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冬，广西龙胜一带，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山路陡峭，寒风钻进衣缝，担架上的伤员不敢出声，队伍里的孕妇更不敢停下。她们不是被专门保护的对象，而是和所有人一样，要躲避追兵、寻找粮食，还要赶上不断转移的部队。
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中，至少有6人在途中怀孕、分娩。她们有的孩子刚出生便被托付给百姓，有的被留在荒僻村落，母亲则重新背起行装。长征对于她们而言，不只是跋涉二万五千里，也是一次次与亲生骨肉的生离。
曾玉的经历最早发生在老山界。她是湖南宜章人，参加过湘南起义，丈夫周子昆当时在红军队伍中任职。长征出发时，曾玉已经怀孕七个月，却没有列入正式转移名单。她不愿与丈夫分开，便悄悄跟在队伍后面。
“我还能走，不能留下。”
这句话虽难以核实，却符合她当时的处境：没有固定口粮，也没有代步牲口，只能凭双脚跟随大部队。翻越老山界时，她突然临产。钱希均等人临时找来枯草，几名女同志围住她挡风，孩子很快降生。
枪声已经逼近。婴儿还没有吃上一口奶，便被留在草堆旁，身边放着说明情况的字条。曾玉被战友架走时，孩子的哭声一直没有停下。1940年，曾玉在济南附近被害，年仅28岁。1941年，周子昆又在皖南事变后的战斗中遇害，夫妻二人都没有等到孩子重新回到身边。
陈慧清分娩时，处境同样凶险。她是邓发的妻子，随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后，因临产已经难以行军。部队后有追兵，附近还在交火，她被安排在一间破屋里生产。
几个小时过去，孩子仍未出生。屋外的人听着枪声，急得来回踱步。董振堂得知情况后，命令部队展开阻击，为产妇争取时间。有人对这样的牺牲不理解，董振堂回答：“我们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这场阻击持续到产妇平安生产。陈慧清已经昏迷，婴儿被旧衣包裹，母子身边留下字条和钱，部队随即继续前进。孩子最终没有跟随母亲长大。1946年，邓发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年仅40岁。
贺子珍也曾在贵州山村的一间茅屋里生产。那时没有产房，没有婴儿衣物，接生人员只能用脸盆取水，再拿旧毛巾裹住孩子。为了不让婴儿死在战乱中，战友把他托付给当地老人抚养，母亲随后被迫离开。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送养。留下孩子，意味着母亲必须接受多年无法相见、甚至终生不知下落的结果。贺子珍后来多次提及这段经历，仍无法准确回忆孩子的面容。战争把母亲最本能的选择，变成了最艰难的取舍。
廖似光的孩子也出生在行军途中。由于长途跋涉和身体过度疲劳，她怀孕七个月便早产。婴儿用毛巾包裹，随身留下出生时间和母子分离的缘由，随后被托付给百姓。廖似光被担架抬走，连多看孩子一眼的时间都没有。
李建华的情况稍有不同。她是电台报务人员，长征中曾在无线电系统工作。三大主力会师后不久，她生下儿子，并取名岳会宁，以纪念会宁会师。这个孩子后来活了下来，但李建华的人生并未因此安稳。1946年，她因积劳成疾病逝，年仅32岁。
吴仲廉经历的时间更长。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她随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参加西路军。1937年初，她在临泽一带生下儿子，曾一度抱着孩子骑马行军。西路军陷入苦战后，她只能把孩子寄养在当地人家，独自随部队突围。
吴仲廉后来被俘，孩子也与她失散。经过多年辗转，她在抗战期间回到延安。直到孩子15岁时，母子才重新相认。吴长征后来考入浙江大学无线电系，这也是6名孕妇中，两个婴儿最终有明确成长记录的一个。
另一位是李建华的儿子岳会宁。一个孩子随母亲所在的队伍活下来，另一个孩子在战乱中被分离，却留下了姓名和后来的人生轨迹。其余几个孩子，有的被托付，有的下落难明，有的没有留下可靠记录。
这些女红军没有停留在某一个地点等待命运安排。孩子出生后，她们仍要上路；孩子被留下后，她们仍要面对战斗。对她们而言，长征不是一串地名，而是老山界的雪、破屋外的枪声、马背上的婴儿，以及字条上仓促写下的出生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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