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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前员工骗2780万判15年:高息理财为何是诈骗不是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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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毅,职务犯罪、经济犯罪刑事律师,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东卫全国刑事业务中心副秘书长



2026年10月4日,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金融从业人员诈骗案的审理情况。案情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它触及了投资理财领域最容易被模糊的那条线:一个客户经理替客户打理账户多年,后来向客户推介“内部私募项目”,客户的钱亏了,这究竟是投资失败,还是诈骗。

红桥区法院的答案是后者。被告人吴某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同时列明了三项从宽情节:主动投案、坦白供述、认罪认罚。三项齐备,刑期仍是十五年。这恰恰说明,在这类案件里,辩护的重心从来不在量刑而在定性与数额。

一、案件事实:一份被透支的信任

根据红桥区人民法院公布的案情,案件的时间线可以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信任的原始积累。 2017年,被害人刘女士在一家证券公司开立个人投资账户。此后多年,该账户由客户经理吴某全程维护打理,前期常规投资收益稳定,二人逐渐积累了深厚的信任基础。这一段没有任何违法性,但它决定了后面所有事情为何能够发生——客户对“专业能力”的信任,被替换成了对“个人”的信任。

第二段是信任的变现。 2020年,吴某向刘女士推介了一个全新的投资渠道,声称自己手握“内部私募项目”,可以实现每年15%至20%的高额收益。除这套高收益理财项目之外,每逢季度、年末营业部考核节点,吴某还假借“营业部冲刺业绩”的名义向被害人临时拆借资金,双方约定短期周转结束后额外支付一笔“补贴收益”。

资金到手后,吴某将其用于填补个人炒股亏空、偿还各类外债,并动用赃款购置房产以及车辆。

经核查,本案被害人共计12人,涉案总金额高达2780余万元。红桥区法院认定,该数额已达到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依靠虚构理财、资金周转等虚假事由骗取多名被害人财物,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量刑层面的表述需要逐字读:

被告人作案频次高,受害人数较多,并且侵害老年投资者权益,量刑层面依法从重考量。结合其主动投案、坦白供述、认罪认罚的法定从轻情节综合裁量,最终判决,吴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从重三项、从宽三项,结论是一个十五年。

作为对照,可以看天津河东区法院此前审理的另一起同类案件:证券公司投资顾问边某虚构“科创板线下打新”内部产品,先后两次骗取客户王某共计561万元,款项全部用于个人证券投资、高杠杆炒股和日常消费,案发后经电话联系主动投案。该案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561万元(来源:《今晚报》2025年7月24日第12版)。

561万元十四年,2780余万元十五年,罚金从二十万元升到五十万元。两组数字放在一起,能看出这一档刑期的算法逻辑,本文第三节会详细拆解。

二、作案模式拆解:四步走完从“理财”到“诈骗”

这类案件的模式高度稳定,可以拆成四步。理解了这四步,就理解了为什么实践中它很难被辩解成“民事委托理财纠纷”。

第一步,信任的原始积累。 以真实身份(在册客户经理、投资顾问)接触客户,用真实的账户维护、真实的常规收益记录,建立“这个人可靠”的判断。这一步不需要造假,也不需要承诺任何东西。

第二步,把机构产品替换成个人项目。 一旦信任建立,开始出现“内部私募”“内部通道”“只对少数人开放”“低风险高收益”这类话术。这一步是定性的转折点:产品是否为真、资金是否进入机构体系,是全案的分水岭。

第三步,用后款兑付前款,维持兑付假象。 骗局不会立刻崩盘,因为行为人会用新吸收的资金小额兑付前期的“收益”,让先参与的客户实实在在拿到钱,再靠这些客户的转介绍或复投扩大资金池。这一步在辩护上具有双向性——它既是证明欺骗持续的手段,也是“行为人有无还款意愿和还款行为”这一非法占有目的判断要素的证据来源。

第四步,让“投资款”披上“借款”的外观。 出现“临时拆借”“冲业绩”“短期周转”“补贴收益”这类表述,并可能出具借条、约定还款期限。这一步的目的是为将来的民事抗辩预留空间。

对比项

正规券商理财

本案模式

产品销售主体

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等持牌机构

个人(客户经理/投资顾问)

资金收款账户

银行第三方存管账户,机构不得接触资金

个人账户或指定私人账户

收益表述

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须充分揭示风险

承诺年化15%至20%的固定高收益

资金来源与去向

可查的申购、赎回记录

用于填补炒股亏空、还债、购置房车

凭证

产品合同、风险揭示书、交易确认单

口头承诺、微信沟通、或一张借条

兑付资金来源

产品实际运作收益

后续吸收的资金(以新还旧)

上表最后一行是最值得注意的:兑付的钱从哪里来,往往比承诺了什么更能说明问题。

三、法律规定:五十万元那道分水岭

(一)罪名与三档法定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六十六条自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未经修正,条文序号未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2011年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2次会议、2010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2011年3月1日公布,2011年4月8日施行)
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套用本案:2780余万元是“数额特别巨大”起点五十万元的五十余倍。它落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一档,且档次本身不存在争议空间。

于是,2780万元的案件与561万元的案件,在法定刑档次上完全等同;两者的差别只发生在“十年以上”这个区间内部。红桥案判十五年,河东案判十四年——这就是“量刑在档内展开”的全部含义。

(二)两项容易被忽略的条文

法释〔2011〕7号第二条: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一)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二)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的;(三)以赈灾募捐名义实施诈骗的;(四)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五)造成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红桥案判决中的“侵害老年投资者权益,量刑层面依法从重考量”,规范依据即第二条第一款第四项。注意第二款的适用条件是“数额接近”标准,本案数额远超标准,故不涉及升格问题,第一款单独作为从重评价的依据。

法释〔2011〕7号第三条:诈骗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较大”的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行为人认罪、悔罪的,可以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二)一审宣判前全部退赃、退赔的;(三)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的;(四)被害人谅解的;(五)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这里有两个技术点必须提示:

其一,第三条的射程只到“数额较大”这一档。 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案件,不能援引该条主张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2780万元的案件,从宽的出口不在法释〔2011〕7号。

其二,该条所引“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条文序号。该条规定的不起诉,对应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后重新公布文本中的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引用旧条号是目前实践中高频出现的瑕疵。

(三)非法占有目的:从哪一条规范找依据

诈骗罪要求“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本身没有给出认定标准。办案中普遍援引的是:

《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1〕8号,2001年1月21日印发):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既要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的供述,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司法实践,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2)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3)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4)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5)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6)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7)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但是,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

这段文字里有三处对辩方有利的表述,分别是“坚持主客观相一致”“避免单纯根据损失结果客观归罪”“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它们的分量不比七项情形轻。

另需说明版本问题:集资诈骗领域有更细的明文规定,但条号已变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201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2次会议通过,根据2021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0次会议通过的修正决定即法释〔2022〕5号修正,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七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二)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三)携带集资款逃匿的;(四)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五)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六)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七)拒不交代资金去向,逃避返还资金的;(八)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第八条:集资诈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集资诈骗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同时具有本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广告费、中介费、手续费、回扣,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不予扣除。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

警告:条文序号已经变了。 法释〔2022〕5号将原第四条改为第七条、原第五条改为第八条。凡照搬旧资料的“非法集资解释第四条、第五条”,引用的都是2022年3月1日之前的旧序号。

集资诈骗的八项认定情形、以及“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的规则,在普通诈骗罪中没有对应明文,司法实践中属于参照适用,属于“存在争议”而非“明确规定”,这一点在辩护文书中必须区分清楚。

(四)配套情节条文

事项

条文

内容要点

追缴与退赔

刑法第六十四条

违法所得一切财物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害人合法财产及时返还;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没收

自首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坦白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如实供述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认罪认罚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2018年10月26日修正新增)

自愿如实供述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酌定不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

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不起诉

职业禁止

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刑法修正案(九)》第一条增设,2015年11月1日施行)

因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被判处刑罚的,可以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期限三年至五年

民事赔偿优先

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

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财产不足全部支付的,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四、律师辩护角度

数额特别巨大档的诈骗案件,辩护的空间不在“构不构成”,而在“构多少”“算几分”。以下按争点分层展开。

(一)第一战场:非法占有目的的形成时点

法〔2001〕8号的第(1)项“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第(3)项“肆意挥霍骗取资金”,在这类案件里是被激活频率最高的两项,本案的资金去向(填补炒股亏空、偿还外债、购置房车)恰好指向这两项。

但要注意该纪要给出的适用前提:“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且强调“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也就是说,资金去向异常本身不是结论,它只是推定链条上的一环。辩护要做的是把推定链条拆开:

  1. 按时间轴切分资金流。 把募集过程分成若干阶段,逐段审查该阶段行为人的偿付能力(收入、资产、真实持有的金融资产)与资金实际去向。真实用于投资、经营的部分与用于挥霍、赌博、偿还个人非经营性债务的部分,必须分开统计。
  2. 锁定“形成时点”。 非法占有目的须在取得财物时(或之前)已经形成。若行为人最初确有真实的资金运作安排,后来因亏损无法归还,则属于事后无偿还能力,与事前无归还意图是两回事。这一点在辩护意见中应当作为独立标题提出。
  3. 固定“有还款意愿与还款行为”的证据。 是否存在持续兑付、对账、书面确认、部分归还、抵押或提供偿债方案。
  4. 审查有无逃匿、转移资产、销毁账目。 这四项对应法〔2001〕8号的第(2)(5)(6)项,一旦成立,前述所有抗辩都会被显著削弱,应优先排查并作最坏准备。

人民法院案例库中的两个出罪样本,是这类辩护的锚点:

其一,靳某峰诈骗、职务侵占案(入库编号2025-05-1-222-002,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02刑终826号,2024年7月26日二审)。 裁判要旨明确:对借款不还行为适用诈骗罪,应当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且出借人因行为人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而产生错误认识并出借钱款;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当结合行为人借款时是否掩饰真实身份、是否夸大经济实力、是否虚构借款理由、是否具有还款能力、借款后是否逃匿、是否有还款意愿和还款行为等因素综合判断。该案行为人虽然隐瞒了长期赌博、负债累累的事实,但借款时有稳定收入和房产、车辆、公司等资产,一直有积极持续的还款行为,并与出借人对账、签署借条、约定以公司盈利优先清偿债务,案发前归还比例超过70%,且无证据证明资金用于赌博或挥霍——最终认定不构成诈骗罪。

其二,邝某春诈骗宣告无罪案(入库编号2025-05-1-222-003,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琼96刑终247号)。 二审改判无罪的理由是双重的:被告人没有非法占有目的;且其虚构事实与被害人处分财物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

反向的入罪样本同样要掌握:

(2020)辽05刑终112号(入库编号2023-04-1-222-001)。 裁判要旨指出,行为人以虚构的投资项目骗取被害人信任,致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基于投资名义主动交出钱财,即使行为人向被害人出具了借款协议、借条,双方之间也不形成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民事借贷关系的认定还应当从被害人提供钱款的原因考虑,若被害人并非基于出借的原因提供钱款,则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这一条直接否定“有借条就是借款、借款不还就是民事纠纷”的辩解思路。

蔡某合同诈骗案(入库编号2025-03-1-167-001)。 裁判要旨:融资方隐瞒重大事实、进行虚假宣传,诱骗投资方违背真实意愿签订融资协议并交付资金,收款后未按照约定使用资金,而是肆意挥霍,造成投资方巨额经济损失的,应当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四个样本连读,指向同一个判断结构:看资金去向,看还款行为,看被害人交付财物的原因,不看外在形式(有没有借条、叫不叫“借款”)。

(二)第二战场:数额口径的三个减法

2780余万元这个数字,直接决定档次,因而它的核减空间大于量刑争取空间。

1. 滚动续借导致的重复计算。 这类案件常伴随“以新还旧”:同一笔资金反复进出,账面累计数可能远高于实际骗取数。必须以银行流水逐笔还原净额,把“累计往来流水”与“实际骗取数额”区分开。在同案被害人之间互相转账、由行为人统一调度的情况下,这种重复尤为隐蔽。

2. 案发前已归还部分的扣除。 普通诈骗罪没有明文规定扣除规则,实践中参照的是法释〔2010〕18号经法释〔2022〕5号修正后第八条(即修正前的原第五条)的表述:“集资诈骗的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予扣除。”这一主张应提出,但必须清楚它属于参照而非直接适用。

同时要预判对辩方不利的另一半规则——“行为人为实施集资诈骗活动而支付的利息,除本金未归还可予折抵本金以外,应当计入诈骗数额。”也就是说,用后续资金向被害人支付的“补贴收益”“利息”,原则上不能从诈骗数额里扣除。辩护时不要把这两个方向混为一谈,否则容易被整体驳回。

3. 骗取额与损失额的区分。 决定法定刑档次的是骗取数额,退赔范围以被害人实际损失为限。将两者混同计算,是把可辩空间主动放弃。此外,案发后已追缴、已返还的财物,影响的是退赔与量刑评价,不回溯性地改变定罪数额。

4. “老年人”身份的举证要求。 法释〔2011〕7号第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适用,须以被害人年龄的证据为基础(身份证、户籍材料等)。以“投资习惯保守”“风险偏好低”推定被害人属于老年人,属于证据不足的从重,应当提出异议。同时,被害人人数与身份,还会影响“受害人数较多”这一综合从重评价的成立与否。

(三)第三战场:罪名之争

这类案件在罪名上至少有三条岔路,走哪一条对当事人的结果差别很大。

诈骗罪与职务侵占罪。 分界在于客户资金是否属于“本单位财物”。本案资金转入个人账户,未进入证券公司账户,故不属于本单位财物,职务侵占罪难以成立。这一点对被告人不利,但可以反过来用于论证“系个人行为、营业部不承担刑事意义上的单位责任”。

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 这是最值得研究的一条岔路。法释〔2010〕18号经法释〔2022〕5号修正后的第二条,明确把“以委托理财、融资租赁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列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类型之一。区分的关键在于:是否向社会公开宣传、是否面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 若只是逐一向特定客户(本就有真实服务关系的账户客户)推介,被害人特定、一对一,通常仍按诈骗罪处理;
  • 若存在公开宣传、面向不特定人、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则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甚至在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时构成集资诈骗罪(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

罪名变更会同时改变数额标准与法定刑结构(集资诈骗“数额较大”为十万元、“数额巨大”为一百万元,与诈骗罪的五千元/三万元/五十万元体系完全不同)。但是否争取罪名变更,必须算总账: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最高刑低于诈骗罪,集资诈骗罪则可能更重,且对“公开宣传”“不特定对象”的证明一旦成立,退赔压力与从重情节都会增加。这不是一个可以凭直觉选择的选项。

单位犯罪的问题。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没有单位犯罪的规定,因此即便以单位名义、利用单位管理漏洞实施,也不能对单位以诈骗罪定罪,只能追究自然人。这既是限制,也是对个人责任范围的界定依据:不能因营业部存在管理过失,就扩大个人的责任数额。

(四)第四战场:从宽资源的边界与从重情节的抗辩

首先看自首与坦白的措辞。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自首要件是“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三款的坦白只能从轻处罚。红桥法院公布稿的表述是“主动投案、坦白供述、认罪认罚”,并未直接使用“自首”二字。这两者在从宽幅度上并不等同,因此有必要核对判决书对自首的具体认定,以及是否存在因部分供述、翻供而导致自首不成立的情形。

其次看认罪认罚的实际分量。 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是“可以依法从宽处理”,不是一律从宽;对犯罪数额特别巨大、危害后果严重的案件,从宽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依法不予从宽。本案三项从宽齐备仍判十五年,正是这一档位从宽幅度的实证——“从宽”在此体现为从轻,而非减轻。

再次看退赃退赔的定位。 如前所述,法释〔2011〕7号第三条的免刑通道只到“数额较大”档;本档的退赃退赔只能是酌定量刑情节。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追缴与责令退赔,性质是涉案财产处理,不能直接等同于量刑上的从宽情节,两者在辩护意见中应当分列。

最后看从重情节的边界。 “侵害老年投资者权益”须有证据支撑;“受害人数较多”“作案频次高”属于综合裁量。其中有一个可以提出的技术性异议:被害人人数既被用于数额累计,又被用于“受害人数较多”的从重评价,是否构成对同一事实的重复评价,值得在量刑辩论中单独提出。此外,本案是否判处职业禁止(刑法第三十七条之一,期限三年至五年),也属应当关注的内容——对金融从业人员而言,这一附加后果的实际影响不小于罚金。

(五)第五战场:财产处置与案外人权利

用赃款购置的房产、车辆,追缴对象是赃款的转化物。但实务中的争议点在于:

  1. 若房产、车辆登记在案外人名下,或存在真实的善意第三人,案外人有权就权属提出异议,法院应当听取意见并进行审查;
  2. 若购置时办理了按揭贷款,银行抵押权与追缴、退赔之间的顺位需要单独处理;
  3. 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确立了被害人赔偿优先于罚金、没收财产的顺位,退赔方案的排序应当据此主张;
  4. 案发前已被行政机关扣押、冻结的财物,应当随案移送并按性质区分处理,未被认定为违法所得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解除措施。

这一部分往往被忽视,但它直接决定当事人及家属的实际损失,值得用一整节辩护意见专门处理。

(六)分阶段辩护清单

阶段

核心动作

侦查阶段

① 固定募集时点的偿付能力证据(收入、资产、真实账户记录);② 申请对资金流水作全面调取,反对仅以“账面累计数”认定数额;③ 排查是否存在逃匿、转移财产、销毁账目的指控,及时提出反证;④ 审查是否有公开宣传、面向不特定对象的证据,提前评估罪名走向;⑤ 争取非羁押强制措施,注意认罪认罚情况是审查社会危险性的法定考虑因素

| 审查起诉阶段 | ① 提交非法占有目的形成时点的专项意见,主张分段评价;② 就滚动续借导致的重复计算提交核减意见(附流水还原表);③ 就“老年人”身份、被害人数的认定提出证据要求;④ 争取在提起公诉前完成退赃退赔,注意该时点对从宽幅度的实际影响;⑤ 罪名有竞合可能的,就是否认罪认罚的边界与检察官沟通,避免为换取从宽而放弃关键数额争议 |

| 一审阶段 | ① 申请调取并质证审计报告或司法会计鉴定,重点核对其口径是否与“实际骗取数额”一致;② 申请关键被害人出庭,核对交付财物的原因与金额;③ 就重复评价问题提出量刑异议;④ 就财产部分的权属、抵押权顺位发表意见;⑤ 认罪认罚案件中,对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可以提出异议并促请调整 |

| 二审阶段 | ① 以数额认定错误、非法占有目的认定错误为重点;② 提交同类入库案例作类案参照;③ 审查一审是否存在认罪认罚自愿性问题;④ 涉及案外人财产的部分,可另行寻求执行异议等救济途径 |

(七)三条边界提醒

第一,资金只要进入个人账户,就不存在任何合规范畴。 正规证券投资实行银行第三方存管,资金由银行监管,从业人员不得接触客户资金。这是本类案件的唯一分界线,也是最有效的自我保护方法。

第二,“内部产品”“保本高收益”本身就是危险信号。 监管规则一贯禁止私募基金承诺保本保收益;任何声称“只对内部开放”“稳赚不赔”的产品,都应当先通过机构官方渠道核实其存在性,再谈收益。核实这一步,不能因为对方是熟人而省略。

第三,“有借条”不能把诈骗变成借款。 (2020)辽05刑终112号确立的规则是,判断是否属于民间借贷,要看被害人交付钱款的原因,而不是看有没有借条。反过来对当事人也一样:一旦资金去向不能解释,任何书面形式都救不了定性。

五、结论

把本案拆开看,可以得出三个对同类案件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第一,五十万元是这类案件唯一重要的分水岭。 一旦跨过,560万元与2780万元在法定刑档次上是同一个档位,差别只发生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这个区间内部。这意味着,辩护的每一分力气都应该前移到数额核减与非法占有目的的时间切分上,而不是停留在量刑情节的堆叠。

第二,非法占有目的的时间切分,是数额特别巨大档案件最实质的辩护空间。 法〔2001〕8号一方面列出七项推定情形,另一方面明确“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罚”。这两句话之间的空间,就是“事前是否有归还意图”与“资金是否真实用于经营或投资”的证明问题。靳某峰案与邝某春案说明,这一空间在实践中是可以走通的;而(2020)辽05刑终112号则说明,走通道之所以能走通,靠的是资金去向与交付原因的具体证据,不是形式上的借条。

第三,从宽情节只能影响幅度,不能改变档次。 主动投案、坦白供述、认罪认罚三项齐备,换来的仍是一个十五年。这个结果不是量刑失当,而是“数额特别巨大”这一档的从宽天花板。理解这一点,才能在案件早期就把资源投到正确的位置。

最后回到投资者这一端。红桥区法院在发布本案时给出的提示,比任何分析都更直接:审慎甄别熟人推介,不要因人情关系放松核查;转账前务必通过机构官方渠道核实业务真实性。把资产托付给一个“熟悉的人”之前,先确认一件事——这笔钱进的是机构的账,还是他本人的账。

(本文所引案例与条文均来自公开渠道: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官网2026年10月4日发布、《今晚报》2025年7月24日第12版、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现行文本、法释〔2011〕7号、法释〔2010〕18号经法释〔2022〕5号修正后文本、法〔2001〕8号。涉及个案的责任认定以生效裁判为准。)【律师简介】张毅律师,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市律师协会能源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东城区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业务研究会、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东卫全国刑事业务中心副秘书长。擅长职务犯罪、经济犯罪、环境资源犯罪辩护与研究。执业以来以精细化的态度、精准化的辩护方式办理了近百起刑事案件,承办过多起最高司法机关挂牌的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辩护的多起案件获得不起诉、缓刑、减轻量刑、改判等结果。

本文仅作法律实务交流,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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