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08年下半年，南昌起义纪念馆前，87岁的饶平如独自站在庭院里，久久没有离开。这里原是江西大旅社，60年前，他和毛美棠曾在门口拍下结婚照。旧楼几经变迁，庭前的阳光却仍照在当年的位置上。
他记得那天的光线，也记得身旁的妻子。只是这一回，陪他回来的人已经不在了。
1946年夏天，25岁的饶平如随父亲到南昌相亲。进门后，他没有急着寒暄，只从一扇半开的窗户里，看见21岁的毛美棠对着镜子整理头发、涂抹口红。
两人几乎没有交谈。父亲取出一枚金戒指，替美棠戴上，这门亲事便定了下来。那个年代，婚姻常由父母撮合，可真正让两人走过漫长岁月的，并不是一枚戒指，而是后来共同承担的生活。
饶平如年轻时曾投笔从戎，报考黄埔军校，参加过抗日战争。战场上，他并不把生死看得太重。订婚之后，心态却变了。他开始惦记归期，也第一次认真设想，战争结束后要和这个姑娘怎样过日子。
抗战结束，局势又转入新的冲突。饶平如不愿参加内战，选择离开部队回家。1948年，两人在南昌江西大旅社举行婚礼。新婚日子并不奢华，却有口琴、歌声，也有两个人对未来的朴素盘算。
他们去贵州生活过一段时间，住在亲戚家的六角亭里。六面窗户漏风，雨天响成一片。条件谈不上好，美棠却没有把日子过成抱怨。两人挨着坐在床边，吃月饼、看月亮，反倒觉得这样的生活有种难得的自在。
后来，饶平如到上海工作，做会计，也参与编辑事务。夫妻俩在新永安路十八号安顿下来，五个孩子陆续出生。家里忙，却有盼头。谁也没有想到，命运会在这个时候突然把一家人拆开。
一天，饶平如被从单位带走，送往安徽。此后22年，他与上海的妻子儿女长期分离。有人劝毛美棠另作打算，她只说：“我知道平如是什么样的人，怎么能和他离婚？”
这句话听着简单，分量却很重。她没有稳定收入，只能靠临时工作养活五个孩子。旅社杂工、月饼厂女工、建筑劳动，她都做过。搬水泥时，一袋重达50斤，腰伤便是在那段日子里落下的。
家中常常捉襟见肘。一件外套补了又补，晚上还要当被子；一张小木桌，既用来吃饭，也用来做针线和辅导孩子功课。邻里冷眼、生活压力，偶尔也会逼得她在信里向丈夫发火：“我很气你，我越写越气！”
饶平如读到这些话，并没有责怪她。他明白，妻子的牢骚不是变心，而是一个人扛着全家时无处安放的疲惫。夫妻之间真正的体谅，往往不是句句温柔，而是听得懂那些重话背后的难处。
春节探亲时，他总要从安徽集市买回糯米、花生、芝麻、鸡蛋等物品，挑着近120斤的担子赶路。车站换车，抵达上海后还要步行很长一段路。等他到家，往往已经天黑，妻子和孩子仍守在门口。
短暂相聚，格外珍贵。
有一年，他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发现包上绑着几只铃铛，铃铛另一端系在小女儿脚上。孩子留不住父亲，只能用这种办法拖延分别。这个细节没有惊天动地，却比许多豪言更能说明那22年的重量。
到了20世纪80年代，饶平如回到上海，一家人终于团聚。他们第一时间拍了全家福。多年分离没有让这个家庭散掉，反而让每次围坐吃饭、每次共同出门，都带着失而复得的珍惜。
晚年的平静并未持续太久。毛美棠患肾病，后来又出现记忆障碍。她有时想吃杏花楼的马蹄小蛋糕，饶平如便骑车去买；买回来后，她却忘了自己说过这件事。儿女担心父亲的安全，他只是回答：“她嘱咐我的事，我不能不依她。”
有一次，美棠找不到孙女，认定是丈夫把孩子藏了起来。她反复喊着孙女的名字，饶平如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那一刻，他坐在地上失声痛哭。几十年分离都熬过来了，最难承受的，却是妻子还在身边，却已经认不出共同生活过的人。
2008年3月19日，毛美棠去世，享年83岁。饶平如剪下她的一缕头发，用红线系好，留作纪念。他把妻子的骨灰放在卧室里，每天早晚祭奠。后来，他重回江西大旅社，也常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台阶旁坐一会儿，因为美棠曾经背着水泥参与那里的一部分建设。
他还在90岁时自学钢琴，只为弹奏妻子喜欢的曲子。失去伴侣后，他没有把回忆停在照片里，而是拿起画笔，从美棠的童年画起，一笔一笔记录两人的生活。那些画与文字，后来整理成《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
2020年4月4日，饶平如去世，享年99岁。他生前留下遗愿，希望与美棠合葬，并将两人的骨灰混在一起。家人照办，墓碑上刻着一句话：“爱是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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