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供证关系：实物和言词的主客观性

案件事实是客观的，证据是人已知的案件事实，具有认识的主观性。

证据材料的物质载体本身是客观的，但对其证据信息的解读却具有主观性。

司法证据不等于客观事实本身，而是溶入了诉讼相关人认识的法律事实，具有主观反映客观的特点。

这就需要寻找多个相对稳定的事实参照点，来接近客观的案件事实。

根据证据的存在和表现形式，可以将其分为言词和实物，也称之为人证和物证。但实物证据的范围，显然要大于法定证据种类中的物证。

本文与“人证”对举中，所指的便是广义的“物证”。

一、实物证据的主观性问题

一般而言，实物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静态的、片断的，不如言词具有动态性和完整性。

但实物证据的主要特点是稳定性强，不易失真，其客观性比言词证据强。

因此，有人根据主客观性的强弱，将实物证据叫做“客观证据”，言词证据便叫做“主观证据”。

但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它们不等于说实物证据都是客观的，物证中也有人的认识因素。

物证的种类和范围，与人的认识能力密切相关，其案件信息也要靠人揭示。人的认识能力直接决定物证的适用范围和证明的准确程度。

物证的收集和鉴定(尤其是微量物证)，一般需要仪器设备。

仪器设备是人制造的，它们本身不可能没有局限性。

就精确度而言，就不可能100％准确。同时，仪器设备也需要人去操作，这就有一个使用技能是否熟练到位的问题。

最近作无罪宣判的“念斌投毒案”中，氟乙酸盐鼠药的鉴定就是问题。

这就使物证中有了人为的因素。

所以，刑事诉讼法中，要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

“意见”就是物证鉴定中的一种认识。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将鉴定意见称为“专家证言”，属于证人证言范畴。

在我国，许多人将物证鉴定列入实物证据范围。

但《刑事诉讼法》第146条明确要求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他们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这对其认识偏差就是一种警示。

又如，我国虽然将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笔录等列入实物证据范围，但“笔录”是人制作的，即使排除了作假因素，人的笔录能力也高下不一。

有的记得详细，有的挂一漏万；有的差错少，有的差错多，其主观性显而易见。

笔录仍是一种认识表达，都有人的因素。

案件事实是客观的，反映罪案事实的证据要靠人去收集、固定和解读，这就难免具有主观性。

说到人为因素，除了工作态度、工作责任心之类的问题，物证有一点和人证是一样的，这就是侦查取证中的逻辑倾向性问题。

取证中的倾向性，无论人证和物证中都是难以避免的。

否则，证据材料就难以产生关联性。

而没有案件相关性的事实，是不能叫做“证据”的。

所以，当我们谈到“客观证据”的时候，不能产生它们没有主观认知的误解。

二、口供证据的客观性问题

犯罪嫌疑人最清楚自己和罪案的真实联系。

口供无论真伪，只要正确对待，都有益于查清案件事实。

通过讯问嫌疑人，发现案件线索是一条比较便捷有效的途径。

而且，关于犯罪动机、认罪态度等主观要件的问题，也要靠供证关系来认定。

这是世界上至今没有哪一个国家不要口供的一个原因。

口供是一种人证，人证一般表现为言词，其形成有感知、记忆、陈述三个环节。

任一环节，都有使言词失真的影响因素。

言词受错觉、遗忘和动机等干扰，具有种种复杂性。

有些是感知有误，有些是有所遗忘，有些是表达受限，说不清楚。

言词和一个人的表达能力和心态相关。

有些人心直口快，有些人心口不一；

有些人词不达意，有些人言外有意，等等。

这些都需要侦查员去倾听、理解和揣测。

何况犯罪嫌疑人与在查案件具有利害关系，他们一般都不会乐意承认有罪。

无辜者会为之辩解，作案人会为之狡辩。

在案情并不清楚的情况下，面对同一嫌疑人的口供，不同的侦查员取证，可能就有不同的结果。

这里面，就难免具有口供当事人和侦查员两方面的主观因素。

口供证据，尤其是笔录，有的接近嫌疑人的口语，有的完全是记录人的书面语归纳；

再加上笔录水平的差异，可能就与嫌疑人内心的意思大相径庭。

有的引导性口供，主要体现了侦查员的主观愿望，可能就同案件事实相去甚远。

所以，庭审不能只看案卷，而要坚持“直接言词”原则。但是，不能因此而完全不相信口供。

随着现代科技产生的同步录音录像，其录供的真实性就较强。

口供等言词证据，会从某一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案件事实，可能存在接近客观事实的线索。

言词证据较之实物证据，无非是多了不稳定、不确定性，必须使用物证的稳定性和客观性去校正和坐实它们。

这是侦讯中辨析供证关系的一大基础。

有了这一基础，口供也能接近案件的客观事实。

三、侦查员取证中的人为因素

案件侦查，要从“让犯罪嫌疑人说话”，转变为“让犯罪现场说话”。

一般来说，这是不错的。

但具体到个案侦办，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

犯罪现场也是由人去认识的，物证中总有人为因素。

何况科技投入和人员素质的有限性，决定了仅靠物证结案的情况并不多。

只要有犯罪嫌疑人，讯问还是免不了的程序。

作为侦查员，最根本的，还是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取证、辨证和用证的基本素质。

侦讯之中，要以物证为中心进行查证，就比较容易还原案件事实。

首先，侦查员要注重发现、收集和同定尽可能多的实物证据。

解决物证的确实性、合法性和案件相关性问题。物证牢靠了，案件基础才能牢靠。

有了一定数量的实物证据，侦讯就有了坚强的后盾和坚实的基础。

其次，侦讯中，需要逐步地组织和完善证据体系。

侦查员要参照检察系统的“零口供规则”，有意识地暂时抛开口供，按照先实物证据、后言词证据的顺序组织案件材料。

最后，侦查员不要满足于现有的证据材料，更不能满足于只有口供材料。

要根据口供线索去收集实物证据，并查实这些证据。案件基础牢不牢靠，证据是前提。

侦讯中，还得靠侦查员使用正确的讯问方法去构筑这种基础。

即使物证没有问题，如果侦讯的用证方法不当，这个基础仍然会不牢靠。

比如，后面要讨论的“二张叔侄强奸案”中，死者指甲缝中DNA鉴定就没有问题；

但侦查员却弃之不用，而将案件办成了冤案。

就因为他们不相信二张的口供，而对鉴定材料的审查判断出现了偏差。

结果成为不相信口供，也不相信物证，没有处理好其供证关系。

来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作者：陈闻高。文章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如有问题请及时联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