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建安十五年（210年），周瑜从京口返回江陵，途中病势加重，最终死于巴丘，年仅三十六岁。这个结局来得突然，史书留下的细节也不多。于是，关于他是否遭孙权暗害的猜测，便在后世不断出现。
但“可疑”不等于“有证据”。要看清这场争论，得把几件常被拿来推断的事，放回当时的局面中逐一掂量。
周瑜与孙家并非普通的君臣关系。孙策起兵时，周瑜从舒县前来相助，带来粮食和人马，二人年少相交，又结为姻亲。孙策迎娶大乔，周瑜娶小乔，这层关系让两人的情谊格外引人注目。
不过，孙策临终托付孙权时，史料记载的重点是张昭。孙策对张昭说，若要在战场上争胜，自己未必不如旁人；若要举贤任能、守住江东，则托付给张昭。周瑜没有出现在这段托付之中。
这常被视作第一处疑点。可周瑜当时并不在孙策身边，史书也没有说孙策刻意排斥他。所谓“周瑜本该是托孤重臣”，更多是后人的推想，不能只凭他后来地位显赫，就反推孙策临终必有另一番安排。
孙策去世后，周瑜率兵赶赴吴地，随后留下，与张昭共同处理事务。第二处疑点由此而来：一个手握兵权的将领带兵入吴，是否是在向年轻的孙权施压？
这事确有政治分量，却也有另一种解释。孙策骤然离世，江东人心未稳，周瑜领兵前来，既是奔丧，也是在关键时刻支持孙权接掌局面。孙权当时年少，政权需要资历深、威望高的人协助。把这一行动直接说成逼宫，证据仍显不足。
更重要的是，周瑜此后长期为孙权效力，并未因此遭到清除。孙权让他担任中护军，参与军政事务。若两人当时已经走到兵戎相向的边缘，后续这段合作便很难解释。
第三处争论，常落在赤壁之战的兵权安排上。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下，孙权决定抗曹。赤壁战事中，周瑜与程普共同担任左右都督。有人认为，这是孙权有意拆分兵权，防止周瑜独揽军队。
但程普资历老、声望高，安排他与周瑜并肩统军，也符合东吴军中实际。两人起初关系并不融洽，周瑜仍能在战事中发挥关键作用，足见这套安排并非简单的互相牵制。更何况，君主对将领有所防范，在当时并不罕见；仅凭这一点，无法证明孙权已有杀心。
真正让猜疑升高的，是周瑜临终前的战略分歧。赤壁之后，他主张夺取荆州，进一步经营益州；鲁肃则更倾向于与刘备维持联盟，以共同抵御曹操。周瑜还曾建议把刘备留在东吴，孙权没有采纳这一想法，却同意他出兵取蜀。
这说明双方确有分歧，却不是简单的你死我活。周瑜获准筹划西进，本身就意味着孙权仍在使用他的军事才能。后来周瑜返回江陵途中病逝，孙权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并亲自迎接其灵柩。史书中的这些记载，与“暗害已成”的说法并不相合。
周瑜病逝后，伐蜀计划确实没有继续推进，东吴后来也与刘备保持了联盟。这是第四处常被提起的疑点：战略随周瑜之死而改变，是否意味着孙权除掉了反对者？
然而，军事计划中止，也可能是主帅去世、形势变化所致。周瑜留下的方案需要兵力、粮道与盟友配合，主事者不在，孙权重新权衡，并不必然说明先前有阴谋。至于庞统后来离开东吴，也不能仅凭这一结果证明他因参与周瑜的计划而遭排挤。
《三国志》记周瑜“道于巴丘病卒”，没有详述病因。资料简略，确实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空间；但现存史料没有提供孙权下令加害周瑜的直接证据。周瑜之死可以令人惋惜，也值得追问，却不宜把推测写成定论。
孙权与周瑜之间，既有君臣之分，也有功业合作中的权力考量。周瑜能征善战，孙权需要他；孙权身为主君，也必然要掌握军政大权。两者之间存在张力，并不稀奇。至于那场病究竟有无隐情，史书没有给出答案，后人能做的，是分清记载、推断与传闻，不让四个疑点替代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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