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3月中旬，广西边境通往友谊关的道路上，撤回国内的解放军部队并没有急着通过口岸。步兵负责警戒，炮兵占领阵地，工程兵则携带炸药和器材，返回越北部分区域处理尚未完成的任务。
这不是普通的撤退。
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广西、云南方向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至3月5日，中国政府宣布作战目的已经达到，边防部队开始回撤。此后，部队一边后撤，一边清理残余武装，并对沿线重要军事设施实施破坏。
为什么要这样做？答案藏在撤军路线本身。
当时越南北部靠近中国边境，山地纵横，道路狭窄，许多军事据点、仓库和交通设施都建在山岭之间。若部队撤走后这些设施依然完整，越军便能迅速恢复火力，继续对中国边境施加压力。
更棘手的是，越军并未因为中国宣布撤军就停止行动。
一些越军部队在高平、谅山以及边境道路附近尾随袭扰，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趁解放军后撤时打冷枪、设伏击，试图把撤退中的中国军队拖入反复纠缠。对一支准备结束作战的部队而言，这种袭扰比正面交锋更令人警惕。
许世友当时担任东线部队主要指挥员。面对越军不断挑衅，他强调，回撤不能变成被动逃走，必须保持战斗队形，谁敢追击，就要让谁付出代价。
“敌人靠近，就打退它。”
“撤退有秩序，反击也不能手软。”
这几句话，体现的是当时部队的作战要求，而不是情绪化报复。对于边境作战来说，能否安全撤回，同样是检验指挥能力的重要环节。
在纳隆以北等地，越军曾试图依托地方部队和炮兵力量阻击中国军队。解放军并没有一味向后退，而是根据敌情组织局部反击，以步兵突击、炮火压制和穿插行动打乱越军部署。越军的追击行动受到遏制后，回撤通道才逐渐稳定下来。
有意思的是，越军炮火袭扰也曾出现在友谊关一线。中方部队没有任由对方试探，而是按照“对等反击”的原则迅速还击。炮火的目的很明确：压制越军阵地，保护回撤部队，而不是把战事重新扩大。
真正规模较大的行动，发生在工程兵投入之后。
在广州军区、昆明军区前指统一组织下，参战部队采取交替掩护方式分批撤回。担任后卫的部队负责清剿残敌、守护道路，工程兵则对越北境内仍被中国军队控制的浅近纵深区域展开作业。
作业对象并非普通民房，而是具有军事价值的设施，包括火力点、坑道、仓库、军事机关、桥梁、道路、通信节点和供电设施等。能够拆除、搬运的物资尽量处理，无法带走且可能被越军继续使用的设施，则实施爆破或破坏。
这项任务危险而繁重。
工程兵需要先侦察结构，判断承重部位，再布置炸药。山地道路狭窄，周边还有敌情，警戒部队必须守住作业范围。爆破完成后，还要检查是否留下可供越军利用的设备。很多时候，一处设施并非一次爆破就能彻底失去作用。
从高平到谅山，从老街一带到边境通道，工程分队随着主力回撤不断转移。白天侦察，夜间施工，是当时常见的节奏。爆破声接连响起，既是对既有军事设施的处理，也是为了避免撤军后留下现成的作战条件。
需要说明的是，民间叙述中常把这类行动简单说成“把援助越南的一切全部炸掉”。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过去援助越南，涉及铁路、公路、水利、医疗和工业建设，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民用项目。作战期间被破坏的，主要是与军事行动直接相关、或可能立即转化为军事用途的设施，不能笼统混为一谈。
中国选择在3月撤军，也有清晰的战略考虑。继续深入越南腹地，意味着补给线拉长、山地作战难度增加，还可能给苏联进一步介入留下空间。与此同时，越北雨季临近，泥泞道路会增加运输和救护压力。短期达成作战目的，再有组织地撤回，是当时更符合整体利益的安排。
这场作战从2月17日持续到3月16日，时间并不算长，但双方付出了沉重代价。关于伤亡数字，不同资料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尤其越方正规军、地方武装和民兵常被分开计算，因此不宜用一个未经核实的数字概括全部损失。
越南方面后来长期强调本国“取得胜利”，既有国内宣传需要，也与其不愿承认军事设施遭到重创有关。中国方面则没有把这场战争包装成轻松的胜利，部队伤亡、装备损耗和后勤困难，都是实实在在的代价。
3月16日前后，主要参战部队陆续完成回撤。留下的工程分队和后卫部队，在确认任务结束、道路安全后才撤离。对许世友和东线指挥机构而言，作战不只在攻下某座城市时结束，也不只在宣布撤军时结束，而是在部队、装备和指挥体系完整返回边境之后，才算真正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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