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出差当晚,我洗完澡睡得迷迷糊糊,凌晨发现有人搂我,我以为是丈夫提早回来了,次日一睁眼,旁边的那张脸让我怔住
那双手从我腰后绕过来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烟味。
不是丈夫身上的味道。他抽的是那种细支的,焦油量低,抽完还要嚼两颗薄荷糖。这个味道冲,呛,像是工地上那种十来块一包的烟,混着隔夜的酒气,沉沉地压在我后颈上。
我那时候刚从梦里浮上来,眼皮沉得睁不开,只当是他改签了高铁,半夜摸回来了。他这人就是这样,出差总爱提前一天回来,也不打电话,说给我个惊喜。结婚十四年,他这点小把戏我早就摸透了。
我把脸往枕头里埋了埋,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回来了怎么不洗个澡。
身后那个人没说话,胳膊又收紧了些,鼻息喷在我后脖子上,热得发烫。我又困又乏,翻了个身想推开他,手搭上去,摸到一片光溜溜的皮肉,胸口那里有一颗凸起来的痣。
我丈夫胸口没有痣。
他左边锁骨下面有一道疤,是零三年在厂里被铁皮划的,我给他换过两个月的药,闭着眼睛都摸得出来。可那天晚上我实在太困了,脑子里像灌了浆糊,手指头在那块皮肤上停了停,又垂下去了。
后来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睁眼的时候,窗帘缝里已经漏了白。我翻身想去够床头柜上的手机,一眼看见旁边躺着的那张脸。
那不是丈夫的脸。
那是我小叔子,周建平。
他侧躺着,脸朝我这边,嘴巴微微张着,胡子拉碴的下巴抵在我那只旧枕头上。他比我丈夫小八岁,今年三十七,在城南那个建材市场帮人拉货,平时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见了我总是一口一个嫂子,叫得规规矩矩。
我盯着他看了大概有十几秒,一动没动。
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是害怕,是那种醒得太猛的空白,像是有人拿手电筒直接照进眼睛里,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想喊,嗓子眼却像被什么东西堵死了。
他翻了个身,背对着我,被子滑下去半截,露出后背上一条从肩胛骨斜下来的旧疤。那道疤我见过,是前年他在市场搬瓷砖,一摞砖倒下来砸的,我丈夫还去医院看过他,回来跟我说建平这命也够苦的。
我坐起来,床腿在木地板上压出的那四个印子,有一个就在我脚边。
我的睡衣扣子开了三颗。
我一颗一颗扣回去的时候,手指头是抖的。扣到最上面那颗,指甲刮到了下巴,我才发现自己下巴上全是干了的唾沫印子,结了薄薄一层壳。
我下了床,脚踩在地板上,凉气从脚心一直蹿到小腿。拖鞋不在床边,我弯腰往床底下看,一只在床头柜后面,一只被踢到了衣柜门边。
我光着脚走过去捡鞋,经过他那边的时候,看见他裤兜里露出半截手机充电线,线头上缠着一圈黑胶布。
那是我丈夫的充电线。
厨房的水龙头我拧开又关上,关上又拧开,来回拧了三四次才想起自己要干什么。我接了一杯凉水,灌下去,又从嗓子眼里顶上来。
小米粥是头天晚上煮的,电饭煲还插着电,保温灯亮着,我揭开盖子看了一眼,米粒全沉在底下,上面一层清汤,已经不能吃了。
我端着锅走到垃圾桶前,倒了一半,又停住了。锅底那层稠的没倒干净,我又把锅放回灶台上,拿勺子搅了搅。
我听见卧室那边有动静了。
拖鞋在地上蹭了两下,然后是拉链拉上的声音,再然后是脚步,从卧室到客厅,停在客厅门口。
我没回头。
“嫂子。”
他叫了我一声。
我手里那把勺子还插在粥锅里,搅了两圈,没吱声。
“嫂子,我昨天喝多了。”
我还是没回头。灶台上有块抹布,我拿起来擦灶面,上面干干净净的,什么油星子都没有,我就那么来回擦,擦出一片水痕,又擦干了。
“我哥知道吗。”
他问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像是从嗓子底下挤出来的。
我放下抹布,转过身看着他。
他站在客厅门口,鞋已经穿上了,就是门口那双旧皮鞋,鞋头擦得挺干净,鞋跟磨得有点歪。他低着头,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肩膀往里缩着,整个人看起来比平时矮了一截。
“你哥在上海。”我说。
“嗯,我知道。”
“昨晚几点来的。”
“一点多。”
“怎么进来的。”
“门没锁。”
我愣了一下。门没锁,我确实想起来了,头天晚上洗完澡,头发还湿着,我把门反锁了没有,我真记不清了。我丈夫出差前还专门叮嘱过,说晚上一定要反锁,我嘴上应着,可那天晚上我太累了,在商场站了一天,脚后跟磨得生疼,洗完澡往床上一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喝了多少。”
“半斤多。”
“在哪儿喝的。”
“市场旁边那个老张那儿。”
我把灶台上的粥锅端起来,放进了水池里,打开水龙头,哗哗地冲。水花溅到灶面上,溅到我睡衣前襟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走吧。”我说。
他没动。
“嫂子,我……”
“我说你走。”
他站在那儿又停了有半分钟,然后转身,拉开门,走了。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咔嗒一下,我在厨房里听得清清楚楚。
我在水池边站了很久,久到锅里的粥被水冲得干干净净,一粒米都不剩了。
丈夫是第三天晚上回来的。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阳台上收衣服,听见钥匙转门锁的声音,手里那件衬衫差点掉下去。他喊了一声我名字,我没应,把衣服一件一件从架子上取下来,搭在胳膊上。
“怎么不接电话。”他换了鞋进来,行李箱往客厅地上一放,拉链没拉上,露出里面几件皱巴巴的衬衫和一袋真空包装的酱鸭。
“手机静音了。”
“给你带了酱鸭,上海那家老字号的,排了四十分钟队。”
“嗯。”
他走到阳台上,从后面搂了我一下,下巴搁在我肩膀上。他身上是那股我闻了十四年的味道,细支烟的淡味,混着薄荷糖的凉气。
我胳膊上搭着那摞衣服,僵在那里没动。
“怎么了,累啊?”他松开手,拍了拍我后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没睡好。”
“我不在家你睡不着是吧。”他笑了一声,去客厅开行李箱,“给你看,还买了条丝巾,售货员说今年流行这个色。”
我抱着衣服站在阳台上,从推拉门的玻璃里看见自己的脸,眼睛下面那两团青黑,像是被人打了两拳。
晚饭是我做的,炒了个青菜,热了那个酱鸭,又煮了一锅新粥。他吃了两碗,边吃边说上海那边的客户多难缠,又说高铁上碰见一个老乡,聊了一路。我坐在对面听着,筷子夹着青菜,半天没送到嘴里。
“建平这两天来过没有。”他突然问。
我筷子停在半空。
“没有。”
“我打他电话打不通,想让他帮我去物流那边取个件。”
“他可能忙吧。”
“那小子能忙什么。”他扒了一口饭,含含糊糊地说,“上次还跟我借钱,说拉货的三轮车要换电瓶,我给了他八百,也不知道还了没有。”
我没接话。
那天晚上他洗完澡上床,凑过来要碰我,我把他的手推开了,说头疼。他也没勉强,翻了个身,没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
我睁着眼睛躺了半宿,听着他的呼噜声,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天早上那张脸,还有他问的那句“我哥知道吗”。
他为什么那么问。
他到底想让我哥知道什么。
这事我没跟任何人说。
那段时间我照常上班,在商场三楼的床上用品区当导购,一天站八个小时,碰上周末还要加班。同事小杨问我怎么瘦了,我说最近胃口不好。她也没多问,低头给四件套打价签。
小杨比我小十岁,去年刚离婚,前夫把家里那点存款全折腾光了,连她妈给的一对金镯子都偷去当了。她离婚那阵子天天在库房里哭,我劝了她好几回,后来她不哭了,开始相亲,相了有六七个,一个都没成。
“姐,你说男人是不是都靠不住。”有一天中午吃饭,她扒拉着盒饭里的土豆丝,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也不能这么说。”
“我妈说,男人只要钱攥在手里就老实。可我看我前夫那样,钱攥着也没用,他心不在这儿。”
我没接话,低头喝汤。
“姐,你跟你老公这么多年,吵过架没有。”
“怎么没吵过。”
“那你原谅他吗。”
我愣了一下,勺子停在嘴边。
“看什么事。”我说。
“要是那种事呢。”小杨看着我,“就那种,原则性的。”
我把勺子放下了,汤有点咸,齁嗓子。
“没有要是。”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了。
后来我有时候会想,要是那天晚上我把门反锁了,是不是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可我又想,门是铁的,锁是好的,他要是真想进来,一道锁能挡住什么。
我查过一些东西。
网上有人说,女人被侵犯之后,身体会记住那种恐惧,一辈子都忘不掉。也有人说,时间长了就淡了,大脑会自己把那些东西关起来,不让你想起来。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我没有准数,也没处问。我还查过人的记忆,说凌晨三四点的时候人是最糊涂的,半梦半醒之间,大脑会把假的当成真的,把真的当成假的。
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到底记得多少,有多少是我自己后来脑补出来的。
但我记得那颗痣。
那颗痣在我手指头下面,绿豆那么大,微微凸起来一点。
我摸到了。
周建平是隔了十一天才又露面的。
那天下午我正在家里择菜,门铃响了。我从猫眼里看出去,是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鼓鼓囊囊的,看不清装的什么。
我把门打开一条缝。
“嫂子。”
他把塑料袋举起来,“这是我妈让带给你的,老家那边腌的萝卜干,还有一罐豆瓣酱。”
“放门口吧。”
“嫂子,我想跟你说两句话。”
“没什么好说的。”
“我哥在家吗。”
“不在。”
他站在门口,跟那天早上一样,低着头,两只手垂下来,塑料袋勒着手指头,指节发白。
“嫂子,那天晚上的事,我……”
“你闭嘴。”
我声音不大,但是很硬。
“你要是再提,我就告诉你哥。”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还是咽回去了。
“东西拿走,我不缺这个。”
“嫂子,我妈不知道这事儿,她就让我给你带点东西,你别……”
“我让你把东西拿走。”
他把塑料袋放在门口地上,往后退了一步。
“嫂子,我对不起你。”
我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隔着门板,我听见他在外面站了一会儿,然后是脚步声,下楼去了。
那袋萝卜干在门口放了三天,我没动。第四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把它拎起来扔进了楼下的垃圾桶。豆瓣酱的玻璃罐磕在垃圾桶沿上,哐当一声,没碎,滚到旁边一个纸箱子上,停住了。
我看了它一眼,转身走了。
丈夫那阵子老加班,有时候周末也去公司,说是赶一个项目,年底之前必须做完。我一个人在家,把那个酱鸭从冰箱里拿出来又放回去,放回去又拿出来,最后还是扔了。冰箱里那半袋小米我拿来熬了粥,熬好了喝半碗,剩下的倒掉。
倒掉的粥在垃圾桶里,稠稠地糊着,跟那些烂菜叶子搅在一起。
我姐来看过我一次。
她比我大六岁,住在城西,儿子今年上高一,她每天接送做饭,忙得脚不沾地。那天她是来拿我帮她织的毛衣,顺便坐了一会儿。
“你最近脸色不好,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
“吃了。”
“你看你这屋里,一股什么味儿。”她走到厨房门口,往里看了一眼,“垃圾桶也不倒,粥都馊了。”
她动手给我收拾了厨房,又开窗通风,忙了半个多钟头,坐在沙发上喘气。
“跟小周吵架了?”
“没有。”
“我看你眼神就不对。”她盯着我看了几秒,“你要是有事就跟姐说,别一个人扛。”
我坐在她旁边,看着她织的那件毛衣,枣红色的,领口那儿我织错了一针,拆了重来的,花了整整三个晚上。
“姐。”
“嗯。”
“你说一个人要是犯了错,是不是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看什么错。”
“就是那种,说不清的错。”
“说不清就是没错。”她把毛衣叠好,放进袋子里,“说不清的事,你较什么真。”
她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楼道里的声控灯不亮,我送她到楼下,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你回去把门锁好。
我站在单元门口,看着她电动车尾灯拐过小区门口那棵老槐树,然后慢慢上了楼。
进门之后,我把门反锁了两道。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一个人在走夜路,路两边全是黑黢黢的树,天上看不见月亮。我走啊走,前面有个人影,我以为是丈夫,喊了一声,那个人回过头来,脸是模糊的,看不清楚五官。
我一下子醒了,枕头上湿了一片。
周建平出事是两个月以后。
他在建材市场帮人搬瓷砖,一摞砖从叉车上滑下来,砸在他右边小腿上,胫骨断了,送去了城南的骨科医院。我丈夫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吃饭,筷子往桌上一搁就往外跑,我跟在后面,把碗摞在水池里,连水都没来得及放。
到医院的时候,他已经在手术室了。婆婆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两只手抓着膝盖上的布包,眼睛哭得通红。
“建平这孩子命苦啊。”她看见我,一把抓住我的手,“从小就没爸,跟着我受苦,好不容易现在能自己挣口饭吃了,又摊上这种事。”
我坐在她旁边,手被她攥着,那双手糙得像砂纸,指头上全是裂口。
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医生出来说骨头接上了,打了钢钉,得住院养两个月。我丈夫跑前跑后办手续,交费单子一张一张往我手里塞,我看了一眼,押金八千。
病房里四张床,周建平躺在最里面那张,右腿打着石膏吊在半空,脸白得像床单。
他看见我进去,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了。
“嫂子。”
我嗯了一声,把手里那兜橘子放在床头柜上。
“哥呢。”
“去交钱了。”
他哦了一声,没再说话。
我站在病床边上,看着他那条打着石膏的腿,石膏上有一小块蹭掉的痕迹,露出里面白色的绷带。
“疼吗。”
“不疼。打了麻药。”
“你妈在外面。”
“我知道。”
我从病房里出来的时候,婆婆正拉着我丈夫在走廊尽头说话,声音压得很低,但走廊太空了,我站在病房门口,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
“建平跟我说了。”
“说什么。”
“他说他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
走廊里安静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我丈夫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他说他对不起你媳妇。”
我站在病房门口,手扶着门框,指尖抠进了木头缝里。
“妈,你先回去。”我丈夫说,“这事儿我来处理。”
“你怎么处理,你弟弟腿还断着呢。”
“我知道。”
“你爸走得早,我就你们两个儿子……”
“妈,我说了我来处理。”
他把我婆婆送下楼,叫了辆车,我站在病房门口看着,没过去。车开走了,他一个人站在医院门口那棵法桐树底下,掏出烟盒,抽了一根,点上,抽了两口又掐了。
他抬头看见我站在楼上窗户边上,冲我摆了摆手,意思是让我下去。
我从楼梯走下去,走到他面前。
“走吧,回家。”
“你不问。”
“问什么。”
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也没说,拉开车门让我上去。
一路上我们谁都没开口,收音机开着,是交通台,播路况的那个女声一直在说哪条哪条路堵车。
到家之后,他进了屋,换了鞋,坐在沙发上。
“他对你做什么了。”
我站在玄关那里,鞋还没换,一只脚穿着外面的鞋,一只脚光着踩在地板上。
“你想听什么。”
“我想听真话。”
“真话是,那天晚上你不在家,他半夜进了屋,我以为是你就没动。”
他两只手撑在膝盖上,头低着,我看不见他的脸。
“他说他喝多了。”
“他是喝多了。”
“他还说……”
“还说什么。”
“他说是你让他进来的。”
我盯着他看。
“你信吗。”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红血丝。
“我不知道。”
我换好了鞋,走进卧室,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他在客厅睡的,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他窝在沙发上,被子掉在地上,电视还开着,屏幕上是雪花点。
我站在客厅门口看了他一会儿,没给他盖被子,转身回了卧室。
第二天早上我给他煎了两个鸡蛋,放在桌上,自己没吃,背着包去上班了。晚上回来的时候,桌上的鸡蛋还在,旁边多了一张纸条,他写的,就一句话:我搬出去住几天。
衣柜里他那几件换洗衣服没了,洗漱包也没了,门口那双拖鞋还摆在那儿。
我把纸条折了两折,塞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
后来我婆婆来过一次,拎了一袋子苹果,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开口。
“妈,你有话就说。”
“建平出院了,回老家养着去了。”
“嗯。”
“他让我跟你说,他再也不来城里了。”
我没接话,低头给苹果削皮,皮削得薄薄的,一圈一圈垂下来,没断。
“闺女。”她叫我,声音有点抖,“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可建平他……他从小没爸,我管不住他,他做错了事,我这个当妈的替他给你赔不是。”
她说着就要站起来,我一把按住了她的手。
“妈,不用。”
“你是个好媳妇,这些年我都看在眼里。”她的手反过来攥住我,“你就看在妈这张老脸上,别跟他哥计较,行不行。”
我把削好的苹果递给她,她没接,眼泪掉在我手背上。
“妈,这苹果你吃。”
我把苹果放在她手里,站起来去了厨房。
水龙头开着,我洗了洗手,水是凉的。
婆婆走的时候,苹果还在茶几上,她一口没动。
我后来一个人去过一趟老家。
没跟丈夫说,也没跟任何人说,坐的大巴,四十公里路,颠了一个多小时。到村口的时候天阴着,我沿着那条土路往里走,路过几家院门,有人探出头来看我。
周建平在院子里坐着,旁边放着一把旧藤椅,腿上还打着石膏,搁在一条矮凳上。他看见我进来,整个人僵住了,手撑着藤椅扶手,想起来又起不来。
“嫂子。”
院子里的柿子树叶子快掉光了,树上还剩几个红透的柿子,没人摘,鸟啄了一半。
“我来看看你妈。”
“我妈去地里了,一会儿就回来。”
我没坐,站在院子里那口压水井旁边,井盖上落了一层灰。
“嫂子,我……”
“你别说。”我打断他。
他闭上嘴,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绞在一起。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问。”
“那天晚上,你为什么来。”
他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我哥让我来的。”
风从院墙外面灌进来,吹得柿子树上那几片枯叶哗哗地响。
“他说他出差,让我过来看看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他不放心。”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那天下午。他给我打的电话,让我晚上过来一趟,看看门窗关好没有。”
“你就这么进来的。”
“门没锁,我一推就开了。我本来想看一眼就走,可你卧室灯亮着,我走过去,看见你睡着了,手机在枕头边上亮着,我就想帮你关一下……”
“然后呢。”
“然后你就翻了个身,拉住我的手。”
我看着他。
“你胡说。”
“嫂子,我没胡说,你拉住我的手,叫我哥的名字。”
院子里安静得只剩下风吹柿子树的声音。
“我那时候喝多了,脑子不清醒,我以为你知道是我。”
我站在压水井旁边,手撑着井台,石头是冰的。
“你哥知道你来吗。”
“我后来跟他说了。”
“怎么说的。”
“我说我那天晚上去了你家,你睡着了,我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就这些。”
“就这些。”
我盯着他的脸看,他脸上的表情我看不真切,那张脸跟我丈夫有五六分像,眉毛、鼻梁、下巴,都是周家的轮廓,可看着又完全不一样。
“你哥让你来的。”
“嗯。”
“你哥让你来的。”
我又重复了一遍。
他没说话,低着头,那只打着石膏的腿在矮凳上动了动。
婆婆回来的时候我正站在院门口,她看见我,手里那筐红薯差点掉地上。
“你咋来了。”
“路过,来看看你。”
她拉着我进屋,给我倒水,又去灶上热了几个红薯,我吃了半个,剩下的揣在口袋里,走的时候她送我到村口,站在那棵老槐树底下,一直看着我上了大巴。
车开出去老远,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儿,越来越小,最后成了一个点。
大巴上就我一个乘客,司机开着收音机,放的是戏曲,咿咿呀呀的,我听不懂。
我把口袋里那个红薯摸出来,凉了,表皮皱巴巴的,掰开一看,里面是黄心的,还冒着一丝热气。
我咬了一口。
窗外是冬天光秃秃的田,一块连着一块,灰扑扑的,望不到头。
回到家已经晚上了,我进门看见丈夫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一份报纸,翻到中间那版,半天没动。
“你去哪儿了。”
“出去转了转。”
“你身上一股红薯味。”
“在路边买的。”
他放下报纸,看着我。
“我今天给建平打电话了。”
我脱了外套,挂在衣架上。
“他说你去看他了。”
“嗯。”
“你去干什么。”
“看看他妈。”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手想碰我的肩膀,我往后退了一步。
“你到底问没问过他。”
“问什么。”
“那天晚上。”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像是想问什么,又像是已经知道答案不想听了。
“我那天晚上给他打过电话。”他说。
我站在原地没动。
“我让他去看看你,我说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我知道。”
“你就因为这个。”
“我没说因为这个。”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看着他,看了很久。
这个人我认识了十四年,结婚十四年,他每天早上刮胡子,晚上洗脚,爱吃我做的红烧肉,不爱吃姜,睡觉打呼噜,出差会给我带丝巾和酱鸭。他是我丈夫,是我在这个世上除了我姐之外最亲的人。
可他让他的弟弟半夜来敲我的门。
“我不想说什么。”我说,“我累了。”
我走进卧室,关上门,坐在床边,床腿压出来的那四个印子还在,有一个就在我脚底下。我低头看着那个印子,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摸了摸那块地板,凉的。
客厅里传来他翻报纸的声音,哗啦哗啦,一页一页,翻得很慢。
后来就没声了。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周建平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他说我拉了他的手,叫他哥的名字,我记不清了,我脑子里只有那颗痣,和那根缠着黑胶布的手机充电线。
我也不确定我丈夫到底知不知道,他嘴上说他只让弟弟来看看门窗,可哪个男人会让自己的弟弟半夜一点进嫂子的卧室。
我婆婆说建平从小命苦,我姐说说不清的事别较真。
小杨后来相中了一个开水果店的,比她大九岁,带个闺女,两个人处了半年领了证,上个月给我发微信,说姐我搬去城东了,有空来玩。
我回了个好。
周建平再没来过城里,听说他在老家镇上盘了个小门面,卖五金。他哥逢年过节回去看他妈,有时候当天来回,有时候住一晚,我没跟着去过。
我有时候半夜醒了,会下意识摸一下旁边那个人在不在。他呼噜声还在,手搭在被子外面,指甲剪得很短,指头上干干净净的,没有茧。
我就把手收回来,翻个身,闭上眼睛。
床头柜最下面那个抽屉里,还放着那张折了两折的纸条。我没扔,也没再打开看过。
那天下午三点三十三分,我从那个抽屉里翻出指甲刀剪指甲,纸条掉出来,在地上翻了个面。我弯腰捡起来,看见背面还有字,很小的字,铅笔写的,歪歪扭扭。
上面写的是:那天晚上是我让他去的,我没想到会这样。
我把纸条重新折好,放回抽屉里,关上。
指甲剪完了,我拿锉刀磨了磨边角,磨得很圆。
窗台上那盆绿萝又长出了新叶子,嫩绿色的,卷着边,我给它浇了点水,水顺着叶子滴到窗台上,积了一小滩。
我用抹布把水擦掉了。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天晚上要是门反锁了,后面这些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那句“是我让他去的”,到底算不算一句认错,还是只是一句撇清。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换成是你,你会怎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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