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夏，重庆徐远举办公室里，徐远举、江竹筠、沈醉三人面对面坐着。一场审讯没有立刻动刑，却比想象中更加阴冷。江竹筠被捕后，面对盘问始终以“不知道”“不认识”应答。徐远举试图用威胁撕开她的防线，江竹筠没有低头，反而当面斥责了他。
徐远举并不是普通审讯人员。抗战后期至国共内战时期，他长期负责军统在重庆一带的情报与行动事务。1948年《挺进报》案件发生后，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江竹筠也被卷入其中。徐远举因破案受到嘉奖，权力随之扩大，后来又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
有意思的是，徐远举与周养浩之间并非铁板一块。两人同在西南特区任职，却因权力、功劳和指挥范围不断争执，关系恶化到难以调和的地步。毛人凤只好让时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回重庆周旋。
沈醉设宴调解，表面上是替上司排忧解难，实际也带着熟悉同行手段的冷眼旁观。酒席之后，徐远举继续审讯江竹筠，沈醉没有离开，反而主动前往。按沈醉后来留下的文字，他对徐远举的审讯方式颇不以为然，甚至在关键处提醒：“你就不会用点别的方法吗？”
这句话看似轻描淡写，分量却很重。徐远举原本想以威胁逼迫江竹筠就范，遭到反驳后恼羞成怒。沈醉的所谓“别的方法”，并不是停止逼供，也不是依法查证，而是把刑讯推向更隐蔽、更残酷的层面。
关于具体经过，现有材料主要来自沈醉回忆、罗广斌相关记述以及后来的访谈资料，细节并不完全一致。沈醉在回忆中避开了关键内容，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甚至劝阻者的位置上；但另一些材料则记载，他曾建议把竹签刺入江竹筠的手指。
十指受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殴打。手指神经密集，指尖又是人体极敏感的部位，细小尖锐物刺入其中，会造成持续而剧烈的疼痛。更狠之处在于，这种刑罚不一定立即留下明显伤口，却足以使人精神崩溃。江竹筠承受的，正是肉体折磨与心理威压同时袭来的审讯。
徐远举的残暴，在多份材料中都有体现；沈醉是否亲自下令，则需要区分证据层次。但有一点很难回避：他不是被迫路过的闲杂人员，而是受过军统行动和审讯训练的高级特务。他知道这种办法意味着什么，也清楚刑讯会给被审者造成怎样的伤害。
更值得追问的是，沈醉后来为什么反复强调自己“保护”过江竹筠，却很少正面解释那句“别的方法”？这类叙述往往把责任集中到徐远举身上，把自己安排成见证者。可是，提出刑讯办法的人，即使没有亲手执行，也很难说与暴行毫无关系。
江竹筠没有因此屈服。她在狱中始终没有供出组织和同志，1949年11月14日被军统特务杀害，年仅29岁。重庆解放前夕，白公馆、渣滓洞等处的屠杀，使大量革命者未能等到新中国成立。
沈醉、徐远举、周养浩后来都被关押。沈醉于1959年获特赦，徐远举则在战犯管理所病逝，周养浩于1975年获得特赦。三个人的结局不同，却都曾身处同一套以情报、审讯和恐怖维持统治的机器之中。
因此，标题中的“更加残酷”，不能只理解为刑罚疼痛程度的比较。徐远举的威胁直接而凶狠，沈醉提出的办法则更像是把暴力包装成技巧，把逼供变成了精心设计的折磨。一个负责施暴，一个提供手段，区别只在分工，不在性质。
江竹筠留下的价值，恰恰不需要依靠沈醉的辩解来证明。面对刑讯，她没有用沉默换取苟安，也没有因威逼而改口。至于那句“别的方法”，它在相关材料中留下的，不是沈醉所谓的聪明，而是一个刑讯体系内部人员难以洗去的责任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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