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宁有户人家，6口人，全走了。4个孩子考出去，一个没回来。

那栋老楼还在，外墙的涂料一块一块往下掉，露出底下的红砖，像一块烂了又结痂的疤。邻居们路过的时候，有时会抬头看一眼三楼那扇窗，防盗网锈得发黑，晾衣杆上再没挂过衣裳，风一吹，整栋楼就剩下铁皮雨棚咣当咣当响。有人说这家人命硬，四个孩子个个考出去了，多风光。也有人说，命硬什么硬，考出去有什么用，老两口最后谁也没靠着谁。

我搬来这个小区的时候，这户人家已经搬走了好几年。楼下开小卖部的阿婆跟我讲，那两口子都是老实人，男人在建筑队干活，女人在菜市场摆摊卖菜。四个孩子，大的带小的，从小就知道念书，不用人催。夏天热得睡不着，几个娃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楼道里借着声控灯看书，灯灭了一跺脚，灯亮了接着看。阿婆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里一半是夸一半是叹，夸的是娃争气，叹的是两口子太苦了。

那几年南宁到处在盖楼，男人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回来一身泥浆，手指头粗得跟萝卜似的，关节上全是裂口。女人的菜摊摆在市场最里头，位置不好，可她勤快，菜择得干净，称头给得足，回头客多。两个人拼了命攒钱，攒够一个孩子的学费就松一口气，接着攒下一个。邻居们都说这家人有盼头，孩子考出去一个，家里就轻快一分。可没人仔细想过，四个孩子考出去，家里也就空了。

先是老大考去了北京，后来又考了研，留在了那边。老二去了上海，老三去了广州，老四最远，去了哈尔滨。每走一个，家里就少一副碗筷，少一双拖鞋，少一张床。女人把空出来的床收拾干净，被褥叠好，拿床单蒙上，说等孩子回来还能睡。可一年一年过去，那些床单落了灰，再也没揭开过。过年的时候，孩子们打来电话，说工作忙，说车票不好买，说等明年一定回。女人在电话这头笑着应，说没事没事，你们忙你们的，我和你爸挺好的。

男人后来腰不行了，干不动建筑队了，去给人看大门。女人也不卖菜了，菜市场拆了，她就在家待着。两个人住在那个三居室里，白天电视开着没人看，晚上早早关了灯躺着，耳朵竖着听楼道里的脚步声。有一回阿婆上楼送东西，看见男人坐在阳台上，对着楼下一群放学的小孩发呆。阿婆喊了他一声，他回过头来，眼神是空的，好一会儿才说，哦，是阿婆啊。

前年男人走了，心梗，夜里发作的，等女人发现的时候身子都凉了。女人没哭，给四个孩子打电话，一个一个打过去。孩子们都回来了，办完丧事又都走了。女人一个人过了大半年，后来也走了，是社区的人发现的，说楼道里几天没见人出来，进去一看，人趴在客厅地上，旁边掉着个药瓶子。四个孩子又回来了，这回把房子卖了，分了钱，各回各的城市，再没回来过。

阿婆跟我说完这些的时候，天快黑了，她把小卖部的卷帘门拉下来一半，坐在门口的塑料凳上，手里捏着一把炒瓜子，嗑一颗，停半天。我站在旁边，手里拎着刚买的一袋盐，不知道说什么好。阿婆忽然又说，你说这家人图什么呢？四个孩子，个个有出息，可到头来，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我听着这话有点重，想说点什么替那家人辩白，可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后来我自己也想过这个事。那两口子一辈子省吃俭用，把四个孩子托举出去，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让孩子过得好？还是为了让自己老了有个指望？我猜他们自己也分不清。他们那时候大概没想那么远，只知道孩子考上了就得供，这是当爹妈的本分。就像地里的庄稼，到了时候就得浇水上肥，至于收割的时候自己还在不在，那是另一回事。

可话又说回来，孩子们又错在哪里呢？他们考出去，在大城市扎下根，每天挤地铁、加班、还房贷，日子过得也不轻松。回一趟家，路费是小事，请假是大事，拖家带口的，哪能说走就走。他们不是不孝，是够不着。就像风筝飞远了，线还在，可风太大，拽不回来。

那栋老楼现在快拆了，听说要盖新楼盘。我每天买菜路过的时候都会看一眼三楼那扇窗，窗框上还留着过年的对联，纸都白了，边角卷起来，风一吹哗啦啦响。有时候我会想，那两口子如果当初少供一个孩子读书，留一个在身边，老了是不是就不至于那么冷清？可再一想，留谁呢？凭什么是这一个不是那一个？当父母的，哪个孩子考上了不让去，心里能过得去？

阿婆的小卖部上个月也关了，她搬去跟儿子住了。走之前她把没卖完的瓜子分给邻居们，分到我这儿的时候，她忽然说，那家人搬走之前，女人来她这儿买了包盐，还欠着一块钱没给。阿婆摆摆手说不要了，女人非给，说欠着人家钱睡不着。后来阿婆在柜台的角落里找到了那一块钱，用个小铁夹子夹着，压在几颗糖下面。阿婆拿着那一块钱看了很久，最后放回了抽屉里，说就当是留个念想。

我拎着那包瓜子往回走，楼道里声控灯一闪一闪的。到了三楼，我跺了一下脚，灯亮了。我看着那扇紧闭的防盗门，门上贴过春联的地方还留着胶印子，一层一层叠着，像年轮。我站了一会儿，灯又灭了。黑暗里我忽然想，这一家六口，现在大概总算在一块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