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绿色金融是支撑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金融工具。我国绿色金融规模实现跨越式增长，2026年二季度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同比增长14.5%，稳居全球前列。随着发展步入更具挑战性的“下半场”，如何从“重规模”转向“重实效”，从“做大蛋糕”转向“做好蛋糕”，成为现阶段我国绿色金融亟待破解的关键命题。
从目前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结构来看，政策工具扩围打开了传统行业转型空间。此前碳减排支持工具采用“金融机构自主决策、先贷后借”的运作模式，已为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三大领域提供了低成本资金支持。2026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将节能改造、绿色升级、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项目纳入支持范围，支持领域从三大类拓展至六大领域，释放出重要信号：绿色金融正从“支持绿色产业”走向“推动产业变绿”，相当于为“棕色行业”转型开通了定向降息通道，既降低了银行绿色信贷的负债端成本，又将优惠利率传导至企业端，降低了产业转型门槛，引导更多高碳行业主动开展节能降碳改造，让金融资源真正流向减排效果显著的环节。
从产品供给来看，我国绿色金融产品正由单一信贷向多元化、综合化服务体系演进。一方面，绿色贷款投向从早期集中于清洁能源，逐步延伸至绿色工厂、节能技改、传统产业转型等场景。央行牵头制定的煤电、钢铁、建材、农业四个行业转型金融标准已在20多个省市试用，其中江苏以化工行业为切入点，建立“1+N+N”转型金融支持体系；广东、浙江“转型项目白名单”纳入项目327个，带动融资超1500亿元。另一方面，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碳金融衍生品等工具加快创新，为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提供了多层次参与渠道，如今年9月上海清算所推出的碳排放权回购清算业务，为控排企业盘活碳配额资产提供了新的路径。此外，碳市场与信贷工具的联动正在加深，以碳配额质押贷款、碳回购等创新产品为例，企业可将持有的碳资产盘活为融资增信手段，进一步打通了“减排—增信—再融资”的良性循环。
也要看到，绿色转型的快速扩张也带来了“洗绿”“漂绿”风险。部分企业通过虚假转型材料骗取绿色信贷，资金实际并未流向低碳项目；个别金融机构为完成绿色考核指标放宽认定标准，甚至为高碳项目“贴绿标”。这类行为不仅消耗政策红利，还可能推高绿色信贷的潜在风险。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制度缝隙”：在标准不统一、信息披露不充分的情况下，企业有动力争取低成本资金，却缺乏动力兑现减排承诺。此外，标准体系“碎片化”、中小企业绿色融资“够不着”、激励约束“不适配”等问题，也制约着绿色金融效能释放。
这些问题指向同一核心症结：制度设计的精准性、约束力不足。对此，应以系统思维精准施策，从统一标准、畅通渠道、强化约束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绿色金融真赋能、真增效。
加快构建统一标准体系。以《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年版）》为基础，加快第二批7个行业转型金融标准研制发布，建立全国统一的碳核算方法和数据质量标准，消除口径差异。推动标准与绿色金融评价、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风险管理要求有机衔接，对产生真实减排效果的项目给予更多资源倾斜，让标准从合规要求转化为激励真减碳的商业工具。
畅通中小企业绿色融资渠道。依托企业碳账户和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运用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采集能耗与碳排放数据，降低绿色项目认定门槛，让中小企业便捷获得转型金融支持，破解绿色金融资源向大型企业集中的结构性失衡。
将贷后核查从“软约束”变为“硬约束”。可将碳减排效果第三方核验纳入监管考核，对减排效果与承诺严重不符的项目建立退出机制，探索建立环境效益追踪数据库，让“漂绿”行为无处遁形。
绿色金融的“上半场”，我国以规模扩张和制度探索为主，走出了一条政策驱动、市场响应的特色路径。步入“下半场”，随着“十五五”碳达峰行动进入落地关键期，绿色金融需在“精准”和“真实”上持续发力，以精准化的制度设计为核心，引导资金流向真正产生减排效益的领域，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田 轩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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