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出土墓葬群震动考古界，背后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

2018年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技工在西安市高陵区杨官寨村东侧清理一座明代竖穴墓时，将墓道向下掘进到两米深处。

铁锹触到了一层与明代墓葬截然不同的土色。

墓道并没有在预定的深度停住。

它继续向下延伸，通向一座更古老的墓葬。

这座明代墓的前庭原本应当以生土封底，但在清理到墓道底部时，考古人员发现有一条狭长的通道从明代墓道的侧壁穿出。

通道的走向与明代墓葬的轴线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夹角。

顺着通道继续清理，暴露出来的是一座形制完全陌生的墓葬——墓道呈东西向长方形，墓道南侧壁面上掏挖出一个洞室，洞室内安放着一具人骨，骨骼保存相当完整。

这与明代墓葬的砖室结构、南北向布局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杨官寨考古队负责人杨利平后来在向媒体介绍这片墓地时，反复提到一个判断：这片墓地内的墓葬“分布如此密集，但目前尚未发现有任何一个庙底沟时期的墓葬之间存在有打破关系，所有墓葬均排列整齐”。

明代墓道通向的，是一座距今约5300至5400年的庙底沟文化墓葬。

这种跨时代的“叠压”在杨官寨遗址的发掘中并非孤例。

高陵杨官寨遗址位于西安市高陵区姬家街道杨官寨村东侧，地处泾河北岸的一级阶地上，西北距泾渭交汇处约四公里。

遗址最初发现于2004年，当时是为了配合西安市泾渭工业园区的项目建设而开展的考古调查。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实地勘测中确认，这是一处面积超过八十万平方米的史前大型中心聚落遗址，主体年代属庙底沟文化时期。

2008年，杨官寨遗址以庙底沟文化大型环壕聚落的发现入选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此后十余年间，考古队围绕环壕聚落内部进行持续发掘，先后揭示出专业制陶作坊区、西门址两侧成层摆放的大量陶器、环壕内部疑似堆土迹象以及聚落中央的一处人工水利设施。

这些遗迹勾勒出一座规划井然的史前聚落轮廓。

但墓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没有被找到。

庙底沟文化是中国考古学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类型，因最早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而得名，属仰韶文化中期。

它的分布范围极广，最昌盛时“东至大海，西至甘青地区东部，北抵现在的长城沿线，向南已越过长江”。

在杨官寨遗址被发现之前，学术界对庙底沟文化的聚落布局、埋葬方式所知甚少。

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掘以来，六十年间始终没有找到同时期的大型墓地，以至于有学者推测这一时期可能流行天葬、火葬或水葬。

杨利平在后来的一次直播中直言：“这个时期的墓地一直都找不到……把这个时期没有墓地的空白补上了。”

空白被填补的时间是2015年。

这一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将发掘重点转向杨官寨遗址环壕聚落外的东北部区域。

这片区域此前在钻探中显示出密集的异常信号。

2015年至2016年，考古队在约两千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超过一百八十座史前墓葬，分布密度之高超出了此前的预期。

2016年对其中七十五座墓葬的清理确认了一个关键事实：所有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墓主人头朝西、仰身直肢，人骨保存完整，墓葬方向以东西向占据绝大多数。

到2017年，发掘面积扩大到三千八百平方米，发现的史前墓葬数量上升到三百四十三座。

考古队对墓地范围进行了系统勘探，确认这片墓地的西侧与遗址东段环壕毗邻，东西长约五百三十米，南北宽约一百七十米，总面积超过九万平方米。

根据墓葬分布的密度推算，墓葬总数保守估计在两千座以上。

这是一处庙底沟文化的大型成人公共墓地。

国内此前从未发现并确认过同类遗存。

墓葬的形制以竖穴偏洞室墓为主，占已清理墓葬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所谓偏洞室墓，是在长方形竖穴墓道的长侧壁面上掏挖一个洞室，将死者安放在洞室内，再用土将洞室口封堵。

这种墓葬形制在以往的考古材料中，最早出现年代被认为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

杨官寨遗址的偏洞室墓将这类遗存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约四百年，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的同类墓葬。

墓道底部大多不平整。

洞室的进深和高度仅能容纳一具遗体，没有放置木质葬具的空间。

考古人员在个别墓葬的人骨附近发现了疑似织物包裹的痕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发掘简报中记录了这一现象：墓葬内均未发现木质葬具，但在个别人骨周围发现有疑似织物包裹的痕迹，推测当时的埋葬方式是用织物包裹遗体后直接下葬。

这些织物痕迹的保存状态极为脆弱，出土时仅能在骨骼周围辨认出灰白色的残留附着物，具体的纤维结构需要通过实验室分析才能进一步确认。

墓葬的朝向是这片墓地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

所有墓葬均呈东西方向排列，墓主人头朝西、面向上，两臂贴近躯干，足部大多并拢。

杨利平在介绍这一特征时给出了一组数据：墓葬方向的增减幅度“恰好与太阳直射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摆动的角度一致”。

这意味着墓地的朝向并非随意设定，而是与太阳在一年中直射点的南北移动范围存在对应关系。

考古队据此推测，当时的人们在营建墓葬时会参照太阳光线的角度来确定墓穴的方向。

两千多座墓葬在九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密集排列，方向统一，没有一座墓葬打破另一座墓葬的边界。

杨利平对此的评价是：“这证明当时在营建墓葬的过程中经过周密的整体规划”。

但真正让考古人员感到困惑的，不是墓葬的排列，而是墓葬中的人骨。

2016年清理第151号墓葬时，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具保存相对完好的遗骨。

这具人骨的右臂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异常：右手手腕以下没有掌骨和指骨，腕骨断面整齐。

继续向下清理，在距离臂骨约二十五厘米的大腿骨附近，发现了一组散落的手掌遗骨。

掌骨和指骨的位置远远超出了人体自然腐烂过程中骨骼可能发生的位移范围。

杨利平对此的判断是：“这种位置已经超出了自然位移的范围，因此我们推测这个人的手腕应该是下葬前就被斩断了”。

类似的骨骼位移现象在后续发掘中不断出现。

到四百座墓葬清理完毕时，考古人员统计出一个比例：一百一十四座墓葬中存在可明确辨识的骨骼缺失或位移现象，占全部发掘墓葬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五。

这一现象被命名为“割体葬”，相关研究文章发表在《考古与文物》和《中原文物》上。

割体葬的形态按照被切割部位分为四大类。

数量最多的是切割手足骨的类型，共七十八座，其中单纯切割手骨或指骨的有三十八座，单纯切割足骨或趾骨的有八座，同时切割手骨和足骨的有三十二座。

其次是切割腰胸部躯干骨骼的类型，共十八座，涉及锁骨、肋骨或椎骨的切割。

切割四肢骨的墓葬有十五座。

最少见的是切割颅骨的类型，仅发现三座。

在第112号墓葬中，考古人员记录了一具三十至三十五岁男性的骨骼状况。

这具人骨整体形态保存较好，头朝西，面向上，但骨骼移位特征极为突出：一节寰椎位于头骨上方，右侧第一肋骨位移至锁骨上方，下肢伸直。

这些位移的骨骼部位在解剖学上并没有自然错位的可能，只能是下葬前人为干预的结果。

关于DNA检测的细节，目前公开的考古报告中提供的信息相对有限。

根据已经发表的多学科研究结果，杨官寨墓群出土人骨的DNA全基因组和锶同位素分析显示，杨官寨先民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女性多为外地嫁入。

这一结论从侧面反映了族外婚的存在。

墓地居民的死亡年龄集中在中壮年期，男女性别比例约为零点六三比一，女性数量多于男性。

杨利平对此的解释是，这可能与男性更多地承担外出狩猎工作和部落间冲突有关。

但关于手骨位移个体的DNA归属问题，即那些发生位移的手骨是否全部属于墓主人本人、是否存在属于他人的可能性，目前公开的发掘简报和新闻报道中并未提供明确的数据。

这一问题仍处在研究阶段。

与手骨位移同样需要解释的，是墓葬中出土的随葬品。

这片墓地的随葬品之少，在史前墓葬中并不常见。

多数墓葬不出随葬品，仅在少量墓葬中发现有日用陶器和装饰品。

陶器包括尖底瓶、彩陶盆、彩陶壶、夹砂罐、陶钵、陶杯，装饰品包括陶环、石环、石串珠、骨簪、骨环和蚌壳。

重唇口尖底瓶和卷沿曲腹彩陶盆具有典型的庙底沟文化特征，彩陶盆上绘制的弧线纹和彩陶壶上的花瓣纹是庙底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彩陶题材。

部分人骨上佩戴着骨簪、陶环和石环，这在关中地区的史前墓葬中是首次发现。

陶环和石环出土于人骨的手腕或手臂附近，表明死者下葬时身上佩戴着这些装饰品。

第283号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彩陶壶，壶身上的花瓣纹装饰反映了庙底沟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的交流。

单耳杯和单耳罐的发现，则为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单耳陶器的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一件更特殊的出土物来自一座墓葬中的颜料块。

这块颜料为经过提纯的赤铁矿，纯度很高，加工十分精细。

考古人员在颜料中检测到了动物胶类的黏合剂，这是目前所知国内最早的黏合剂实物资料，表明庙底沟文化先民已经掌握了相当精细的颜料加工工艺。

杨利平推测颜料的制作流程大致为：先对原料进行煅烧，然后捣碎，再与动物胶类黏合剂混合。

随葬品的稀少和分布的相对均匀，被考古人员解读为当时社会贫富分化尚不明显的表现。

在已经清理的四百座墓葬中，有几座因为特殊现象而被单独记录。

第151号墓葬的断腕现象被媒体报道时，曾与“壮士断腕”的典故联系在一起。

杨利平对此保持了审慎的态度，他表示“这是否就是传说中‘壮士断腕’典故的源头？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或许未来就能得到证实”。

另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具喉部插着一支发笄的遗骨。

发笄从喉部刺入，考古人员判断“一笄封喉”是这具人骨的直接死因，但造成这一结果的具体背景目前没有线索。

还有一座墓葬中埋葬着一个六岁左右的儿童。

这具遗骨的头骨明显大于正常同龄儿童，考古人员判断可能是发育不良或先天存在问题。

孩子被埋葬时怀中抱着一个龟甲，龟甲的上壳呈圆形，下壳呈方形。

杨利平解释：“龟上面的壳是圆的，下面的身子是方的，符合古代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因此古人觉得乌龟可以沟通天地，并用来占卜。”

这个抱着龟甲的儿童被推测为杨官寨先民中一个会占卜的巫童。

墓葬群的结构本身也在传递信息。

发掘显示，墓葬在墓地内呈排状分布，每排墓葬之间的间距大致均匀。

葬式均为单人一次葬，没有发现合葬墓。

人骨的头向一致朝西，面向上。

这些特征在九万平方米的范围内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杨利平在2019年的一次直播中介绍了下一步的工作方向：考古队计划继续发掘墓葬区，确认遗址的道路系统，并尝试寻找遗址内类似宫殿的建筑，以寻找“这个庞大遗址的真正主人”。

与此同时，考古队在遗址布局上的推断是：在环壕聚落的西部发现了西门址，两侧成层摆放着大量陶器；东区墓地的位置暗示着东侧可能存在对应的东门遗迹；聚落内部可能存在一条中央大道。

如果这些推断都能得到证实，杨官寨遗址作为庙底沟时期关中地区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聚落，其都邑性质将获得更加完整的证据链。

西安的建城史也有可能因此向前推移。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西安的建城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三千年前的西周，而杨官寨遗址的年代测定为距今五千五百年左右，这意味着西安地区出现大型中心聚落的时间可能比此前认为的早了两千多年。

2017年11月，来自全国二十余家科研院所和高校的考古学者在杨官寨遗址召开了现场会。

学者们形成的共识是：庙底沟文化时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但这一时期的考古材料极为匮乏，杨官寨遗址近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和大型墓地的发现，“是非常难得的资料，其意义重大”。

2018年4月，杨官寨遗址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是该遗址继2008年之后第二次获得这一荣誉。

那片被明代墓道意外触及的远古墓地，至今仍在发掘之中。

九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已经揭露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两千多座墓葬中，清理完毕的仅有四百座。

被斩断的手腕、被位移的骨骼、被织物包裹的遗体、朝向太阳直射角度排列的墓穴——这些沉默的证据已经将庙底沟文化先民的丧葬图景呈现出一个粗略的轮廓，但轮廓之下的细节，仍在等待下一锹土的翻动。

发掘现场的那些探方，依然敞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