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北京与台北之间,一封没有经过公开渠道传递的亲笔信,落到了蒋介石手中。送信人许孝炎站在一旁,看着蒋介石把信读了一遍,又低头逐字默念。屋里很安静,只有钟表声一下一下地响。
过了很久,蒋介石才将信放在桌上,对许孝炎说:“你辛苦了。”这四个字并不激烈,却说明他已经意识到,信中谈的不是普通问候,而是两岸关系的一种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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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的起点,要从章士钊说起。章士钊的夫人在台湾,他本来就有探亲之意。一次在北京与周恩来谈话时,他提出,是否可以借此机会见见蒋介石,转达大陆方面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
周恩来听后很重视,随后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与章士钊见面时,谈到了蒋介石、台湾以及国共两党的前途,并亲自写下一封信。考虑到章士钊直接前往台湾,未必能够顺利见到蒋介石,信件便由双方都熟悉的许孝炎转交。
许孝炎与章士钊交情深厚,也与蒋介石方面有联系。接受托付后,他很快前往台北。信送到蒋介石手中时,最让蒋介石意外的,恐怕不是毛泽东写信本身,而是信中表现出的态度:没有把台湾问题简单处理成胜负,也没有只谈个人进退,而是把国家统一、台湾制度和蒋介石本人都放在了一起考虑。
后来公开的材料显示,信中涉及“一纲四目”。所谓“一纲”,就是台湾必须属于中国;“四目”则包括台湾的军政系统、经济建设、社会制度以及人员安排等方面,可以在相当时期内保留原有做法。除外交权属于中央外,台湾可以拥有较大的管理空间,建设所需经费也可由中央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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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设想并非一句笼统的“回来看看”,而是对现实困难作出的具体回应。台湾当时有自己的行政机构、军队和经济秩序,蒋介石本人也掌握着复杂的政治资源。若只提出无条件交接,谈判几乎没有起点。毛泽东的信,显然是在统一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为对方保留体面和实际空间。
信的末尾,还提到了奉化溪口。毛泽东写到,蒋介石故乡的墓庐仍在,溪口的花草也没有改变,并表示欢迎他回去看看。对离开故乡多年的蒋介石而言,这几句话的分量很重。
蒋介石并非没有乡土情结。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南京局势急转直下。4月25日,蒋介石离开奉化溪口前,曾到母亲墓前祭拜,并在山上停留许久。那次离开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到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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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问题之所以迟迟难以解决,还牵涉美国的介入。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使海峡两岸原本可能出现的军事进程被外力打断。1954年,美国又同台湾方面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台湾的安全格局因此更加复杂。
不过,蒋介石也没有接受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主张。他希望借助外部力量反攻大陆,却不愿承认“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这个矛盾,正是两岸关系中一个不能绕开的事实:国共之间争斗激烈,但在中国主权归属上,仍存在某种共同底线。
1955年,中国政府已经公开表示,在条件允许时,可以争取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到1956年,这一政策进一步通过信件和接触传递给蒋介石,说明大陆方面并非只准备军事方案,也在寻找政治解决的入口。
蒋介石读信时反复斟酌,原因大概正在这里。信中既有国家原则,也有对台湾现实的安排;既没有回避两党旧账,也没有把他个人完全排除在未来之外。对于一个长期坚持“反攻”主张的人来说,这样的文字显然需要反复掂量。
1957年,蒋介石又派宋宜山以探亲名义前往大陆,了解北京方面的真实意图。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他时,谈到国共两党过去共同工作、共同抗战的经历,希望双方能够寻找合作空间。宋宜山回台后提交了长篇报告,但由于台湾方面的疑虑以及此后大陆政治局势的变化,进一步接触没有继续推进。
许孝炎转交的那封信,最终没有促成蒋介石回到大陆,却留下了一个清晰记录:在军事对峙最紧张的年代,两岸之间曾经出现过一次以国家统一为前提、又充分顾及台湾现实的和平设想。蒋介石没有答应,只说了“你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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