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卡廷事件始末（5）

森林中的公共汽车

在三座特别战俘营中，一共有395人没有在“减负行动”中被运走处决。其中应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第五处要求留下来的有47人，包括齐格蒙特·贝林格中校，这些人在侦查工作中表现出亲苏倾向，或愿意和苏联方面进行某种合作。应德国大使馆要求留下的有47人，其中包括应意大利使馆要求而留下来的几个人--这并不是说德国大使馆预先知道苏联方面要处决这些人，只是在被拘禁期间对这些人表现出关切和询问而已，其中几个人在战前是但泽自由市的公民。有24人因为其德意志族身份而被留了下来，但不是所有的德裔波兰军官都如此幸运。应立陶宛公使馆要求留下的有19 人。

应内务人民委员部领导(贝利亚和梅尔库洛夫)要求留下的有97人，这些人被认为是有情报价值、或者有“专业特长”的人，比如斯维安尼维茨教授，他是研究德国和苏联经济问题的专家。最后，列为“其他”的幸存者有167人，包括在三座战俘营中为NKVD效力的波兰奸细和合作者。

斯坦尼斯瓦夫·斯维安尼维茨，卡廷幸存者

关押在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的14位波兰将军(13名陆军将军和1位海军将军)当中只有两人活了下来，其中那位帝俄海军英雄沃乌科维茨基准将被归入“其他”类，雅努斯基耶维茨准将是应贝利亚要求留下的，被转送到莫斯科;苏联人在利沃夫州的NKVD监狱中还杀害了鲁道夫·普里赫少将-他是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德裔波兰人，曾经是波兰陆军托伦火炮训练中心主任和防空火炮专家，1935 年退役，1939年战争爆发后再度服役，参加了利沃夫保卫战。

曾经关押在旧别尔斯克战俘营的约瑟夫·恰普斯基伯爵是该营的78名幸存者之一。他于1896年出生在布拉格，是古老的许滕- 恰普斯基家族的成员，其血统可以追溯到拜占庭帝国末代君主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亚嫁到莫斯科大公国时的侍从贵族阿法纳西斯·契切尔尼(苏俄外长契切林也是其远亲)。在帝俄时代，恰普斯基家族出了许多位将军和总督，波兰首都那富丽堂皇的恰普斯基宫 (今为华沙艺术学院所在地)也是该家族的产业。

约瑟夫·恰普斯基本人在一战爆发时是圣彼得堡士官学校的学员，1917年参加了在俄国领土上组建的波兰第一军团，1918年进入华沙艺术学院学习美术。恰普斯基是一位强烈的和平主义

者，1920年波苏战争爆发后，他带领一个波兰外交使团前往苏俄，寻找苏俄内战中失踪的波兰籍沙俄军人、以及波苏战争中失踪的波兰军人的下落，但一无所获(这些波兰裔的失踪者几乎全都被布尔什维克处决了)。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令他放弃了和平主义的理想。回到波兰后，恰普斯基退学加入波兰军队，以士官的身份参加了波苏战争的后半期战役。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恰普斯基伯爵是波兰和欧洲著名的画家、作家和艺术评论家，和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伯爵和著名诗人安娜·阿赫玛托瓦也有交往。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恰普斯基作为预备役上尉再度应召入伍，后来被苏军俘虏。此后德国驻苏联大使馆应其好友、欧洲著名艺术评论家斐迪南·德·恰斯泰尔伯爵的请求，不断向苏方探寻和关注恰普斯基伯爵的下落，这也是他保住性命的唯一原因。

约瑟夫·恰普斯基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最高苏维埃大赦波兰公民后，恰普斯基从战俘营中释放，参加了在苏联领土上组建的波兰第二军。但是由于其社会知名度很高，再加上有波苏战争时期寻找波方失踪军人的经验，因此波兰流亡政府委托他在苏联领土上寻找1940年后失踪的一万五千名波兰军人的下落。恰普斯基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

“在1940年4月5日开始遣送战俘之日，有3920人被关在旧别尔斯克集中营。这些战俘中只有七十人设法逃脱了大屠杀，我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人消逝得无影无踪，尽管我坚持不懈地屡次试图查明他们的下落……

“5月12日，我同一行十六人离开了旧别尔斯克。在车厢天花板和棚车的壁板上刻着签有最后日期的文字:我们要前往斯摩棱斯克近郊和‘我们朝斯摩棱斯克进发’。经过哈尔科夫和图拉的一段漫长旅程过后，我们抵达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地方。战俘们被安置在一片大森林中的一座集中营里，它被称为帕夫利奇波尔，四周为参天的大树环绕。在营中，我们遇到了两百个来自科泽利斯克、一百二十个来自奥斯塔什科夫和63个来自旧别尔斯克的同志。后者是4月25日在同其他战俘隔开的情况下从旧别尔斯克遣送到这里的。发布了一道严格的命令，他们必须同其他战俘分开，因为他们将在特殊情况下被遣返。这个63人的小组，我们十六人一行，还有大约10名军官--这就是被关押在旧别尔斯克战俘营的四千名战俘所留存下来的一切。

“粗粗说来，我们有四百人被关在帕夫利奇波尔集中营。几个星期后，我们被带到沃洛格达附近的格里亚佐维策，在那儿我们被一直关到1941年9月。我们可以每月一次给亲属写信。从信中我们推断出，自1940年夏天以来,我们是三个集中营中唯一在1940年4月之后给他们的亲属写信的战俘。

“1941年7月，波苏签署协议,以及被称作‘大赦’的命令颁布之后，我们得知在苏联领土上将组建一支波兰军队。我们全都表示愿意加入其中。我们那时就已经猜到了那些没有和我们一道获得特赦的战友的命运。就在当时，我们凭借记忆搜集整理了一份名单，那是第一份被关押在旧别尔斯克、科泽利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的波兰人的名单，这份名册大约收有一万个人名。

“波兰军队的第一支部队于1941年9 月在塔季谢沃组建起来了。到那时为止，苏联已经释放了所有波兰战俘，甚至那些被判死刑的波兰人也被释放了。他们来自俄国的边远地区，甚至科雷马河畔，来自那些几乎没有人能希望生还的地区，被关押在从北极圈到堪察加半岛、遍及苏联各地的成千上万个古拉格中，没有死于饥饿和寒冷的所有波兰官兵，组成了新波兰军队的中坚。也有来自新的集中营科泽利斯克-Ⅱ和旧别尔斯克-Ⅲ的波兰人。

“安德斯将军建军后不久就向苏联政府的高级领导人要求提供有关还没有被找到的波兰战俘的消息，作为回答，他得到了一个亲切但含糊其辞，极不明确的允诺……"

在寻找波兰失踪战俘的努力失败后，恰普斯基在1942年离开了苏联，在巴格达负责主编波兰军队报纸《白鹰》和《波兰通讯》，后来随波兰军队一同前往意大利战区。二战结束后，恰普斯基伯爵定居在巴黎，出版了两本回忆录，《旧别尔斯克的回忆》和《不人道之国》。由于他是处决波兰战俘事件的第一手见证人，因此在1951年被美国国会邀请前往华盛顿,在调查卡廷事件的国会询问法庭上作证(美国国会召开的这类询问法庭并非为了审理案件，而是弄清某起重大事件的疑点、真相和责任人。1912年“泰坦尼克”号邮船撞冰山沉没后，以及二战之后调查珍珠港事件及911事件始末时，都召开过这样的询问法庭)。

斯坦尼斯瓦夫·斯维安尼维茨教授的回忆对恰普斯基伯爵的回忆录作出了印证和补充。这位教授1899年出生于俄罗斯帝国的德文斯克(今拉脱维亚的道格夫皮尔斯)，十月革命爆发后离开正在就读的莫斯科大学，前往波兰，进入维尔诺(今立陶宛的维尔纽斯)的斯蒂芬·巴托里大学完成学业。在法国巴黎、德国布雷斯劳和基尔的相关学院进修多年后，他返回斯蒂芬·巴托里大学留校任教。在三十年代，他是研究苏联和德国经济问题数一数二的欧洲专家之一。

1939年8月2日，身为预备役军官的斯维安尼维茨应征入伍，9月23日在退往匈牙利边境途中被苏军包围并俘虏，先是投入普季夫利战俘营，随后几经周转，被关入了科泽利斯克。1939年12月，当贝利亚下令向三座特别战俘营派去“侦查组”、对波兰囚犯进行“侦查工作”时，斯维安尼维茨碰到了瓦西里·扎鲁宾。在审讯工作中，斯维安尼维茨流利的俄语帮了大忙，他的谈话令情报工作经验丰富的扎鲁宾意识到这位波兰战俘具有很高的才干，可以用到某些“专业工作”上来。在他的建议下，“三人小组”保住了斯维安尼维茨的性命。根据贝利亚的命令，斯维安尼维茨作为一个“有专业特长”的人被从囚车上撤了下来。

斯维安尼维茨是在1940年4月29日同300人的一个小组从科泽利斯克战俘营被运走的。在此之前，战俘们已经接种了预防伤寒的疫苗。他们被带到没有窗子、只有通气孔的火车车厢内。几乎所有波兰战俘都认为他们即将被移交给纳粹德国，于是尽可能地修整了一下，以便尽可能得体地出现在敌人面前。战俘们注意到了NKVD看守异常粗暴的行为，在离开集中营时，已经预感到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在火车上，和斯维安尼维茨关在同一间囚室里的有列奥纳多·科罗万杰泽克少尉、塔德乌斯·图赫尔斯基少尉和索尔塔乌斯基教授，这三个人后来全都在卡廷的墓穴中被发现了。

4月30，火车停在了某站，是格涅兹多沃。一个“紫红脸膛的NKVD上校”走进了囚车车厢，指名道姓地大声呼唤斯维安尼维茨。他被带下囚车，送到另一列火车上，并被关进了一间空的囚室。斯维安尼维茨爬到最上面的铺位上，通过一个小孔可以看到外面所发生的事情。

1991年的格涅兹多沃车站

格涅兹多沃火车站被全副武装的NKVD士兵包围着。每半小时出现一辆公共汽车，它的窗子用石灰给涂上了。它开到火车车厢门口，战俘们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士兵推搡着登上公共汽车，直到装满30人为止。然后公共汽车开上一条土路，消失在附近的森林里。用这种办法，整列火车很快变得空无一人。斯维安尼维茨在战后查明，格涅兹多沃距离发现波兰军官集体墓冢的地方大约有三公里。他在囚车车厢中没有听到任何枪声。

斯维安尼维茨随后被带到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帕夫利奇波尔集中营，不久之后被送往莫斯科，关入臭名昭著的卢比扬卡大楼内部监狱。当时那里还关押了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切斯瓦夫·雅努斯基耶维茨将军等重要的波兰囚犯。讽刺的是，在卢比扬卡大楼的外面，骄傲地耸立着NKVD前身“契卡”的创建人、被称为“铁人”的波兰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雕像。

在卢比扬卡，NKVD对斯维安尼维茨进行了审讯。战前他在波兰出版的有关苏联国民经济的书籍被当作“间谍活动”的证据。斯维安尼维茨被判处八年徒刑，先是被送往莫斯科郊外的布泰尔卡军事监狱(这是一座古老的军事要塞监狱，在沙皇时代关押过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革命家捷尔任斯基和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十月革命后关押过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马赫诺、火箭科学家科罗廖夫、著名作家巴别尔、希特勒的侄子海因茨·希特勒等名人)。

尽管当时苏联政府已经开始大赦波兰公民，但斯维安尼维茨仍在1942年初被押往科米自治共和国的乌斯特-维姆斯克集中营服刑。设在古比雪夫的波兰大使馆不断要求释放他，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也不止一次向苏联驻英国大使提出相同的请求。1942年4月，斯维安尼维茨被带到设在基洛夫的一个波兰人接待站，同年7月离开了苏联。他向波兰流亡政府提供了大量证据材料。正是根据这些材料，波兰流亡政府早在德国方面公布发现波兰军官集体墓家的消息之前，就推断那些失踪的军官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斯维安尼维茨后来在加拿大定居，1990年之后返回波兰，活到了1997年，看到了苏联方面坦白对卡廷屠杀负有罪责的那一天。

卡廷森林中的第三位幸存者是兹迪斯拉夫·佩兹科夫斯基少尉，1939年战争爆发时，他是一名刚刚从军官学校毕业的21岁年轻人。他在战后回忆当时被俘和被拘禁的经过说:“我们被塞到了运牲口的棚车中，我所在的那节车厢塞进了70人。我们在棚车里待了一个月，到处运来运去。一位战友以前曾经被俄国人俘虏过，他告诉我们说，当俄国人给我们咸鲱鱼时，千万不要吃，因为如果你吃下这些咸鱼而不喝水的话，那些盐分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痛苦。但是一些战友没有听他的警告，吃下了咸鲱鱼。由于没有水喝，这些人的嘴唇很快干裂，进出一道道血口子，像被刀子切开一样。

“俄国人偶尔在几个车站停车，给我们水喝，让我们透透气，把尸体搬下去。最后，在11月初，我们被运到了一座大教堂，后来得知那里叫科泽利斯克。我们在那里被关押了好几个月，所有的人都对前途感到担忧。但是没有人认为俄国人会把我们杀掉。

“从四月初开始，军官们开始一批一批地离开战俘营。我们留下来的人都对能够先走的人感到羡慕。那些被点名运走的人也很高兴，俄国人说要把他们转到一座条件更好的新战俘营里，然后送他们回家。每走一批人，我们都对对他们表示祝贺。但是不久之后，当运送战友的火车皮空着返回科泽利斯克时，我们当中一些人开始担忧起来。没人确切地知道那些先走一步的战友到了哪儿。在战俘营医院里工作的一位俄国妇女在同一位战友谈话时突然哭了起来，说"他们在撒谎'，第二天她就不见了，到五月初，运走战俘的工作结束了。我们这座战俘营里只剩下两百来人。后来我经常在想，为什么我活了下来?

"……到了1941年8月，安德斯将军来到我们的战俘营，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获释了。战友们围住他，问道:“将军，其他的那些人在哪儿?’他说:‘我们正在寻找他们。’实际上，我们直到1943年4月13 日才得知那些失踪的战友的最终去向……”

在1940年春天的这次大规模“减负”处决行动结束后，继续关押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各州NKVD监狱里的那些幸存下来的波兰囚犯，其命运也未必见得好到哪里去。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和立陶宛首当其冲。根据联共(布)政治局的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匆忙处决了这三个地区NKVD监狱内的几乎所有犯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在西乌克兰的NKVD监狱里处决了2.1万人，在西白俄罗斯处决了1.65万人，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地区处决了2500人--也就是说，在被吞并的波兰东部领土上，苏联当局在德军面前进行那场可耻的大溃败之前，一共匆忙处决了约4万人，几乎全都是波兰共和国公民。

在利沃夫州的NKVD监狱，6月22日天亮之后，警卫人员便冲到牢房里，开始一个囚室一囚室地用手枪枪杀囚犯，或者用刺刀把他们扎死，一共杀死了约4000人，只有270人幸免于难。第二天利沃夫城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发起反苏暴动，当地的NKVD警卫才匆匆结束了处决行动，向东逃命。在卢茨克市，当地NKVD监狱被一颗德国炸弹击中之后，监狱领导下令把所有囚犯(德国外交部对外宣传说是1500人，党卫队情报机关的统计数字是4000人)集中到院子里，谎称要对他们进行大赦，随后用坦克车上的机枪向囚犯疯狂扫射。扫射停止后，下令“还活着的人站起来"，幸存的370名囚犯随声爬了起来，奉命把难友的尸体掩埋到大坑里，随后这些幸存者也被集体枪杀。

1941年在拉脱维亚被NKVD集体处决的受害者

同样的匆忙处决行动不久之后也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东部、乌克兰东部和俄罗斯西部的NKVD监狱系统中展开，比如在乌克兰的文尼察处决了9000人(他们的尸体不久就被德国人挖掘出来，让其亲属去认领，文尼察地区的乌克兰反苏游击队后来一直活跃到1949年)，在哈尔科夫州处决了8000人，在俄罗斯的奥廖尔州处决了150人，在拉脱维亚的利特纳森林枪杀了220名原拉脱维亚军队的军官(这起屠杀其实是在6月14日，即德国人入侵之前八天进行的)。那些没有被当场处死的政治犯则被迫向苏联内地进行长途“死亡行军”，比如说，在从拉脱维亚NKVD监狱撤往西伯利亚的560名原拉脱维亚军官中，只有90人活着到达目的地，并在那里被判处死刑或长期监禁--至今仍有些中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现在的波兰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这么仇恨苏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