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温：功盖东晋，却因一件事被骂千年

桓温是东晋门阀政治下极具争议的人物。梁启超曾评价其"功业之盛，冠绝东晋"；也有学者认为其北伐"养寇自重"，功业始终服务于篡代野心。无论如何，他以持续二十余年的军事行动，在东晋偏安江南的困局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元356年，洛阳城外，一个四十四岁的男人跪在荒草丛生的西晋皇陵前。

他的身后，是刚刚被收复的故都。他的面前，是几座被掘开、尸骨散落的帝陵——那是西晋的皇帝们，死了四十多年，连骨头都没能安生。这个男人叫桓温。他下令修复陵墓，然后站在废墟上，沉默了很久。

从永嘉之乱到此刻，中原沦陷已经四十二年。祖逖失败了，庾亮失败了，殷浩也失败了。现在，桓温站在这片土地上，手里握着东晋立国以来最像样的一支北伐军，面前是故都洛阳，身后是整个江南。

一个跪在皇陵前的将军，手里有兵，有威望，有收复故土的功绩。你说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他会继续北上，直捣黄龙，还是转身南下，去做另一件更需要“兵”的事？

一、收复洛阳之后，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外的事

桓温第二次北伐，目标是收复洛阳。他做到了。

永和十二年，桓温在伊水大败羌人姚襄，进驻洛阳。他修复了被毁坏的西晋帝陵，祭扫了先帝。中原士民“牛酒迎温”，以为终于等到了王师北定的一天。

但桓温没有继续北上。他上疏朝廷，请求迁都洛阳。

迁都，是东晋朝堂上最敏感的三个字。南渡的士族在江南有田产、有庄园、有经营了几十年的根基。迁都洛阳，意味着他们要放弃这一切，回到一片废墟上重新开始。朝廷拒绝了桓温的请求。桓温也没有坚持。他撤军南返，留下了一支偏师守洛阳。

洛阳后来丢了。河南也丢了。桓温收复的地方，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里漏了出去。

后世批评他北伐“缺乏彻底打击北方敌军主力的总体战略规划”。第一次北伐到灞上，徘徊两个月不进；第三次北伐到枋头，逡巡两个月不动。“全无深度北进的通盘打算。”

他打北伐，到底是为了收复中原，还是为了别的东西？

二、枋头之败，暴露了他真正的算盘

公元369年，桓温发动第三次北伐，率五万步骑进攻前燕。

初期势如破竹，连克湖陆、黄墟，一直打到枋头，距离前燕都城邺城只有几十里。前燕皇帝慕容暐和太傅慕容评吓得准备逃回辽东。

但桓温停住了。他在枋头逡巡两个月，不进不退。前燕趁机向前秦求救，同时派慕容垂率军迎击。慕容垂切断了晋军的粮道，又联合前秦援军在襄邑设伏。晋军大败，“死者三万人”。桓温焚船弃甲，从陆路狼狈南逃。

一场眼看就能灭掉前燕的北伐，打成了溃败。

为什么在枋头停住？史料给出的解释是“粮道不通”。但这个理由站不住脚。桓温出兵前就知道粮道是最大的风险，他带了足够应对的方案。真正的原因，藏在枋头之败后的一件事里。

枋头溃败让桓温的“威名顿挫”。他本来指望用北伐的胜利来“收时望”，积累篡位的政治资本。仗打输了，这条路走不通了。

他的谋士郗超给他出了另一个主意：“明公不为伊、霍之举者，无以立大威权，镇压四海。”

伊、霍之举——废立皇帝。

桓温采纳了这个建议。当年十一月，他带兵入建康，以太后名义废黜了皇帝司马奕，改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就是简文帝。

枋头之败，不是桓温军事生涯的终点。是他从“北伐英雄”转向“篡位权臣”的起点。

三、谢安的拖延，是他在世时最无可奈何的一件事

桓温废了司马奕之后，权势到了顶点。简文帝司马昱是他的傀儡，“常惧废黜”，在位不到一年就忧惧而死。

简文帝死前，留下了一份遗诏。遗诏里有一句话：“君自取之。”——你桓温想当皇帝，自己来拿。

但王坦之把遗诏改了。他当着简文帝的面把“君自取之”改成了“家国之事，一禀于大司马”。桓温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禅让。

简文帝死后，朝臣们讨论该立谁为帝。有人提议立桓温，王彪之坚决反对。最后立了司马曜，就是孝武帝。

桓温当时重病在身，从姑孰带兵入朝，想逼朝廷给他加九锡——这是禅让前最后一道程序。他“讽朝廷求九锡，屡使人趣之”。

谢安和王坦之的办法很简单：拖。

他们让袁宏起草加九锡的诏书。袁宏写好了，谢安拿过来看，说这个字不对，那个词不妥，拿回去改。改完了再送过来，谢安又挑出新的毛病。如此反复，“历旬不就”。

桓温派人催了好几次。谢安每次都说“快了快了”，然后继续改诏书。

桓温没有等到九锡。宁康元年七月，他病死在姑孰，六十二岁。他到死都没有当上皇帝。他儿子桓玄后来篡了东晋，追尊他为“宣武皇帝”。但那是他死后三十多年的事了。

桓温的“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野心家独白”之一。

桓温收复蜀地、三次北伐，战功赫赫。做周公？做曹操？桓温的内心是极度自负又极度焦虑的——自负于能力，焦虑于生命短暂。

历史很讽刺。他想流芳，晚年因北伐兵败的枋头之败失去了道德威望；他想遗臭，最后却不敢篡位，至死没称帝。他既当不成周公，也当不成曹操。

结语

桓温这一生，最让人唏嘘的不是他的失败，是他的“差一点”。

他差一点就收复了中原。他差一点就当上了皇帝。他差一点就打破了东晋门阀政治的规则。但每一次，他都停在了最后一步之前。

梁启超说他的“功业之盛，冠绝东晋”，不是虚言。他灭成汉、复洛阳、主持土断、清查户口、推行“并官省职”，东晋一度“财阜国丰”。他是一个能打仗、能治国、能用人的人。

但他把所有这些能力，都服务于一个目标：篡位。

他北伐，是为了积累政治资本。他废立皇帝，是为了试探底线。他求九锡，是为了完成最后一步。他这一生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第二层目的。

北伐英雄和篡位权臣，在桓温身上不是两个人。是同一个人。

他在洛阳皇陵前跪下的那一刻，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史书记了他站在当年种的柳树前说的那句话：“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树都长这么大了，人怎么能不老？

一个四十四岁的男人，跪在故都的废墟上，身后是四十二年的偏安和屈辱，面前是可能改变一切的机会。他选择了转身。

他转身的那一刻，东晋最后的血性，也跟着他一起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