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冯太后：两度临朝听政，稳住朝局

太安二年（456年）深秋，平城宫中的铸金台上，十四岁的冯氏将双手浸入铜液翻涌的陶范之中。

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北魏宫廷旧制，嫔妃欲立为皇后，须手铸金人，成者方得册立。

与冯氏同时竞争的另外三位嫔妃先后失败，唯有她的金人在炉火中渐渐凝出人形。

文成帝拓跋濬随即下诏，册立这位来自北燕皇族、在宫中当了近十年婢女的女子为皇后。

她铸造金人的这一年，距离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已经过去了十七年。

冯氏的祖父是北燕末代国王冯弘。

北燕被北魏消灭后，冯弘逃奔高句丽，其子冯朗归附北魏，出任秦、雍二州刺史，封西郡公。

冯氏便出生在长安，母亲王氏是乐浪人。

据《魏书·皇后列传》所载，冯氏出生之时“有神光之异”。

然而神光并未保佑这个家族太久。

冯朗受一桩大案牵连，被太武帝下令诛杀，年幼的冯氏作为罪臣之女被没入宫中充为奴婢。

幸运的是，她的姑母是太武帝的左昭仪。

这位冯昭仪“雅有母德”，将小侄女收养在身边，悉心抚育教导。

别的宫女在掖庭中从事苦役，冯氏却得以在姑母的庇护下读书习礼。

据《太平御览》引《后魏书》记载，冯氏“年十四，高宗践极，以选为贵人，后立为皇后”。

从罪臣之女到一国之母，这条路她走了将近十年。

但没人能预料到，这个十四岁的皇后，日后将主宰北魏朝政二十余年，成为这个鲜卑王朝最具决定性的人物。

文成帝在位的最后几年，冯氏以皇后身份参与了一些政务。

她“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计”，入主中宫之后，“省决万机”。

一个“粗学书计”的评语出自《魏书》，但这显然是史官的谦辞——从她日后展现出的政治手腕来看，冯氏对权力的理解和驾驭能力远超“粗学”二字所能概括。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文成帝病逝于平城，年仅二十五岁。

按照北魏旧制，国丧三日之后，要将文成帝生前的御服器物一并焚毁，百官及后宫众人临场号哭。

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当火焰燃起之时，冯皇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苏”。

在场的内侍们手疾眼快，将她从火堆中抢出。

这一举动，后世史家评价不一，有人说这是真情流露，有人说这是精心设计的表演。

无论真相如何，史书只记录了这个动作本身——一个二十四岁的皇后扑向焚毁丈夫遗物的火焰，被救醒后，她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凶险的局面。

十二岁的太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

冯后被尊为皇太后。

而文成帝尸骨未寒，朝中已有人蠢蠢欲动。

时任侍中、车骑大将军、太原王的乙浑迅速出手，据《魏书》记载，乙浑“矫诏杀害尚书杨保平、平阳公贾爱仁、南阳公张天度等大批官员”，以侍中、车骑大将军之位自领太尉、录尚书事，不久更升任丞相，封太原王。

他把君臣之间的联系统统切断，凡事由他一人传达，朝政大权尽入其手。

一个二十四岁的寡妇太后，一个十二岁的少年皇帝，面对的是一个手握兵权、老谋深算的权臣。

冯太后面对的困局，远比后来的武则天临朝时更加险恶。

她没有急于动手。

据周思源在《千古一后》中的梳理，冯太后秘密制定了一系列应对策略。

第一步，她让献文帝每日上朝，大臣有事可以当面向皇帝奏报，皇帝当场面复。

这样一来，乙浑不再是皇帝与群臣之间唯一的联络通道，他矫诏的空间被大幅压缩。

第二步，冯太后在幕后帮助小皇帝拿捏分寸，该批准的事情批准，不该批准的事情借故拖延，让乙浑再也无法随意假传圣旨。

第三步，表面上对乙浑有求必应，一次又一次给他加官进爵，直到封他为丞相——丞相已是人臣之极，再往上走，就只能谋反了。

乙浑的野心被一步步推向明处。

与此同时，冯太后暗中做了另一手准备。

她秘密联络了两位关键人物：安远将军、吏部尚书贾秀，以及侍中拓跋丕。

贾秀出身汉族士人家庭，掌管吏部事务。

乙浑曾多次要求贾秀将自己的妻子称为公主，贾秀拒绝道：“老奴官悭，不能为汝曲法。”

这番对话被载入《资治通鉴》，成为乙浑骄横跋扈的铁证。

而拓跋丕是皇室宗亲，他在得知乙浑即将发动兵变的绝密情报后，秘密奏报了皇帝与太后。

天安元年（466年）二月，文成帝去世八个月之后，乙浑察觉冯太后早已暗中指导小皇帝对付自己，决定铤而走险发动兵变。

拓跋丕的告密让冯太后抢先一步。

《资治通鉴》记载了最后的结果：“庚申，冯太后收浑诛之。”

短短六个字，干净利落。

乙浑被诛，其党羽被清除。

从文成帝去世到乙浑伏诛，中间仅隔了八个月。

这八个月里，一个二十四岁的太后在丧夫的悲痛中稳住了阵脚，用缜密的策略将一个功勋卓著的权臣一步步引入陷阱，最终一击致命。

冯太后随后宣布临朝称制，直接掌握朝政大权，引中书令高允、中书侍郎高闾及贾秀等人参预朝政。

关于这次政变的更多细节，史书着墨不多。

《通鉴本末纪要》中仅有“侍中拓跋丕告其谋反，冯太后收浑诛之，临朝称制”十余字。

但从结局来看，诛杀乙浑的过程迅速而果断，几乎没有给对手任何翻盘的机会。

这种果断，在此后二十余年的执政生涯中一再显现。

不过，冯太后并未贪恋权位。

皇兴元年（467年）八月，献文帝的妃子李夫人生下皇子拓跋宏，就是后来的孝文帝。

冯太后十分高兴，决定停止临朝，让十四岁的献文帝亲政，自己则退居后宫，担负起抚养皇孙的责任。

这是她的第一次临朝，前后仅十八个月。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冯太后不过是北魏历史上一位有能力、有魄力的太后，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挽救了王朝，然后功成身退。

但历史没有给她这样的结局。

献文帝亲政之后，开始着力摆脱冯太后的影响。

他将冯太后信任和重用的人逐一贬斥，母子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

冯太后有一位宠臣，名叫李弈，官拜都官尚书，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冯太后“内宠李弈”。

李弈出身赵郡李氏，其兄李敷在朝中地位显赫。

献文帝一直在寻找机会清除冯太后的势力，李弈便成了突破口。

皇兴四年（470年），李弈的弟弟李欣被人告发受贿。

献文帝借此机会，将李敷、李弈兄弟一并诛杀。

《魏书·皇后列传》用了四个字来记述冯太后的反应：“太后不得意。”

一个“不得意”，道尽了她在政治博弈中的被动和愤怒。

她的情人被杀，她的人被逐一清除，她在后宫抚养皇孙，却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掌握的权力一点一点被架空。

献文帝并未止步。

他进一步提拔李欣为尚书，参决国政，而李欣正是告发李弈的人。

这一动作的挑衅意味再明显不过了。

冯太后与献文帝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名义上的母子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政敌。

皇兴五年（471年），献文帝做出了一个令朝野震惊的决定：将皇位内禅给年仅五岁的太子拓跋宏，自己退居太上皇。

表面上的理由是献文帝笃信佛教，不愿被俗务缠身；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他在与冯太后的权力博弈中感到力不从心，试图通过禅位来重新布局——自己以太上皇身份仍然过问朝政，同时用幼主来阻断冯太后干政的可能性。

但献文帝低估了冯太后的决心和手段。

承明元年（476年）六月，献文帝暴死于平城。

据《魏书·皇后列传》所载，冯太后“以李弈之死怨显祖，密行鸩毒”。

《资治通鉴》的记载更加直接：“魏冯太后以李奕死怨显祖，密行鸩毒。

夏六月辛未，显祖殂。”

献文帝死时年仅二十三岁。

冯太后在献文帝死后重新走到台前。

孝文帝拓跋宏年仅十岁，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再度临朝听政。

与第一次不同，这一次，她再也没有还政。

这一年，她三十四岁。

接下来十四年，北魏朝政将由她一手主导。

冯太后第二次临朝后，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局面。

北魏建国已近百年，鲜卑贵族以战功起家，长期依赖战争掠夺和班赏制度维持财富。

但随着北方统一，战争规模日益缩小，“班赏各有差”的旧制已无法维持，百官转而以搜刮百姓为生。

贪赃枉法成为常态，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太和八年（484年），冯太后颁行了第一项重大改革：俸禄制。

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她正式废止了北魏建国以来的班赏陋习，规定文武百官按品级发放俸禄，同时严令“贪赃满一匹者处以死刑”。

同年，秦、益二州刺史李洪首以赃败，冯太后下令将其“锁赴平城，集百官亲临数之”，令其在家自裁。

此后，因贪赃被处死的守宰多达四十余人。

《魏书》评价这一举措的效果为“受禄者无不跼蹐，赇赂殆绝”。

俸禄制的推行，澄清了吏治，缓和了社会矛盾，也为后续更深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太和九年（485年）十月，冯太后采纳给事中李安世的建议，颁布了均田令。

这项制度规定：十五岁以上男子授露田四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另有桑田二十亩，可以作为世业传给子孙。

露田不准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岁须归还官府。

奴婢与农民授田标准相同，耕牛每头授田三十亩，限四头。

均田制的出台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当时北方经过长期战乱，大量土地荒芜，豪强地主趁机圈占，而失去土地的流民四处漂泊，社会极不稳定。

均田制以国家的力量重新分配土地资源，用制度的手段在豪强、农民与国家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

这一制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北魏一朝。

《魏书·食货志》中详细记载了均田令的条文，而据后世学者的研究，均田制从北魏开始，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一直沿用到唐代中叶，推行了将近三百年。

均田制推行的第二年，即太和十年（486年），冯太后又采纳内秘书令李冲的奏议，废除了“宗主督护制”，改行三长制。

所谓宗主督护制，是北魏建国初年的一项权宜之计：朝廷承认地方豪族“宗主”的合法地位，由其代管地方赋税和治安。

但随着时间推移，大量农民投靠宗主寻求庇护，成为“荫户”，国家掌控的编户齐民急剧减少。

三长制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由三长负责清查户口、征收租税、调发徭役。

这项制度从根本上削弱了豪强地主的势力，将大量荫户重新纳入了国家编户。

与此同时，冯太后还推行了与均田制相适应的新租调制，一夫一妇只需缴纳帛一匹、粟二石，相比此前的负担有所减轻，国家的财政收入却因编户增加而大幅增长。

俸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这一系列改革后来被统称为“太和改制”。

在推行制度改革的同时，冯太后对孝文帝的教育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孝文帝年幼丧母，由冯太后一手抚养长大。

她任用一些“忠信博文之士”教导他研读儒家典籍，向他传授历代帝王的统治思想和经验。

冯太后还亲自编纂了《劝戒歌》三百余章和《皇诰》十八篇，作为孝文帝学习和行为的准则。

这些文字用鲜卑人喜闻乐见的歌曲形式写成，“谱成曲调演唱，以鲜卑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中原文化”。

孝文帝后来“手不释卷，刻苦读书”的习惯，正是在冯太后多年的督导下养成的。

但冯太后对孝文帝并非只有慈爱的一面。

《魏书》记载，她“多智略，猜忌，能行大事。

是以威福兼作，震动内外”。

据《魏书》所载，冯太后曾因怀疑孝文帝的某位近臣在她身边充当耳目，当众责罚了孝文帝。

孝文帝对此“默受之，不以介意”。

这种严苛与慈爱交织的养育方式，塑造了孝文帝既深受汉文化熏陶、又习惯了隐忍待时的性格。

后世学者对冯太后与孝文帝之间的关系有诸多讨论。

郭沫若认为，冯氏在孝文帝前期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

翦伯赞则指出，从承明元年至太和十四年，北魏由冯氏执政，此间的改革都是冯氏主持的。

何兹全认为，在太和十四年以前，“孝文只是名义上的皇帝，实际上国家大事都由冯氏做出决定”。

沈起炜评价道：“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然在太和十四年九月冯太皇太后去世前，他没有真正主持过国政。

历来称颂的魏孝文帝改革，其中前半段的推行均田制、确立三长法，都是在冯太后手里实施的。”

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冯氏并未参加太和十四年前所有改革政策的制定，北魏的汉化改革家应该是孝文帝而非冯氏。

但即使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不否认，冯太后对这些改革“起了积极作用”。

无论如何界定功绩的归属，一个基本事实是清楚的：太和年间最重要的几项制度创新，都是在冯太后临朝期间出台和实施的。

冯太后晚年还有一项举措值得注意。

太和五年（481年），她与孝文帝同游方山。

方山位于平城西北，山川秀丽。

冯太后“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对群臣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舜葬苍梧，二妃不从。

岂必远祔山陵，然后为贵哉！

吾百年之后，神其安此。”

意思是：舜葬在苍梧，他的两个妃子并没有合葬在那里；何必一定要葬在皇陵才算尊贵呢？

我百年之后，就安葬在这里吧。

孝文帝遂下诏在方山营建寿陵，名为永固陵。

陵旁建永固石室，预备作为清庙之用。

太和五年动工，历时八年建成，刊石立碑，颂太后功德。

在中国古代，太后不与先帝合葬，而另择陵址，这在礼制上是非常罕见的。

冯太后的这一决定，既反映了她务实的性格，也暗示了她对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种自觉——她不只是文成帝的皇后，更是一个独立的政治人物。

在冯太后执政期间，她个人的生活作风以简朴著称。

《魏书》说她“素俭，不好华饰，躬御缦繒而已”。

她执政之初就下令禁止各地上贡鹰之类的珍禽，宫中生活十分朴素，穿最普通的衣服，吃饭只用一种特制的小几案，摆几样简单的饭菜。

这种节俭的作风，与她在政治上的铁腕手段形成鲜明对比。

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冯太后病逝于平城太和殿，享年四十九岁。

《魏书》记载了一个细节：她去世当日，“有雄雉集于太华殿”。

孝文帝“酌饮不入口五日，毁慕过礼”，上谥号为“文明太皇太后”，将她安葬于永固陵。

孝文帝在诏书中说：“朕以虚寡，幼纂宝历，仰恃慈明，缉宁四海。”

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继续推行改革。

太和十七年（493年），他以“南伐”为名，从平城迁都洛阳。

迁都之后，全面改革鲜卑旧俗：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话、与汉族通婚。

拓跋氏改为元氏，孝文帝拓跋宏更名为元宏。

这些举措将冯太后生前奠定的汉化方向推向了新的高度。

关于迁都与冯太后的关系，《百家讲坛》相关节目中有这样的分析：冯太后曾在方山选定陵址，表达了安葬于此的意愿。

而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永固陵东北里余“豫营寿宫，有终焉瞻望之志”，但最终因迁都洛阳，未能葬于方山。

方山永固陵成为一座孤悬于平城故地的太后陵寝，与洛阳的北魏皇陵遥遥相望。

永固陵的营建本身就颇具象征意义。

《魏书》记载，冯太后与孝文帝同游方山时，“顾瞻川阜，有终焉之志”。

她选择不祔葬于文成帝的云中金陵，而是在方山另建陵寝，这在中国古代后妃制度中并不多见。

更值得注意的是，永固陵将墓地与佛寺结合在一起，陵园内建有思远佛寺、方山石窟等佛教建筑。

这种独特的布局对北朝晚期的陵墓建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6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和大同市博物馆对永固陵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了铜簪、铁矛头、料环、丝织品残片等文物。

千百年后，方山之上的永固陵依然矗立在大同北面的山峦之间。

太和殿早已化为尘土，金人铸台无处可寻，但那些制度的遗产——均田制的精神、三长制的框架、俸禄制所确立的吏治原则——深深嵌入了此后数百年中国北方的治理结构之中。

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个在深秋炉火中铸出金人的十四岁少女。

她的手曾浸入滚烫的铜液，后来，她握住了整个王朝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