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楼道里的灯“砰”地一声灭了。
我正坐在屋里就着咸菜喝粥，那声响来得突然，筷子悬在半空。
开门出去，手电筒光柱里站着一个人影，是隔壁的蔡思雨，她踮着脚够电表箱，袖子滑下去，手腕内侧一道疤露出来。
光一闪，她猛地扯下袖子。
我回屋拿了工具，踩着凳子换灯泡。
她在下面扶着凳腿，掌心汗津津的，隔着凳子我都觉得潮。
灯亮了，她抬头说谢谢，眼角有块淤青，粉底盖不住。
我说不客气，转身回屋，走到门口又停住。
厨房那碗粥还冒着热气，我突然觉得，屋里太静了。
01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躺在床上来回翻，手电筒搁在枕头边上，灯灭了又开，开了又灭。
脑子里全是蔡思雨扯袖子的那个动作，快得像条件反射。
我在菜市场卖了八年干货，什么人都见过，撒谎的、耍横的、装可怜的，但那个动作装不出来。
那是真怕被人看见。
后半夜起了风，窗户没关严，风从缝里钻进来，吹得窗帘一鼓一鼓的。
我起来把窗户扣上，站在阳台上抽了根烟。
楼下路灯昏黄黄的，照着小区的垃圾桶和几辆落灰的电动车。
对面楼还有两户亮着灯，一户在客厅看电视，光一闪一闪的，另一户大概是在打麻将，窗户里人影晃动。
我抽完烟回屋，躺下去还是睡不着。
快五点的时候迷糊了一会儿，闹钟响的时候，脑袋沉得像灌了铅。
出摊前我特意从她门口过。
门关着，底下塞着昨天的晚报，没取。
中午回来还在。
傍晚收摊回来，晚报没了，门口多了一双女式平底鞋，鞋底沾着干了的泥，鞋头磨得发白。
我蹲下来看了看，鞋跟有一边磨得特别厉害，走路的时候大概往一边偏。
往后一个礼拜，我每天出摊前看一眼她的门。
有时候她正好出来，穿着商场那身灰蓝色工装，冲我点点头，不说话，脚步快得像赶火车。
我应一声，声音压在嗓子里，轻得自己都听不清。
她下楼的时候一手拎着包，一手攥着钥匙，钥匙在掌心里捏着，攥得紧紧的。
我留意过，她走路不爱靠墙，走楼道正中间，像怕墙里头钻出什么东西来。
第八天傍晚，我收摊回来，正在屋里清账本。有人敲门。我起身去开，蔡思雨站在外面，手里端着个玻璃罐，里头是腌萝卜干，红油亮汪汪的。
“腌多了，你尝尝。”她说话时眼睛看着罐子，没看我。
我接过来，玻璃罐子还带着她手心的温。我说你等一下，转身从货架上抽了包干香菇，是摊上最好的那批，个大肉厚，我一直没舍得卖。
“卖剩的，放着也是放着。”
她犹豫了一下接过去，指尖碰到我的手，凉的。
她说了句谢谢就回屋了，门关得很轻。
那天晚上我打开罐子，萝卜干脆生生的，咸淡正好，后味有点甜。
我吃了半罐，就着馒头。
剩下半罐放冰箱里，第二天又拿出来，夹了两筷子，又放回去。
不舍得吃完。
隔天早上我出门，门口放着一双鞋垫。
千层底的，针脚密实，黑色的布面，垫在鞋里正好。
我认得这种鞋垫，我妈以前也纳，一双得纳好几天。
布面是旧衣服裁的，边上留着一道没剪齐的毛边，用手一摸，糙糙的。
我蹲在门口看了半天，对门没开，楼道里静悄悄的。
我把鞋垫垫进鞋里，走了几步，脚底板热乎乎的，走起路来脚后跟软软的，像是踩在棉花上。
那天在摊上，老赵问我今天怎么老低头看脚。
我说鞋垫新换的，不习惯。
他说你这个人，一双鞋垫有什么不习惯的。
过了两天，楼下李桂珍上来倒垃圾，在楼道里碰见我，眼睛往我门口瞟了一眼，又往蔡思雨那边瞟了一眼。
她拎着垃圾袋凑过来，压着嗓子问：“钦明，那女的是干什么的？搬来半年了，也不跟人说话。”
我说不知道，没打听过。
李桂珍撇撇嘴：“你这个人，四十好几了，儿子也不在身边，该找个知冷知热的人了。我手里有个合适的，退休教师，五十三，老伴走了两年，人长得也周正，儿女都在外地……”
“李婶，我这摊子忙，顾不过来。”我打断她。
她叹口气下楼了，走到楼梯口又回头。
“你那个干货摊，下午三点就收了，忙什么忙。”我站在门口，余光扫到对门那条缝，门轻轻合上了。
她听见了。
又过了几天，收摊回来下着小雨，我路过她门口，鞋垫还在我鞋里。
我停下脚步，把手里那包没卖完的干木耳挂在门把手上，木耳不值钱，但雨天吃木耳好。
挂完我就回屋了，没敲门。
晚上九点多，有人敲我的门。开门一看，蔡思雨站在外面，手里拿着那包木耳，还有一把伞。
“下雨了，伞你拿着用。”她把伞递过来，木耳没还我。
我说木耳你留着吃，不值钱。
她“嗯”了一声，转身要走，又停住，没回头。“鞋垫合脚吗？”
“合脚。”
她点点头，回屋了。
我关上门，把伞撑开晾在阳台上，黑伞，手柄上缠着胶布，缠了好几圈，像是用了很久。
胶布是土黄色的，医用那种，边上翘起来一块，我用手指摁了摁，没摁住。
那把伞我用了好几天，每天收摊回来都撑开晾着。有一回雨大，伞骨断了一根，我找了根铁丝绑上了。绑的时候我想，她是不是也这么绑过。
那是我们认识以来说话最多的一次。不到二十个字。
可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梦里我还在修灯泡，她在下面扶凳子，灯一直修不好，楼道一直黑着。
她的手搭在我脚踝上，说算了，不修了，黑着也挺好。
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枕头边上那把伞的胶布味飘过来，淡淡的，像下雨天的旧东西。我翻了个身，枕头上还有那个梦的余温。
02
蔡思雨送伞之后，我俩算是有了来往。
但也算不上多热络，顶多在楼道碰见的时候，话多一两句。
她问我今天的菜价涨没涨，我问她商场忙不忙。
都答得简短，问完各自回屋。
可我发现规律了。
她早上六点四十出门，我六点半出摊，正好在楼道打个照面。
她晚上八点半左右回来，我收摊到家差不多八点二十，留一截时间差，刚好错开。
但这个错开是她算好的还是我算好的，我说不清。
有个礼拜三，我特意晚走了十分钟，六点四十守在门后头听动静。
她的门“咔嗒”一声，脚步声往楼下走，经过我门口的时候顿了一下，就一下，又走了。
我站在门后没动，手搭在门把上，没拧。
那之后我就固定六点四十出门了。
菜市场里老赵问我最近怎么老盯着手机看。
我说看天气预报。
老赵说你以前不看。
我说现在看。
老赵就不问了。
他在我旁边卖了五年水产，跟我一样话不多，但眼睛毒。
有一回他递给我一根烟，说：“钦明，你最近是不是有事。”
我说没有。
他说：“你那个摊子，以前每天摆到三点，现在两点半就收。你以前收摊回去还理货，现在回去连箱子都不搬了。”
我说累了，想早点歇。
他抽了口烟，不说话了。烟圈飘上去，散在铁皮棚顶上。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你这个人，心里有事不说，别人也帮不上。”
干货摊的生意不咸不淡，我一个人忙得过来。
以前亡妻在的时候，她管账我管货，两个人有商有量。
她走了以后，我把账本接过来自己记，字丑，但一笔一笔记得清楚。
有时候翻到前几年的账本，看见她的字，圆珠笔的蓝色，一笔一划的，我就合上账本，不看了。
她记账有个习惯，每页右下角画个小圈，说是方便翻页。
我现在翻那些账本，一页一页的，圈还在，人没了。
蔡思雨不一样。
她做事利索，但人前不爱说话。
有回我收摊回来，看见她在楼道里擦扶手，从六楼擦到三楼，桶里的水黑得跟墨汁似的。
她腰不好，擦一会儿就直起身捶两下。
我走过去，说我来吧。
她没让，说就剩两层了。
我没走，站在旁边，替她拎着水桶。她擦完三层，我把桶接过来倒进下水道。她站在台阶上看着我倒水，说：“你这个人，话少，但实在。”
我说：“实在有什么用。”
她说：“实在就是最大的用。”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琢磨她这句话。
实在。
我这个人确实实在，可实在了四十五年，也没见日子过得多好。
亡妻走的时候跟我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实在，实在得让人心疼。
我当时没听懂，现在好像懂了一点。
实在人容易吃亏，实在人不会说漂亮话，实在人看着别人难过也不知道怎么劝。
第二天早上，我往她门口放了一袋红枣。是新到的货，新疆灰枣，肉厚核小，甜得扎实。我没敲门，放了就走。
中午收摊回来，红枣没了。
门口多了一双棉袜。
黑色的，毛线织的，袜口收紧的那种。
我拿起来看，针脚还是那么密实，跟鞋垫一个路数。
袜底上缝了一块布，布的边角料，看得出是从旧衣服上剪的。
剪得不齐，边上毛毛的，但缝得仔细，一针一针的。
我把袜子穿上了。脚底板热乎乎的，那点热从脚心一直蹿到后腰。
过了两天，李桂珍又来了。这回她没倒垃圾，专门上楼的。她敲门进来，眼睛扫了一圈，坐下来，开门见山。
“钦明，你跟对门那个，是不是在处？”
我手里正理货，没抬头。“没有的事。”
“没有？我都看见了，她给你送袜子，你给她送枣。你俩当这是过家家呢？”
我把货放下，给她倒了杯水。“李婶，真没有。”
她喝口水，放下杯子，声音低了八度。
“我跟你说，那个女的，我打听过了。姓蔡，叫蔡思雨，离过婚的。她前夫什么情况不知道，但她搬来这半年，没见有男的来找过。人倒是本分，天天早出晚归，也不跟人闲扯。上次社区登记，问她家属情况，她说填无。你想想，无是什么意思。”
我没说话。
李桂珍看了我一眼，站起来。“你自己掂量吧。四十好几的人了，我不多嘴。”
她走了以后，我坐在屋里发了好一会儿呆。
蔡思雨离婚的事，我其实早就猜到了。
她那个年纪，一个人租房子住，手上又带着伤，不是离婚就是丧偶。
丧偶的女人脸上有哀气，她脸上没有。
她脸上是另一种东西，说不清，像随时准备跑。
那种表情我在菜市场见过，那些被城管追过的小贩，收摊的时候就是那个表情，东西收得快，眼睛到处看。
那天夜里，隔壁有动静。
先是“啪”的一声，像什么东西摔了。
然后是低低的说话声，听不清说什么，就一个女人的声音，断断续续的。
我披上衣服坐起来，贴在墙上听。
过了十几分钟，没声了。
我没过去。坐在床边等了一会儿，隔壁静得跟没人住似的。
早上出门的时候，她的门关得严严的。
我留意看了一眼，门框上有一道新的划痕，细长细长的，像是钥匙刮的。
划痕不深，但白茬露出来了，在深褐色的门框上很明显。
我出摊的路上一直在想那道划痕。
菜市场的铁门拉开的时候，哗啦一声响，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她昨晚是不是想跑。
又或者，是有人想进来。
03
那道划痕之后，我留意了两天，没再听到什么动静。
蔡思雨照常出出进进，碰见我还是点头打招呼，看不出什么异样。
但我发现她回来得越来越晚，以前八点半，现在快十点。
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每次亮起来，我都下意识看一眼猫眼。
猫眼里什么也看不见，楼道空荡荡的，只有灯泡嗡嗡响。
礼拜四晚上十点出头，有人敲我的门。
很轻，三下，停一下，又两下。
我打开门，蔡思雨站在外面，穿着睡衣，外面裹了件外套。
头发散着，脸上没血色。
嘴唇有点干，起了白皮。
“能不能借你手机充会儿电，我充电器坏了。”
我说进来吧。
她进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楼道，像在确认什么。
我把充电线递给她，她坐在沙发角上，手机屏幕一亮，跳出一串未接来电，备注只有一个字：周。
十七个未接。
她把屏幕扣下去，动作很快，但我看见了。最上面还有一条短信，发件人也是“周”，内容只扫到半截：“……不给钱我就去你单位……”
屋里安静得很。
充电器嗡嗡响着，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下巴上，一跳一跳的。
她两只手攥着手机，指关节发白，攥了好一会儿才松开。
她穿的那件外套袖口有点脏，袖子上有一块深色的印子，像是酱油，又像是别的什么。
“喝口水吧。”我倒了一杯温水放她面前。
她端起来喝了一口，放回去，杯底磕在茶几上，“嗒”的一声。她像是被自己吓着了，肩膀一缩。
“你那个充电器，明天我帮你看看，能修就修。”我找了个话说。
她摇头。“不用，我明天去买一个。”
“那你今晚……”
“充一会儿我就走。”
她坐在那里，眼睛盯着充电进度。
我坐在另一头，不知道该看哪里，只好看电视。
电视里放着晚间新闻，声音开得很小，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播音员的嘴一张一合，像在说一件很远的事。
茶几上那杯水冒着热气，她端起来又放下，端起来又放下，反复好几次。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她把手机拔了，站起来说谢谢。走到门口又停下来，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要是有人来问，你就说没看见我。”
门关上了。
我坐在沙发上，空气里留着一股淡淡的洗衣粉味，还有一点别的，像是烟味，很淡，从她外套上带进来的。
我把她坐过的那块沙发垫翻过来看了一眼，上面有两根长头发，黑的，细的。
我把头发捡起来，想扔，犹豫了一下，搁在了茶几上。
那天夜里我没睡实。
两点多的时候，楼道里有脚步声，很重，是男人的皮鞋声，从楼梯口过来，经过我家门口，在对门停住了。
我听见“咚咚”两声敲门，然后是低低的说话声。
蔡思雨没开门。
那人敲了大概五分钟，骂了一句什么，脚步声往楼下去了。
我摸黑坐起来，摸到手机，犹豫了一下，拨了110。
接线员问我什么情况，我说楼道里有可疑人员，已经走了。
她说那你有情况再打。
挂了电话，我翻到手机里存的一个号码。
那是两个月前社区民警来菜市场做登记时留的，说有事可以打这个电话。
我当时随手存的，没想到用上了。
拨过去，响了三声，那边接了。
我说我是菜市场干货摊的董钦明，有人半夜在楼道里骚扰邻居。
卢警官说知道了，明天过来看看。
我说好，挂了电话。
手机屏幕暗下去，屋里又黑了。
第二天我出摊之前，在猫眼里往外看了半天。
对门关着，门口的地垫上放着一个烟头，捏扁了的。
烟是红塔山，跟我以前抽的一个牌子。
我把它扫了。
那天下午，我提前收摊，去了一趟社区警务室。值班的民警姓卢，三十来岁，瘦高个，说话慢条斯理的。我跟他说了情况，他记下来，说会留意。
“你们是什么关系？”他问。
“邻居。”
“她叫什么名字？”
“蔡思雨。”
“她本人来反映过吗？”
我摇头。
卢警官放下笔，看着我说：“老哥，你这个情况，最好让她本人来一趟，做个登记。如果真有骚扰的情况，我们可以介入。”
我说好，转身要走，他又叫住我。“她要是害怕，你告诉她，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是法律给她的权利。”
我把这句话记下了。回去的路上经过一家打印店，我进去问了问，打印一份申请书的模板要两块钱。我掏了两块，打了一份，叠好揣在兜里。
04
我跟蔡思雨提保护令的事，是在她摔伤之后。
那天晚上八点多，我收摊回来，在楼道里看见她坐在台阶上，膝盖磕破了，血顺着小腿往下淌。
手里提着的塑料袋散在地上，几个西红柿滚到了墙角，有一个摔烂了，汁水溅在墙上，红艳艳的。
“怎么了？”
她说没事，上楼的时候头晕，踩空了。
我蹲下去看她的膝盖，伤口挺深，混着灰土，得处理。
我把她扶进我屋里，让她坐沙发上，从柜子里翻出碘伏和纱布。
这些东西还是亡妻在的时候备的，她身体不好，经常磕着碰着。
柜子里还有半卷纱布，棉花签剩了三根，碘伏瓶子上落了薄薄一层灰，我用袖子擦了擦。
我给她清创的时候，她咬着嘴唇没吭声，手抓着沙发扶手，抓得指节泛白。碘伏擦上去，她“嘶”了一声，又压住了。
“疼就说。”
“不疼。”
她说不疼的时候，眉头拧成一团。
我没拆穿，动作放轻了。
膝盖上的伤口里嵌着一点水泥灰，我用棉签一点一点往外挑，她腿肚子绷得紧紧的，脚趾头蜷起来，把袜子都顶出个包。
包扎完，她靠在沙发上，像是用尽了力气，眼皮往下沉。
“睡会儿吧，我叫你。”
她没应声，呼吸慢慢匀了。
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看着她。
这是我头一回这么近看她。
她比刚搬来的时候瘦了不少，颧骨突出来了，眼窝凹进去，嘴角两边有两道细纹，平时看不太出来，这会儿放松下来，看得清楚。
手搭在膝盖上，指甲剪得很短，指头上有茧，是干活磨的。
手背上有一块淡褐色的斑，不大，像是旧伤留下的。
墙上挂钟走到九点半，她醒了。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猛地坐直，看了看膝盖上的纱布，又看了看我。
“几点了？”
“九点半。”
她站起来就要走，晃了一下，我伸手扶她胳膊，她躲开了，动作很快，像条件反射。
“我自己能走。”
她走到门口，扶着门框站定，背对着我说：“药钱回头给你。”
“不用。”
“要给的。”
之后两天，她没跟我说一句话。
楼道里碰见，她低头走过去，脚步快得像在躲什么。
我把消炎药和创可贴挂在她门把手上，第二天早上出门，药还在，没动。
又过了一天，药没了。
当天晚上她在楼道里等我，我收摊回来，她站在楼梯口，手里攥着几张零钱。
“药钱。”
“说了不用。”
她把钱往我手里塞，我退了一步。
她举着钱的手悬在半空，僵了几秒，收回去，说了句“那算了”，转身上楼了。
脚步声很重，一步一步，像在跟自己较劲。
我站在原地，楼道灯灭了一次，又亮了。
我手里攥着钥匙，钥匙硌着掌心。
她越是这样，我越觉得她有事。
一个正常女人，不会因为别人给她上药就两天不理人。
她怕的不是我，是欠人情。
欠了人情，就还不清。
还不清，就走不了。
那天夜里，我又听见隔壁有动静。
这次是低低的哭声，压着嗓子，断断续续的。
我坐在床边，手搭在膝盖上，攥了又松，松了又攥。
我没过去。
她要是想让人听见，就不会压着嗓子。
早上出门的时候，她的门缝里透出灯光。这么早，她没睡还是起得早，我不知道。
到了菜市场，老赵递给我一根烟，我没接。
他问我最近怎么了，魂不守舍的。
我说没事，家里事多。
他说你家里不就你一个人吗。
我说就是因为一个人，事才多。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中午收摊之前，社区民警卢警官来了市场，找到我摊位上。
他低声跟我说，他们去蔡思雨的单位了解过情况，单位说她表现正常，没提过被骚扰的事。
她本人不承认，警方就没法立案。
“老哥，你要是能劝她来一趟，最好。这种事，当事人不开口，我们没法动。”
我点头，说知道了。
卢警官临走前看了我一眼。“你们真的只是邻居？”
“是邻居。”
他走了以后，我蹲在摊子后面理货，理了半天，一箱木耳翻来覆去地码，码好了又拆，拆了又码。
老赵看不过去，说你歇会儿吧，那箱木耳都快让你搓碎了。
我直起身，手撑着腰，看着菜市场门口来来往往的人。我在想，蔡思雨到底在怕什么。那个“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5
那之后一个礼拜，蔡思雨没再出什么状况。
日子照旧，她早出晚归，我摆摊收摊。
楼道里碰见，她点头，我点头，连话都少了。
但我知道，她每天晚上回来，第一件事是检查门锁，反锁两道，再挂上链子。
我听得出来，那声音我太熟了。
锁舌“咔嗒”一声，链子“哗啦”一声，然后是一声轻轻的叹气。
隔着墙，那声叹气传不过来，但我就是知道她在叹气。
礼拜五晚上，楼道灯又坏了。
这次是彻底不亮，整层楼黑乎乎的。
我从屋里拿了手电筒和备用灯泡出去，蔡思雨已经站在电表箱下面了，踮着脚够，够不着。
她回头看见我，往旁边让了让。
我踩着凳子上去换。她在下面扶着凳腿，掌心又是潮的。灯泡拧上去，我试了一下开关，亮了。我从凳子上下来，她松开手，退后一步。
“喝口水吧。”她说。
我愣了一下。
上回她说这句话，是半年前刚搬来的时候，我帮她搬了一箱书。
那之后就没再说过。
我跟着她进了屋。
她的屋子不大，一室一厅，收拾得很干净，但东西很少。
客厅里一张小沙发，一张折叠桌，桌上一个搪瓷缸，缸里插着两双筷子。
墙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挂。
窗台上搁着一盆绿萝，叶子蔫蔫的，像是好几天没浇水了。
她给我倒了杯水，坐在沙发另一头。
灯亮着，但灯泡瓦数小，昏黄的光罩着半个屋子。
我坐在那里，手里端着杯子，杯子是旧的，边沿磕掉了一块瓷。
“你这灯，瓦数太小了，我明天给你换个大的。”
“不用，这样就行。”
沉默了一会儿。
窗外有风，吹得厨房那扇没关严的窗户嘎吱响。
她起身去关窗，回来的时候经过我面前，带过一阵风，还是洗衣粉的味道，混着一点油烟。
她坐回来，比刚才近了一点。
也可能是我的错觉。
我握着杯子，指头在杯壁上蹭来蹭去。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指头绞在一起。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
可能是那盏灯太暗了，暗得让人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反而什么都敢做。
我伸出手，碰了碰她的手背。
她的手一缩，我心跳到了嗓子眼，正要收回来，她的手停住了。
没抽走，也没翻过来握我，就那么停在那里。
我的手心全是汗。她的手指头凉凉的，微微发颤。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粗得很。墙上那盏灯嗡嗡响着，像是也在紧张。
“要不，”我开口，声音哑得自己都不认识，“往后咱俩搭伙过日子。”
说完这句话，我脸上烫得厉害，耳朵根子都在烧。
我不敢看她，盯着墙上那块光斑。光斑晃了晃，是窗外风吹动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