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双胞胎同嫁中国，3年后回娘家痛哭，妈妈听完原因却十分安心

越南双胞胎同嫁中国，3年后回娘家痛哭，妈妈吓坏，听完原因却十分安心

阮氏梅和阮氏兰踏进家门的那一刻，她们的母亲阮氏花差点摔了手里的搪瓷盆。

那是腊月的一个傍晚，越南芹苴市郊外的村子里，天还没黑透，但院子里已经亮起了昏黄的灯泡。阮氏花正蹲在井边洗菜，听见院门吱呀一声响，抬头看见两个身影拖着行李箱站在门口。她愣了两秒，然后手里的搪瓷盆哐当一声掉在地上，菜叶和水溅了一地。

“阿梅？阿兰？”

两个姑娘站在院子里，穿着一模一样的米色羽绒服，围着一样的红色围巾，头发都长长了，扎成低马尾。她们身后还站着两个男人，高高大大的，背着大包小包，有点局促地站在院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进来。

阮氏花已经三年没见过两个女儿了。

她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往前走了一步，又停住了。因为她看见了女儿们的脸——两个人都哭了。阿梅咬着嘴唇，眼泪无声地往下淌。阿兰把脸埋在围巾里，肩膀一抽一抽地抖。

阮氏花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她快步走过去，一手拉住阿梅，一手拉住阿兰，把两个人往屋里拽，“进来，进来说。出什么事了？是不是他们——”

她猛地回头看了一眼院门口那两个男人。她的目光像刀子一样扎过去，两个男人同时往后退了半步。那个高的低着头，那个壮的挠了挠后脑勺，谁也没敢说话。

阮氏花把两个女儿按在堂屋的竹椅上，蹲在她们面前，一手一个抓住她们的手腕。阿梅的手腕冰凉，阿兰的手腕在抖。

“说，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被欺负了？是不是他们家对你不好？你跟我说，妈给你们做主。”

阿梅摇头。阿兰也摇头。两个人哭得更厉害了，眼泪啪嗒啪嗒掉在竹椅扶手上。

阮氏花的脸色变了。她想起三年前那个中介来村里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中国男人顾家，中国男人勤快，中国男人对老婆好。她那时候不敢信，但家里实在太穷了，她一个人种三亩薄田，养两个女儿，连学费都凑不齐。阿梅和阿兰初中没读完就帮她下地干活，两个姑娘晒得黑黢黢的，手上全是茧子。

中介拿照片来的时候，她看了那两个中国男人。一个叫阿强，广西的，家里种甘蔗，还有个妹妹。一个叫阿勇，跟阿强是同村，家里开小卖部，父母都健在。照片上的两个人都很普通，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得也土气。但中介说他们有地，有房，有拖拉机，年收入折合越南盾大概三四千万。阮氏花算了算，三四千万越南盾，在越南也算好人家了。

她问阿梅和阿兰愿不愿意。阿梅低着头没说话。阿兰看了看她姐，又看了看妈，说：“去。”

走的那天，阮氏花送她们到村口的汽车站。两个姑娘一人背着一个旧书包，里面装着两身换洗衣服和一本越汉词典。阿梅上车前回头看了她一眼，眼圈红了。阿兰没回头，但肩膀在抖。汽车开走的时候，阮氏花蹲在路边哭了一场。

现在三年过去了。两个女儿回来了，在堂屋里哭成一团。

阮氏花站起来，转身瞪着院门口那两个男人。阿强和阿勇还站在那里，行李箱放在脚边，两个人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你们！”阮氏花指着他们，用生硬的中文喊了一声，“进来！”

阿强和阿勇对视了一眼，拖着行李箱进了院子。院子里鸡在墙根底下刨食，一只黄狗趴在屋檐下，抬头看了一眼生人，又趴回去了。阿勇弯腰把院门关上，动作很轻。

“坐。”阮氏花指了指堂屋另一边的竹椅。

两个男人乖乖坐下来。阿强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笔直。阿勇挠了挠后脑勺，又挠了挠胳膊，浑身不自在。

阮氏花站在堂屋中间，看看两个女儿，又看看两个女婿，深吸了一口气。

“谁先说？”

阿梅擦了擦眼泪，抬起头。她的中文已经说得很好了，比三年前走的时候强了不知道多少。她张了张嘴，声音有点哑：“妈，我们……”

话还没说完，眼泪又下来了。

阿兰在旁边抽了一张纸巾递给她姐，自己的眼泪也止不住。她吸了吸鼻子，接话：“妈，我们就是想你了。”

阮氏花愣了一下。

“就是想我了？”

两个女儿同时点头。阿梅把纸巾攥成一团：“三年没回来，我们想家。想妈。想村里的河。想院子里那棵芒果树。想隔壁阿婆的糯米饭。”

阮氏花站在那儿，愣了好几秒。

“那你们哭什么？”

“因为……”阿兰的嘴唇抖了抖，“因为我们回来看到妈瘦了。头发白了。院子里的芒果树也枯了。我们就……忍不住。”

阮氏花低头看了看自己。瘦了吗？她没觉得。她每天照样下地，照样挑水，照样喂鸡。可能是瘦了。头发白了吗？她伸手摸了摸鬓角，摸到几根硬邦邦的白发。芒果树枯了吗？她扭头看了一眼院子里那棵树。确实枯了半边，今年开春没发新芽。

她的眼睛也热了。

但她忍住了。她转过头，看了一眼坐在那边的两个女婿。阿强低着头，两只手攥在一起。阿勇眼圈也红了，用手背使劲抹了一下脸。

“那你们呢？”阮氏花问他们，“你们哭什么？”

阿强抬起头，嗓子有点紧：“妈，我……我们没照顾好她们。她们想家，我们早就该带她们回来的。”

阿勇接话：“妈，都是我不好。阿兰跟我说了好几次想回来，我总说再等等，再等等。地里活忙，店里走不开。拖了三年才回来。”

阮氏花看着他们。两个大男人，一个低着头不敢看她，一个红着眼圈搓手。她想起三年前他们来接人的时候，也是这么局促，也是这么手足无措。那时候她心里打鼓，怕女儿嫁过去受苦。现在她心里更打鼓，怕女儿受了委屈不敢说。

“阿梅。”阮氏花叫大女儿，“你跟妈说实话。他们到底对你怎么样？”

阿梅擦了擦眼睛，抬起头来。她的眼泪还在往下掉，但嘴角开始往上翘。

“妈，他对我好。”

“怎么个好法？”

阿梅想了想，忽然笑了一下，眼泪还挂在脸上：“妈，你还记得我小时候冬天手上长冻疮吗？在越南的时候，每年冬天都长，烂得流脓。到了中国第一年冬天，阿强给我买了一双手套，皮手套，里面是绒的。他说你干活的时候戴着，别冻着。我舍不得戴，他就生气，说手套买来就是戴的，不戴放着干嘛。”

她顿了一下。

“后来他每天早上把热水烧好，倒在盆里端到我面前，让我先泡手再干活。我说不用，他说你手都烂了还不用。他给我泡了整整一个冬天。第二年冬天，冻疮就没再犯。”

阮氏花听着，没说话。

阿兰在旁边接话：“妈，阿勇也是。我那时候听不懂中文，跟村里人说话说不明白，急得哭。阿勇就去镇上给我买了本中越对照词典，每天晚上教我认字。他一个初中没读完的人，自己先把词典背了一遍，然后再教我。”

她低头笑了一下：“他发音不准，教我教的也是错的。后来我去镇上买菜，跟人家说‘多少钱’，人家听不懂。我说了三遍，人家还是听不懂。最后我拿手机打出来，人家才明白。回来我跟阿勇说，你教的是错的。他挠挠头，说那咱俩一起学。”

阿勇在旁边小声嘟囔了一句：“后来我普通话也考了二乙。”

阮氏花没听懂，但她看见阿兰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

“妈。”阿梅往前挪了挪椅子，握住阮氏花的手，“我们在那边，过得挺好的。真的挺好的。阿强家有三亩甘蔗地，去年又包了两亩，一年能挣五六万。我帮着种，帮着收，忙是忙，但能挣到钱。我们每个月给你寄的那点钱，都是从这里面出的。”

阿兰接话：“阿勇家的小卖部生意也不错。我在店里帮忙，现在村里人都认识我，叫我阿兰。没人叫我越南媳妇。”

阮氏花低头看着两个女儿的手。阿梅的手上还是有茧子，但比以前薄了，指甲剪得整整齐齐，指缝里没有泥。阿兰的手腕上多了一个银镯子，细细的，上面刻着花纹。

“那你们刚才哭什么？”阮氏花又问了一遍。

阿梅和阿兰对视了一眼。

“妈。”阿梅吸了吸鼻子，“我们回来的时候，在车上看到你的照片了。阿强手机里存着你的照片，是两年前村里人帮忙拍的。照片上你在田里插秧，腰弯得很低很低。我看了之后就忍不住了。”

阿兰接话：“我也是。我看到照片上妈的手，裂得全是口子。我就想起小时候，妈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透了才回来。回来还要做饭，还要给我们洗衣服。妈的手一到冬天就裂，裂得流血，用胶布缠着，缠了一层又一层。”

阿梅的眼泪又涌出来了：“妈，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想跟你说，以后别种那么多地了。我们给你寄的钱够花。你该歇歇了。”

阿兰也说：“妈，你看你，穿的衣服还是三年前的。我给你买了新棉袄，在箱子里。这次回来我们带了好多东西，有给你买的，有给隔壁阿婆带的。”

阮氏花看着两个女儿。她们的脸比以前白了，比以前胖了点，穿着干净整齐的羽绒服，头发梳得顺顺当当。她们的手上虽然还有茧子，但不再是那种被生活磨得皮开肉绽的茧子。她们的眼睛里有眼泪，但眼泪底下是亮的，是活的。

她忽然想起三年前送她们走的那天。阿梅上车前回头看了她一眼，眼圈红了。阿兰没回头，但肩膀在抖。那时候她蹲在路边哭，心里想的是：这辈子可能见不着了。

现在两个女儿坐在她面前，哭着说想她，哭着让她别再种地了。

阮氏花站起来，走到两个女儿中间，一手揽住一个，把她们的头按在自己肩膀上。她的眼睛也湿了，但她没让眼泪掉下来。

“行了。”她的声音有点哑，“行了，别哭了。回来了就好。”

她松开两个女儿，转身看了一眼那两个女婿。阿强和阿勇还坐在那里，一个低着头，一个红着眼圈。她走过去，站在他们面前。

“阿强。”

阿强站起来。

“你给阿梅买手套，我谢谢你。”阮氏花说，“但是你要记住，她是我女儿。她手上有茧子，我认了，那是她干活干的。但她心上有茧子，我不认。你要是让她心上长茧子，我饶不了你。”

阿强点头，点得很重。

“阿勇。”

阿勇也站起来。

“你教阿兰学中文，我谢谢你。”阮氏花看着他，“但你教错了不要紧，你俩一起学，这个态度好。你记住，阿兰从小就想读书，没读成。你要是能让她把想读的书读了，我谢谢你。你要是让她把想读的书忘了，我饶不了你。”

阿勇也点头，点得一样重。

阮氏花说完，转身往厨房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说：“都进来吧。饿了吧。我煮饭。”

那天晚上，阮氏花杀了家里那只最肥的鸡。阿梅和阿兰在厨房里帮忙，一个烧火，一个切菜。阿强和阿勇坐在堂屋里，把带来的行李箱打开，一样一样往外拿东西。给阮氏花的新棉袄，给隔壁阿婆的补酒，给村里小孩的糖果。还有一台新的电饭煲，是阿强特意去县城买的，说越南这边煮饭方便。

阮氏花在灶台前炒菜，阿梅在旁边递酱油。她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阿梅，你们在中国，过年怎么过的？”

阿梅把酱油瓶放下，笑了一下：“妈，中国过年可热闹了。年三十那天，阿强家贴对联，放鞭炮，一家人坐一起吃饭。我刚去的第一年，听不懂他们说话，就坐在那儿笑。阿强他妈给我夹菜，一直夹，我碗里堆得跟山一样。我吃不完，又不好意思剩，阿强就帮我吃。他撑得直打嗝。”

阮氏花也笑了。

“第二年我就听懂了。他们那边过年要包粽子，跟咱们越南的不一样，是长条的，里面放肉。我包不好，阿强他妈就教我。包了一下午，包了三十多个。晚上煮出来，阿强吃了五个，说好吃。其实我知道不好吃，糯米放多了，太黏。”

阿兰在旁边插嘴：“妈，阿勇家过年杀猪。我第一次看杀猪，吓哭了。阿勇他爸杀完猪，把猪血做成血肠，切了一盘端到我面前。我不敢吃，阿勇说好吃，你尝尝。我尝了一口，还挺香。后来我就学会了，今年过年我做的血肠，阿勇他爸说比他做的好吃。”

阮氏花听着，手里的锅铲没停。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把那些皱纹照得清清楚楚。但她嘴角是往上翘的。

“阿兰。”她忽然说。

“嗯？”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每年过年，妈给你们做的那道菜吗？”

阿兰想了想：“越南春卷。”

“对。”阮氏花把炒好的菜盛出来，“你们在中国过年，有没有做越南春卷？”

阿兰和阿梅对视了一眼，同时摇了摇头。

“那今年过年，妈给你们做。”阮氏花把锅端到桌上，“你们回来住几天？”

阿梅看了一眼阿强。阿强正从堂屋往这边看，听见了，接话：“妈，我们待半个月。地里活已经安排好了，不着急回去。”

阿勇也说：“小卖部让我妈看着，没事。”

阮氏花点了点头。她把菜摆好，碗筷摆好，一家人坐下来。阿强和阿勇坐在桌子对面，两个女儿坐在两边，阮氏花坐在上首。桌上是一盘白切鸡，一碟青菜，一碗汤，还有阮氏花刚炒的肉。

阿强拿起筷子，又放下了。他看着阮氏花，犹豫了一下。

“妈，我能不能说句话？”

阮氏花看着他。

“妈，我知道你担心阿梅。你担心了三年。我嘴笨，不会说好听的。我就跟你说一件事。”

他顿了一下。

“去年阿梅生病，发高烧，四十度。村里卫生所看不了，我开拖拉机送她去镇上。镇上医院说可能是肺炎，让住院。我就在医院陪了她三天。三天没怎么合眼。她烧退了之后，跟我说想喝粥。我跑回家熬了粥，端到医院。她喝了两口，说想放点盐。我又跑回家拿盐。来回跑了四趟。”

他挠了挠头。

“后来她好了，跟我说，阿强你瘦了。我说没事。她就哭了。她哭的时候我就想，这个人我得对她好。她是我老婆，我孩子的妈。她跟着我从越南到中国，离家几千里地，我要是对她不好，我算什么人。”

阮氏花听完，没说话。她端起碗，喝了一口汤。

“吃饭。”她说。

那顿饭吃了很久。鸡骨头堆了一小堆，汤碗见了底。阿强吃了三碗饭，阿勇吃了两碗半。阮氏花看着他们吃，自己没吃多少，但一直在笑。

吃完饭，阿梅和阿兰帮着收拾碗筷。阿强和阿勇在堂屋里坐着，阿强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看了看阮氏花，又塞回去了。阿勇在旁边偷笑。

阮氏花看见了，说：“想抽就抽，去院子里抽。”

两个男人如释重负地站起来，走到院子里。阮氏花听见打火机咔嗒响了一声，然后是两个人低声说话的声音。她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听见阿强笑了一声，阿勇也跟着笑了。

她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院子里的两个女婿。月光照在他们身上，两个大男人蹲在芒果树底下，一个抽烟，一个在剥橘子。阿勇把剥好的橘子递给阿强一半，阿强接过来塞进嘴里，嚼了两下，说了句什么。阿勇又笑了。

阮氏花想起三年前他们来的时候。两个人站在院子里，也是这么蹲着，也是这么抽烟。那时候她心里全是怀疑，觉得这两个中国男人把她女儿带走了，带到她看不见的地方去了。她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对女儿好，不知道女儿能不能适应，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到她们。

现在他们又蹲在这个院子里。还是抽烟，还是吃橘子，还是笑。但阮氏花觉得有什么东西变了。是什么呢？她说不上来。可能是她看见阿梅哭的时候，阿强下意识地往她那边迈了半步。可能是阿兰说话的时候，阿勇的眼睛一直看着她。可能是他们看她的眼神里，多了一种东西。

阮氏花转身回了堂屋。阿梅和阿兰已经把碗筷洗好了，坐在竹椅上说话。阿梅在教阿兰用手机视频，阿兰笨手笨脚地按来按去。

“妈。”阿梅看见她进来，抬起头，“你坐下，我给你看个东西。”

阮氏花坐下来。阿梅把手机递过来，屏幕上是微信视频通话的界面。她点了一下，响了七八声，那边接了。

屏幕里出现了一个老太太的脸，花白的头发，圆脸，笑眯眯的。

“阿梅啊！”老太太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带着广西口音，“你们到家啦？”

阿梅把手机转向阮氏花：“妈，这是阿强的妈妈。”

阮氏花愣了一下，然后对着屏幕点了点头。

阿强的妈妈在那边也愣了一下，然后笑开了：“亲家母！你好你好！我听阿梅说过你，说你一个人在家种地，辛苦得很。你身体好不好啊？”

阮氏花听不太懂，阿梅在旁边翻译。她点了点头，说了一句越南话。阿梅翻过去，阿强的妈妈听了，又笑了：“她说让我放心，阿梅在这边好得很。我说那肯定的，阿梅是我闺女。”

阮氏花看着屏幕里那个笑得一脸褶子的老太太。她不会说中国话，老太太不会说越南话，两个人隔着屏幕，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笑了。

阿梅在旁边说：“妈，阿强他妈妈对你可好了。我每次说想家，她就说，那你回去看看嘛。路费不够我给你拿。她每年过年都给你准备东西，让我寄回来。阿强家院子里那棵龙眼树，她每年都留一筐最好的，晒干了让我给你寄。我说不用，她说你一个人在越南，吃不到中国龙眼，寄点尝尝。”

阮氏花看着屏幕里的老太太。她忽然想起三年前，她蹲在路边哭的时候。她以为自己把女儿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了，送到一群陌生人手里去了。现在她知道了，那边也有一个妈，也在惦记着这边的女儿。

她对着屏幕竖了个大拇指。老太太看懂了，笑得更开心了，对着屏幕挥了挥手。

挂了视频，阮氏花坐在竹椅上，半天没说话。阿梅和阿兰在旁边看着她，也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阮氏花站起来，走到墙角那个旧柜子前，打开柜门，从最里面翻出一个小布包。她拿着布包走回来，坐在竹椅上，把布包放在膝盖上打开。

里面是一对银镯子，细细的，旧旧的，刻着花纹。

“这是你外婆留给我的。”阮氏花把镯子拿出来，一手一个，“我本来想，等你们嫁人的时候给你们。后来你们嫁得远，我没来得及给。”

她把镯子递给阿梅和阿兰。阿梅接过来，翻来覆去看了看。阿兰拿在手里，掂了掂，忽然眼圈又红了。

“妈，你留着吧。”阿梅把镯子推回去，“你戴着，就当我们陪着你。”

阮氏花摇头：“我老了，戴这个不好看。你们戴着。以后你们生了女儿，再给她们。”

她顿了一下。

“阿梅，你在中国，要是想妈了，就看看这个镯子。阿兰也是。你们俩一人一个，戴在手上。不管离多远，妈都在。”

阿梅低下头，把镯子戴在手腕上。银色的镯子衬着她的小麦色皮肤，很好看。阿兰也戴上了，转了转手腕，对着灯光看了看。

阮氏花看着两个女儿戴着镯子的手腕，忽然笑了一下。

“行了，都去睡吧。明天带你们去镇上赶集。买点好吃的。”

第二天早上，阮氏花起得很早。她烧了水，煮了粥，又把昨天剩的鸡热了热。阿梅和阿兰还在睡，两个女婿倒是起来了，阿强在院子里劈柴，阿勇在井边打水。

阮氏花站在厨房门口，看着阿强劈柴。他脱了外套，只穿一件薄毛衣，一斧子下去，木头咔嚓一声裂成两半。动作利落，一看就是干惯了活的人。阿勇在旁边把劈好的柴码起来，码得整整齐齐。

阮氏花看了一会儿，转身回厨房盛粥。

阿梅和阿兰起来的时候，粥已经凉了又热了一遍。两个姑娘揉着眼睛从屋里出来，头发乱糟糟的，看见妈在灶台前忙活，都笑了。

“妈，你怎么起这么早？”

“习惯了。”阮氏花把粥端到桌上，“快吃，吃完赶集。”

赶集是在镇上的市场。阮氏花带着两个女儿，两个女婿跟在后面拎东西。市场很热闹，卖菜的、卖肉的、卖布的、卖小吃的，挤了一整条街。阮氏花走得快，阿梅和阿兰跟在后面，看见什么都想买。看见卖越南春卷皮的，阿梅停下来，说要买点回去做春卷。看见卖椰子糖的，阿兰停下来，说要买几包带回中国。

阿强和阿勇跟在后面，手里拎的东西越来越多。阿强拎着两袋春卷皮和一兜子青菜，阿勇拎着一包椰子糖和一串香蕉。两个人都没抱怨，阿强还抽空去买了四杯甘蔗汁，一人一杯递过去。

阮氏花接过甘蔗汁，喝了一口。凉的，甜的。

她看着两个女儿在前面挑挑拣拣，两个女婿在后面老老实实拎东西。阿梅挑了一顶遮阳帽，试了试，回头问阿强好不好看。阿强点头，说好看。阿兰挑了一双拖鞋，阿勇说这个颜色不耐脏，换个深色的。阿兰瞪了他一眼，还是换了深色的。

阮氏花站在摊位旁边，看着他们。市场里人来人往，卖东西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但她觉得周围安静得很，就听见两个女儿的笑声，和两个女婿低声说话的声音。

她想起很多年前。那时候阿梅和阿兰还小，她也是这样带她们赶集。两个小姑娘手拉着手，看见糖葫芦就走不动道。她买一根，两个人分着吃。现在她们长大了，嫁人了，回来了。还是手拉着手，还是看见什么都想买。但旁边多了两个人，替她们拎东西，替她们付钱。

阮氏花把甘蔗汁喝完，把杯子扔进垃圾桶。她走过去，站在两个女儿中间，一手挽住一个。

“走吧，回家了。”她说，“中午给你们做春卷。”

阿梅和阿兰同时应了一声。阿强和阿勇跟在后面，拎着大包小包，穿过热闹的市场，往村子的方向走。

路上经过那棵老榕树。阮氏花停下来，看了看。榕树还是那么茂盛，气根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晃。她想起三年前，就是在这棵树下，她送两个女儿上了去河内的汽车。那天她蹲在树底下哭，觉得这棵树也老了，不中用了。

现在她站在这里，两个女儿一边一个挽着她的胳膊。她抬头看了看榕树。树枝上冒了新芽，嫩绿嫩绿的。

“妈，走吧。”阿梅拉了拉她的胳膊。

阮氏花嗯了一声，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她回头看了一眼。阿强和阿勇跟在后面，阿强手里还拎着那兜子青菜，阿勇在跟阿强比划什么，两个人不知道在说什么，笑得很开心。

她转过头，继续走。

阳光从榕树的叶缝里漏下来，洒在她和两个女儿的身上。阿梅手腕上的银镯子亮了一下，阿兰手腕上的银镯子也亮了一下。两个镯子碰在一起，发出很轻的一声响。

阮氏花听见了。她低下头，笑了一下。

半个月很快过去了。阿梅和阿兰要走的那天，阮氏花又蹲在井边洗菜。她洗了很久，菜叶都快被她洗烂了。阿梅走过来，蹲在她旁边。

“妈，你别洗了。菜都洗好了。”

阮氏花没停手。

阿兰也走过来，蹲在另一边。

“妈，我们明年还回来。”

阮氏花把最后一片菜叶捞出来，放在篮子里。她擦了擦手，站起来，看着两个女儿。

“回去好好过日子。”她说，“别惦记我。我身体好着呢，还能种两年地。等你们生了孩子，带回来给我看看。”

阿梅点头。阿兰也点头。

阿强和阿勇把行李搬上车。阮氏花送到村口。还是那棵老榕树，还是那个汽车站。三年前她在这里送她们走，蹲在路边哭。现在她又站在这里，看着两个女儿上车。

阿梅上车前回头看了她一眼，眼圈红了。阿兰也回头看了她一眼，眼泪已经在打转了。但两个人都在笑，笑着流泪。

阮氏花站在榕树下，看着汽车发动，慢慢开远。她没有蹲下来哭。她站在那里，举起手，挥了挥。

阿梅和阿兰在车窗里也挥手。汽车拐过弯，看不见了。

阮氏花放下手，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她忽然听见手机响。掏出来一看，是阿梅发来的消息。只有一句话：“妈，我们到了中国就给你打视频。你记得接。”

阮氏花把手机揣回兜里。她走回院子，关上门，把鸡放出来喂食。芒果树在墙边立着，枯了的半边还没长出新枝，但另外半边已经冒出了嫩叶。

她站在树下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屋，把阿梅和阿兰住过的房间收拾了一遍。被子叠好，枕头摆正，桌子上那对银镯子留下的痕迹还在。她用手掌抹了抹桌面，把灰尘擦掉。

然后她坐下来，拿起手机，等着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