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在位三十四年，消灭了周边哪些国家政权？

永徽元年六月，金山北麓的阿息山脚下，一支唐军轻骑正沿着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河谷急速北上。

斥候回报：前方数百骑正仓皇逃窜，其中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携着一名年轻女子，频频回望。

唐军将领高侃下令全速追击。

追至金山（今阿尔泰山）脚下，唐军截住了这伙逃亡者。

被按在地上的中年男子，正是自称“乙注车鼻可汗”的阿史那斛勃。

他或许不知道，他的被擒，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彻底终结——从颉利可汗败亡以来，突厥在北荒的最后一支独立力量，就此覆灭。

这仅仅是开始。

从永徽元年到总章元年，唐高宗李治在位的三十四年间，唐朝的军队向西越过葱岭，向东跨过鸭绿江，一共灭掉了五个政权。

唐朝的版图，在他手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一

车鼻可汗的出身，要追溯到东突厥覆亡的年代。

《太平寰宇记》记载，车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为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

颉利可汗败亡后，北荒诸部本欲推举他继任大可汗，但薛延陀势力正盛，车鼻“不敢当，遂率所部归于延陀”。

他“为人勇烈有谋略，颇为众所附”，薛延陀首领对他既忌惮又厌恶，密谋将其诛杀。

车鼻察觉后，率部逃回旧地，“去京师尚万里，胜兵三万人”，自称乙注车鼻可汗。

西有葛逻禄，北有结骨，皆归附于他。

贞观年间，车鼻曾遣其子沙钵罗特勒入唐朝见，并承诺亲身入朝。

唐太宗派使者前往迎接，车鼻却食言不至。

太宗大怒，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遣右骁卫郎将高侃“潜引回纥、仆骨等聚兵袭击之”。

然而真正完成这一任务的，是即位的唐高宗。

永徽元年（650年）六月，高侃率军进抵阿息山。

车鼻召集所部兵马，竟无一人响应。

众叛亲离之下，他带着妻子和数百骑仓皇西逃。

高侃率精骑穷追不舍，追至金山，将其生擒，送往京师。

高宗在审问车鼻时说了一番话，载于《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颉利败亡时你不辅佐他，是无亲；薛延陀破灭后你逃窜藏匿，是不忠。

按罪当死，“然朕见先帝所获酋长必宥之，今原而死”。

车鼻被释放，拜为左武卫将军，赐宅于长安。

他的部众被安置在郁督军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统之。

《太平寰宇记》对此时北方局势的总结是：“车鼻既破之后，突厥尽为封疆之臣。”

唐在突厥故地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单于领狼山、云中、桑乾三都督及苏农等二十四州；瀚海领金微、新黎等七都督及仙萼、贺兰等八州，“各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

此后二十余年，唐朝北方边境再无大规模战事。

二

北方的平静，让高宗得以将全部注意力转向西方。

西突厥汗国自从统叶护可汗被杀后，内乱不断，汗位更迭频繁。

651年，阿史那贺鲁自立为沙钵罗可汗，建牙帐于双河（今新疆博乐、温泉一带）和千泉，总领十姓部落。

贺鲁起初是作为唐的瑶池都督安插在西域的，太宗驾崩后他却拥兵反叛，吞并了乙毗射匮可汗的部众，“西域诸国及处月、处密等部多归附之”。

永徽二年，贺鲁率军攻打庭州，攻陷金满城和蒲类县，西域震动。

唐廷多次派兵征讨，未能彻底解决。

转折出现在显庆二年（657年）。

这一年，高宗任命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唐军及回纥兵共一万余人出北路；同时，以西突厥降将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流沙道安抚大使，率突厥兵出南道。

南北两路大军，形成夹击之势。

苏定方率军从金山北面出发，先击破处木昆部，其俟斤懒独禄率万余帐投降，苏定方从中调发千余骑兵随军。

大军推进至曳咥河西岸（今额尔齐斯河），沙钵罗可汗率十姓部落近十万兵马前来迎战。

他看到唐军兵力单薄，轻视之心顿生，直接挥军将苏定方部团团围住。

苏定方以步兵据守南原，将长矛密集排列，矛头向外，形成刺猬般的防御阵型。

他自己亲率精锐骑兵列阵于北原。

突厥军三次冲锋，均被唐军长矛阵击退，“三冲不动”，伤亡惨重。

苏定方见敌军锐气已挫，率骑兵从北原发起反击，在三十里长的战线上展开激战，斩获数万人。

突厥军大溃，沙钵罗率残部西逃。

苏定方乘胜追击。

当时天降大雪，平地积雪二尺，将士们请求稍事休整，苏定方却说：“虏恃雪深，谓我不能进，必休息士马。

亟追之可及。

若缓之，彼遁逃浸远，不可复追。”

他率军踏雪兼程，日夜兼行，直插贺鲁的牙帐所在地金牙山（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以西）。

贺鲁正在围猎，毫无防备，被唐军一战击溃。

他率残部逃入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境内。

到了石国的苏咄城旁，人马饥乏，城主伊涅达干假装带着酒食出城迎接。

贺鲁信以为真，入城后即被拘执。

苏定方的副将萧嗣业赶到石国，石国人便将贺鲁交给萧嗣业。

贺鲁被押解至京师，献于昭陵和太社，高宗特免其死。

《资治通鉴》记下了苏定方平定西突厥后的善后措施：他“安抚西突厥诸部，开路设驿、慰问疾苦、恢复生产，使十姓部落安堵如故”。

西突厥汗国灭亡后，唐在五咄陆部之地设昆陵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都护，册封兴昔亡可汗；在五弩失毕部设濛池都护府，以阿史那步真为都护，册封继往绝可汗。

次年，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至龟兹，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正式成为唐朝控制西域的核心支点。

三

西突厥的覆灭，让中亚诸国纷纷倒向唐朝。

但总有不信邪的。

显庆四年（659年），思结阙俟斤都曼唆使疏勒、朱俱波（今新疆叶城一带）、喝盘陀（又称葱岭国，今新疆塔什库尔干一带）三国叛唐。

《资治通鉴》和《册府元龟》都记载了这件事，唐廷命苏定方前往天山北麓平叛。

这三个国家位于葱岭——帕米尔高原——的东麓，是从西域进入中亚的咽喉要道。

苏定方的进军路线极为果断：他率军抵达叶叶水（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的锡尔河）后，挑选精兵强行进军三百里，突袭都曼军。

都曼猝不及防，败退至马保城。

苏定方随即进逼马保城，切断其退路。

最终，都曼被迫开城投降。

葱岭三国平定后，唐朝西部疆域直抵咸海（一说里海），臻于极致。

唐廷在葱岭以西的中亚地区大规模设置羁縻府州，最远延伸到波斯边境。

龙朔元年（661年），高宗任命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前往西域，接纳于阗以西、波斯以东的中亚十六国归附，以各国辖境建置都督府，共置羁縻州八十八处、县一百一十处、军府一百二十六处。

波斯萨珊王朝王子卑路斯被授予波斯都督府都督之职，虽然这更多是名义上的册封，但唐朝在中亚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

西线尘埃落定，高宗的目光转向了东方。

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

高句丽最为强大，百济次之，新罗最弱。

百济与高句丽长期联手侵扰新罗，切断新罗通往唐朝的朝贡之路。

新罗一再遣使入唐求援。

唐太宗曾亲征高句丽，虽取得局部战果，未能将其灭国。

显庆五年（660年）三月，百济依仗高句丽之援，再次大举进攻新罗。

高宗决定改变策略：先灭百济，再灭高句丽，最后收拾新罗。

他任命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大军十万人征讨百济。

唐军横渡黄海，直抵熊津江口（今朝鲜半岛南部锦江口）。

《苏定方传》记载，唐军在此大败百济守军，“杀数千人”。

苏定方率步骑夹江并进，直逼百济国都泗沘城。

百济倾国出动迎战，唐军“大破百济军，杀一万余人”。

与此同时，新罗名将金庾信率军在黄山击败百济大将阶伯，百济主力彻底崩溃。

义慈王携太子扶余隆逃入北境，其二子扶余泰却自立为王，据城坚守。

但唐军围城之下，百济军心涣散。

义慈王最终退至熊津（今韩国公州），向唐军投降。

苏定方将义慈王、太子隆、王子孝及大臣将领九十三人、百姓一万两千人掳至唐朝。

义慈王后来病死在洛阳，葬于邙山孙皓、陈叔宝墓旁。

百济被唐分为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五都督府，郎将刘仁愿以兵一万留镇泗沘城。

然而百济的残余势力并不甘心。

661年，百济旧将鬼室福信从倭国迎回王子扶余丰，拥立为王，起兵反抗唐朝。

663年，倭国（日本）天智天皇派出大军支援百济。

八月，刘仁轨率水军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与倭国水军遭遇。

当时刘仁轨部两万人，面对的倭济联军有四万人。

刘仁轨四战四捷，焚毁倭军战船四百艘。

《旧唐书·刘仁轨传》描述战况：“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白江口之战是中日之间第一次大规模海战，也是日本此后近千年不再大规模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转折点。

五

百济的灭亡，让高句丽失去了南面的屏障。

唐军从百济故地北上，可以对高句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乾封元年（666年），高句丽权臣泉盖苏文去世，其子泉男生、泉男建、泉男产兄弟内讧。

泉男生派其子泉献诚入唐求救。

高宗抓住这个机会，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军东征。

庞同善、薛仁贵、契苾何力等将领分道进击。

时人评价这几位将领：“薛仁贵勇冠三军，庞同善持军严整，高侃忠果有谋，契苾何力统御有方，而李勣夙夜小心，忘身忧国，众将莫及”。

乾封三年（668年）二月，李勣与薛仁贵攻克扶余城，周边三十余城望风归降。

随后，唐军在鸭绿江畔大破高句丽军，追奔二百里，直抵平壤城下。

各路唐军——李勣的主力、刘仁轨、郝处俊、薛仁贵——相继会师于平壤城外，形成合围之势。

围城持续了一个多月。

九月，平壤城破。

高句丽末代国王宝藏王高藏与泉男建同时被俘。

高句丽自朱蒙建国，传二十八世，历七百零五年，至此灭亡。

唐在高句丽故地设置安东都护府，治所设在平壤，下辖四十二州。

薛仁贵以右威卫大将军之职检校安东都护，率兵二万人镇守。

此时，唐高宗在位的第三十四个年头，唐朝的疆域达到了极盛：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这一版图维持了三十余年。

六

从车鼻汗国到高句丽，五个政权的覆灭，重塑了整个东亚和中亚的政治格局。

丝绸之路的畅通是这一切最直接的成果。

西突厥汗国曾经控制着从敦煌到里海的商路，征收高额税赋。

苏定方平定贺鲁后，唐在五咄陆和五弩失毕部设立昆陵、濛池二都护府，又沿路设驿，商旅得以安全通行。

安西四镇——龟兹、焉耆、于阗、疏勒——构成了唐朝控制西域的军事支柱，也保证了丝路南道的稳定。

中亚的羁縻府州体系，虽然没有改变当地的政治结构，但确立了唐朝作为区域秩序主导者的地位。

吐火罗、波斯、康国、安国、石国等国的使者频繁往来于长安与中亚之间。

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向西流通，中亚的宝石、良马、乐舞向东传入。

撒马尔罕的粟特商人，在长安西市开设店铺，成为长安城里最引人注目的外来群体之一。

在东方，百济和高句丽的灭亡改变了朝鲜半岛的格局。

新罗统一了半岛大同江以南的地区，成为唐朝在东北亚最重要的藩属国。

高句丽的遗民一部分流入中原，一部分散入靺鞨和突厥。

高丽舞在唐朝风靡一时，《旧唐书》记载表演时“舞者四人，椎髻于后，以绛抹额，饰以金珰，二人黄裙襦，赤黄绔，二人赤褥绔，极长其袖，乌皮靴，双双并立而舞”。

而百济的遗民则将佛教和建筑技术带入了日本，深刻影响了日本飞鸟时代的文化面貌。

高宗时期的扩张，与前代有一个根本区别：唐太宗虽然也开疆拓土，但更注重“德化”与军事的平衡。

太宗在拒绝康国内附时曾说“朕恶取虚名害百姓”。

高宗则不同，他在永徽年间继承了太宗的稳健政策，司马光评价“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但到了显庆年间之后，高宗的扩张欲望明显增强，军事行动的规模和频率都大幅提升。

西方史家将高宗灭西突厥、臣服中亚诸国视为唐朝在中亚影响力达到顶峰的时刻。

但这一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苏定方、李勣、薛仁贵等将领的个人军事才能，以及高宗在特定时期果断决策的能力。

一旦这些因素发生变化，帝国的边疆就会面临考验。

调露元年（679年），距离高句丽灭亡仅十一年，单于都护府辖下的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反叛，二十四州酋长皆起兵响应，拥立阿史那泥孰匐为可汗。

单于都护府长史萧嗣业率军讨伐，因恃胜不设备，遭遇雨雪天气，士兵冻馁，被突厥军突袭，大败，被杀掠万余人。

唐廷改以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三十余万大军讨伐，方才平定。

同年，安西四镇也遭遇了吐蕃的猛烈进攻，一度被迫放弃。

仪凤三年（678年），吐蕃大举进攻，唐军在大非川之战中惨败。

帝国在极盛之后，开始面临全方位的挑战。

高宗晚年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显庆五年之后，他因“风眩”之症，目不能视，朝政逐渐委于武则天。

七

永徽元年六月那个清晨，高侃率军在金山脚下截住车鼻可汗的那一刻，或许没有人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漫长征服序列的开端。

从金山到曳咥河，从葱岭到熊津江，从白江口到平壤城——三十四年间，唐军行军的路线图，就是一张帝国版图的扩张轨迹。

当苏定方在曳咥河以一万对十万时，他指令步兵将长矛密集排列，矛头向外，固守南原。

突厥骑兵的三次冲锋被击退，唐军骑兵随即从北原反击。

当刘仁轨在白江口下令火攻时，倭军四百艘战船在火焰中化为灰烬，海水被火光染成赤红。

当李勣率军围困平壤时，围城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城中粮尽，泉男建被部下绑缚出降。

这些细节，来自《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和《三国史记》的记载，构成了一个帝国扩张的完整叙事。

而当最后的战报送到长安，高宗或许会想起，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突厥王子在阿尔泰山脚下的逃亡与落网。

金山依旧矗立在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河谷之侧，山上的积雪，在六月的阳光下缓缓融化，汇入北流的河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