良心发现。我是怕他反悔,怕他把东西要回去。
我坐在那儿,手指头是凉的。
她说这些话我憋了十四年,今天说了,我心里松快一点。
我说,您跟我说这个干什么。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有点水。
她说,我就是想让你知道,你爸那份东西,周家从来没打算还。
从医院出来,我在楼下的花坛边上坐了半个多小时。太阳很大,晒得人发晕。我妹妹打电话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就是有点热。
挂了电话我想起一件事。
我爸住院的最后那几天,有一天我去送饭,走到病房门口,听见里面有说话声。是我爸和我婆婆。我没进去,站在门外听了几句。我爸声音很小,说,嫂子,那些东西,你给沈雁留一份。
我婆婆说,老沈你放心。
我当时以为我听错了,推门进去,两个人都不说话了。
我一直没问我爸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到现在也没问。人都不在了,问了也没用。
八月,律师那边有了进展。
方律师说,那两间铺面后来的产权变更记录查到了,九八年的时候,从周德海名下转到了周文彬名下,转的时候用的是“赠与”,没有对价。她说这个事有得打,但时间长,要耗。
我说耗就耗。
她说你想清楚,一旦立案,两家就彻底撕破了。
我说已经破了。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煮了碗面,卧了个鸡蛋。吃完洗碗的时候,水龙头开着,我忽然就站不住了,扶着水池边蹲了下去。
我没哭出声,就是眼泪往下掉,掉在瓷砖上。
我蹲了大概五六分钟,站起来,把碗洗了,擦干,放好。
第二天照常去上班。
我在一家物业公司做客服,做了六年,工资不高,但清净。同事们都知道我的事,没人问。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个小姑娘给我带了一份她自己做的卤鸡爪,说你尝尝。
我吃了。
我想,日子还是能过的。
九月,姚瑶给我发了条微信。
她说,沈姐,我从公司辞了。
我说嗯。
她说我回老家了,在成都待不下去。
我说知道了。
她说,沈姐,那件事,对不起。
我看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
我没回。
我不知道该回什么。她对不起我吗,她是有错,可把我按在酒楼上那张桌子前的,不是她。她也是被摆上去的一颗棋子,只不过她自己不知道。
我把手机放下,去阳台上收衣服。风很大,把我的一件衬衫吹到楼下去了,我下楼去捡,捡回来的时候发现袖口沾了点泥。
我洗了洗,没洗干净。
十月,事情有了一点变化。
方律师说,周文彬那边愿意谈了。
我说谈什么。
她说他提了个方案,铺面的事他认,但要求你放弃其他所有诉求,包括那六百万。
我说我想想。
那天晚上我去了趟人民公园。
公园里人多,跳舞的,下棋的,遛鸟的。我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旁边坐了个老头,在喂鸽子,一边喂一边跟鸽子说话。
我坐了大概一个小时。
我想起我爸。他以前也爱来这儿,跟他那些老伙计下棋。他下棋慢,一步想半天,别人催他,他就说,急什么,反正都是要输的。
我忽然就想通了。
第二天我给方律师打电话,我说我答应。
她说你确定。
我说确定。
她说那六百万就不要了。
我说不要了。
她沉默了一下,说沈女士,你这个决定,我不评价,但我尊重。
我说谢谢。
签最后那份文件的那天,是十月二十八号。
天阴,下着小雨。
周文彬也来了,穿一件灰色的夹克,人瘦了一圈。我们俩坐在一张桌子两边,各签各的。他签完抬头看了我一眼。
他说,沈雁。
我说嗯。
他说,你爸那份东西,我还你。
我说嗯。
他说,你过得好吗。
我说还行。
他说那就好。
我们把笔放下,站起来,各自走了。他往左,我往右。出了那栋楼,我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雨很小,落在脸上凉凉的。
我掏出手机,给我妹妹发了条消息,就两个字,办完了。
她回了我一个“嗯”。
然后她发了一条,说,姐,晚上来我家吃饭,我炖了汤。
我说好。
走到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我看见对面有一家卖小米粥的铺子,招牌很旧,写着“老字号”。我想起来我煮了十九年的小米粥,撇了三遍沫,从没断过。
绿灯亮了。
我过了马路,没回头。
那对老金耳环我后来收起来了,放在一个铁盒子里,跟我爸那张字据的复印件放在一起。盒子塞在柜子最里面,我很少去看。
有时候半夜醒了,我会想起那声“叮”。
筷子碰到瓷盘的那一声。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我要是没签那张纸,或者签了以后不补那一句,后面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我也说不清我婆婆在病房里跟我说的那些话,到底是良心话,还是到了这个岁数说出来给自己松绑的。
还有我爸那句“给沈雁留一份”,我到底该不该当回事。
你们家里老人走之前,有没有说过什么当时没听懂、后来越想越不对劲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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