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我被分到村小 全校就俩老师 晚上睡觉 我和女老师只隔一层木板墙

87年我被分到村小 全校就俩老师 晚上睡觉 我和女老师只隔一层木板墙

一、报到

1987年8月29号，我背着铺盖卷到了槐树岭。

县教育局把我分到这儿的时候，我连槐树岭在哪儿都不知道。坐了四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又换了一辆三轮拖拉机，颠了一个半小时，到了山脚下。然后走路。走了七里地。

七里地什么概念？肩上扛着铺盖卷，手里拎着网兜，里头装着脸盆、暖壶、饭盒和几本书。八月底的天，太阳毒，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淌，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后背结了一层白花花的盐渍。

槐树岭村小在半山腰上。三间土坯房。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兼库房，一间——说是宿舍，其实就是用木板隔成两半的里外间。

我在门口站了半天，没看见人。

教室的门开着。里头摆着七八张破桌子，凳子高矮不齐。黑板是一块刷了黑漆的木板，漆掉了一半，露出灰白的木头底子。墙角堆着几捆柴火，还有一筐土豆。

"有人吗？"

没人应。

我绕到后面。宿舍门口站着个女的。二十出头的样子，扎着两条辫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袖子卷到手肘，正在劈柴。

斧头举起来，落下，"咔"一声，木柴裂成两半。

她听见脚步声，回头看我。

"你找谁？"

"我找槐树岭村小。我是新分来的老师。我叫孙建民。"

她放下斧头，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孙老师。我是李秀芝。原来就我一个老师。你来了，咱俩搭伙。"

她上下打量我。我那时候二十二，刚从师范毕业。瘦，黑，戴一副眼镜。穿着母亲给缝的的确良衬衫，口袋上别着两支钢笔。

"你就是上面派来的？"她问。

"对。县教育局说缺人，把我分过来了。"

她点了点头，没多说。弯腰捡起劈好的柴火，抱在怀里。

"进来吧。我给你收拾收拾。"

二、木板墙

宿舍不大。十来个平方。中间用木板隔了一道墙。左边是里间，右边是外间。木板缝能透光。

"你住里间。"她说，"我住外间。中间这墙——"她敲了敲，木板发出空空的响声，"薄。说话小点声。听得见。"

我放下铺盖卷，看了看那道墙。木板之间有几道缝。最宽的一道，能塞进一根手指头。

"能修修吗？"

"修什么？钉了几年的钉子都拔不出来了。将就着吧。"

她帮我铺床。一张木板架在两条长凳上，铺了一层稻草，上面铺着席子。她从柜子里翻出一床新被褥。

"新的。我前两天赶集买的。怕你来了没铺盖。"

"多少钱？我给你。"

"不要。公家的。学校经费买的。"

她把被褥铺好，拍了拍。

"你先歇着。晚上咱俩吃土豆。山里没什么菜。有土豆就算好的了。"

她走了。

我坐在床沿上。里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腿有一条短了一截，垫着一块砖头。窗户是木框的，糊着塑料布，风一吹哗啦响。

墙那边传来动静。她在做饭。锅铲碰铁锅的声音，柴火在灶膛里噼啪响。还有她的哼唱声。调子很轻，听不清词。

我躺下来。木板床咯吱响。头顶是檩条，上面架着苇席。苇席上有烟熏的痕迹。

墙那边。隔了一层木板。一巴掌厚。

我闭上眼。

三、全校就俩老师

第二天早上，我五点半醒了。

山里的早晨凉。我裹着被子没动。墙那边有动静。窸窸窣窣的。她在穿衣服。布料摩擦的声音，很轻。然后是洗脸的声音，水泼在脸盆里，哗啦。

我赶紧起来。穿衣服。叠被子。

六点，她在外面叫我。

"孙老师，吃饭了。"

我出去。外间摆着一张小方桌。两碗粥，一碟咸菜。粥是玉米面的，稠。咸菜是萝卜条，切得细细的，拌了辣椒。

"吃吧。山里没啥好东西。"

"够了。挺好。"

我端起碗。玉米面粥烫嘴。我吹了吹。

"今天开学。学生来报到。"她说，"一共十一个。一年级七个，二年级四个。复式教学。你带二年级，我带一年级。"

"复式？"

"对。一间教室。我教这边，你教那边。得岔开。我讲的时候你让学生做题，你讲的时候我让学生做题。不然互相干扰。"

她喝了口粥。

"你以前实习过复式教学吗？"

"没怎么——"

"没事。慢慢就习惯了。先听我上两天课，你再上手。"

吃完早饭，学生陆陆续续来了。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六岁。穿得破破烂烂。有个小男孩光着脚，脚趾头从鞋窟窿里露出来。

李秀芝站在教室门口，挨个儿登记。名字，年龄，家里几口人。她写字的样子很认真。嘴唇微微抿着，眉头皱一点。

我站在旁边看着。

"孙老师，你愣着干嘛？帮着收学费。"

"哦。好。"

学费一人五块。有交现金的，有拿鸡蛋抵的，有个家长扛了一袋土豆来。

"秀芝老师，家里就这些了。土豆是新刨的。您收下。"

她没犹豫，收了。

"行。记上了。"

四、日子

头一个月，我过得像做梦。

每天五点半起。六点吃饭。六点半到八点是早读。八点上课。上午四节。中午吃饭。下午两节。四点放学。然后备课，改作业。晚上点着煤油灯，就着那点昏黄的光，一笔一画地写教案。

煤油灯放在木板桌上。灯芯拧短了，火苗小，烟大。拧长了，火苗晃，影子在墙上乱跳。

墙那边。她也在备课。有时候我听见她翻书的声音，笔尖划纸的声音。偶尔她咳嗽一声。轻轻的。

我们很少说话。白天在学校里各忙各的。晚上吃完饭，各回各的屋。中间那道木板墙，像一道分界线。

但墙是薄的。

我听见她翻身。听见她叹气。听见她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脚步轻轻的，怕吵醒我。听见她咳嗽。秋天了，山里潮，她的咳嗽越来越重。

有一次半夜，她咳得厉害。一阵接一阵。我翻了个身，听着。想敲门问问，又觉得不合适。

第二天早上，她眼圈发黑，但照常做饭。

"你咳嗽了。"

"没事。老毛病。气管不好。"

"吃药了吗？"

"吃了。甘草片。"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棕色的小瓶子，晃了晃。

"就剩几片了。"

五、那件事

十月中旬。连着下了三天雨。

山路塌了。拖拉机上不来。邮递员也上不来。我们跟外面断了联系。

第三天晚上，雨小了。但天阴着。屋里暗。我们点了煤油灯。

她在外间咳嗽。比前几天重。一阵一阵的。中间夹着喘。

我坐不住了。

"秀芝。"

"嗯？"

"你这咳嗽不对。得看看。"

"没事。过两天就好了。"

"你这都咳了半个月了。"

"山里就这样。一入秋就犯。"

我披上衣服，走到外间门口。没进去。门开着一条缝。

"我懂点中医。我爷是赤脚医生。我小时候跟着他学过一点。你让我听听。"

她沉默了一会儿。

"进来吧。"

我进去了。外间比里间大一点。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床上有补丁的被子。桌上摆着煤油灯、课本、作业本。

她坐在床沿上。穿着一件旧毛衣。脸色不好。嘴唇有点青。

我走过去。

"我听听。"

她没动。我把手放在她背上。隔着毛衣。能感觉到她瘦。肩胛骨硌手。

"深呼吸。"

她吸了一口气。我听见她的肺里有杂音。呼噜呼噜的。

"你这不止是气管炎。你肺里有痰。得吃药。光吃甘草片不行。"

"那怎么办？路塌了。出不去。"

"你有什么药？"

"就甘草片。"

"家里还有别的吗？"

她想了想。

"柜子里有一瓶止咳糖浆。过期的。"

"过期的不能用。我去找点草药。"

"什么草药？"

"桔梗。山上有。我爷教过我。桔梗根煮水喝，化痰止咳。"

"现在？"

"明天早上。雨停了就去。"

她看着我。煤油灯的光映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很大。黑。亮。

"孙建民。"

"嗯？"

"谢谢你。"

"谢什么。都是一个学校的。"

我回到里间。躺下。墙那边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她轻轻说了一句。

"建民。"

"嗯。"

"你还没对象吧？"

我愣了。

"没。"

"多大了？"

"二十二。"

"该找了。"

没下文了。

我翻了个身。脸对着墙。木板缝里透过来一点光。煤油灯的光。她还没吹灯。

六、桔梗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山里起了雾。白蒙蒙的。

我拿了把镰刀上山。她在门口喊。

"往东边走。山坡上有。叶子是椭圆形的。根往下扎得深。挖的时候小心点。"

"知道了。"

我走了半个多小时，找到了。桔梗。紫色的花早谢了，叶子发黄。我挖了几棵，根白白的，粗粗的。

回来她已经在烧水。我把桔梗根洗干净，切了，丢进锅里煮。

"煮多久？"

"二十分钟。煮到水发黄就行。"

她站在灶台边，看着锅。

"你爷真教过你？"

"真教过。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我爷给人看病，我跟着。后来我考上学，出来了。"

"你家哪儿的？"

"河南。周口。我爸在县里当会计。我妈在供销社。我是独生子。"

"那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分配。师范毕业，哪儿要人去哪儿。县教育局说槐树岭缺老师，就派我来了。"

"你愿意来吗？"

"愿不愿意，由不得自己。"

她沉默了一会儿。

"我也不是本地的。"

"我知道。"

"我是邻县的。师范毕业，分到这儿。来了三年了。"

"三年？"

"嗯。八四年来的。那时候学校就我一个人。十几个学生。我什么都教。语文、数学、体育、音乐。一个人。嗓子都喊哑了。"

她舀了一碗桔梗水，吹了吹。

"喝吧。趁热。"

她递给我一碗。自己留了一碗。

我喝了一口。苦。但比甘草片强。

"苦吧？"她笑了。

"苦。"

"苦就对了。良药苦口。"

她端着碗，小口小口地喝。咳嗽果然轻了点。

七、墙

日子一天一天过。

山里的日子慢。慢得像树上的叶子，一片一片地落。你不注意，它就落了。你一注意，满地都是黄的。

我和李秀芝之间，慢慢有了一些东西。不是突然有的。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像灶膛里的火。你添一根柴，它旺一点。再添一根，再旺一点。

她做饭的时候，我烧火。她劈柴的时候，我帮着扶。她改作业的时候，我帮着批。她咳嗽的时候，我上山挖药。

我们开始说话了。晚上吃完饭，不急着回屋。坐在外间的小方桌边，点着煤油灯，聊一会儿。

她跟我说她的过去。

"我爸是村里的木匠。我妈走得早。我姐嫁了人。就剩我跟我爸。我爸供我读书。他说'你是个女娃，但女娃也得有出息'。我考上了师范。他卖了半头猪，给我凑学费。"

"后来呢？"

"后来我毕业了。分到这儿。我爸高兴。说'我闺女是老师了'。第二年，他走了。心脏病。没来得及——"

她低下头。

"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他不知道你在这儿当老师？"

"知道。我给他写过信。他说'好。闺女有出息'。他走的时候，枕头底下压着我的信。叠得整整齐齐的。"

她擦了擦眼睛。

"所以我不走。他让我有出息。我就在这儿。有出息没出息的，我得在这儿。"

我看着她。煤油灯下，她的脸有一半在暗处。眼睛里有光。

"你呢？"她问。

"我？"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在这儿待一辈子？"

我想了想。

"不知道。"

"你想走吗？"

"想。也不想。"

"什么叫想也不想？"

"想，是因为这儿太苦了。不想，是因为——"

我看着那道木板墙。

"因为什么？"

"因为走了，就剩你一个人了。"

她没说话。

煤油灯芯烧短了。火苗晃了一下。

"建民。"

"嗯。"

"你别因为我留下来。我不需要人可怜。"

"我没可怜你。"

"那你为什么——"

"因为我哪儿也不想去。我二十二。我什么都没有。没房，没车，没存款。我分到这里，我就在这里。哪儿也不去。"

我站起来。

"睡吧。明天还得上课。"

我走了。回到里间。躺下。

墙那边。她没动。但也没睡。

过了很久。她轻轻说了一句。

"建民。你那边的墙缝——能看见光。"

我愣了。

"我这边也能看见。"

沉默。

"晚安。"

"晚安。"

八、冬天

十一月。山里下第一场雪。

雪不大。薄薄一层。但冷。屋里没火。我们各盖一床被子，冷得睡不着。

第三天晚上，她敲了敲木板墙。

"建民。"

"嗯。"

"你冷吗？"

"冷。"

"我这边有柴。你过来烤烤。"

我犹豫了一下。穿了衣服，走到外间。

她坐在灶膛前面。火光映着她的脸。红红的。她往里挪了挪，给我让出一块地方。

我坐下了。

火很暖。烤着前胸，后背还是凉的。

"这破地方。"她说，"连个火炉都没有。"

"明年跟上面申请。"

"申请了。三年了。没批。"

她往灶膛里添了一根柴。

"你家里给你写信了吗？"

"写了。我妈让我过年回去。"

"你回去吗？"

"回。"

"那你走了，我一个人。"

"就放几天假。过完年就回来了。"

她没说话。看着火。

"秀芝。"

"嗯。"

"你过年回吗？"

"不回。没地方回。"

"你姐呢？"

"她嫁到外省了。路远。没钱。"

"那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习惯了。"

火光暗了。她往里添柴。

"建民。"

"嗯。"

"你要是走了不回来，跟我说一声。"

"说什么？"

"说一声就行。别不吭声。"

"我不会。"

"你保证。"

"我保证。"

她看着我。火光在她眼睛里跳。

"你那边墙缝——"她指了指木板墙，"我看见你吹灯了。每天晚上十点。准时。"

"你看见什么了？"

"看见灯灭了。知道你睡了。"

"你呢？"

"我十点半。比你晚半小时。"

"你怎么知道我十点？"

"我听着呢。你翻身的声儿。你咳嗽的声儿。你叹气的声儿。你——"

她停了。

"我什么？"

"你有时候说梦话。"

"我说什么了？"

"听不清。嘟嘟囔囔的。"

她笑了。

我也笑了。

九、变故

十二月初。出事了。

村里一个学生——叫狗娃。八岁。家里穷，爹是个酒鬼。那天放学没回家。他妈来找。

"秀芝老师！狗娃不见了！"

李秀芝正在改作业。一听这话，站起来就往外跑。

我跟着。

狗娃家在山下。走到天黑才到。他爹喝醉了，躺在地上。他妈在院子里哭。

"下午放学就没回来。我以为他去同学家了。去问了，没有。"

李秀芝问了村里几个孩子。一个说看见狗娃往山上走了。

"往山上？"

"嗯。他说去学校拿东西。"

学校。我们往回走。摸黑走了两个小时。到了学校，门没锁。推开门。教室里黑漆漆的。

"狗娃？"

没人应。

她点了一根火柴。火光里，看见狗娃缩在墙角。抱着膝盖。睡着了。

"狗娃！"

他醒了。看见我们，哭了。

"老师——"

李秀芝把他抱起来。孩子浑身冰凉。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我忘拿书包了。回来拿。天黑了。不敢走。"

她抱着他。紧紧的。

回村的时候，她一路抱着。孩子趴在她肩上，睡着了。

第二天，狗娃没来上学。他爹打了他。打得狠。背上青了一片。

李秀芝知道了，直接去了他家。

"你打孩子？"

"他不听话！"

"他回来拿书包！他怕明天没书念！你打他？"

"我的儿子我想打就打！"

她没吵。她站在那儿。看着那个酒鬼。

"你打他，他就不念书了。他不念书，就跟你一样。一辈子在这山里。喝酒。打老婆。打孩子。你愿意？"

他愣了。

"你让他念书。他念出去了，就不回来了。不回来，你就享福了。"

他蹲在地上。不说话。

李秀芝走过去。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五块钱。

"这是学费。我替他交了。以后他来上学。你别拦。"

她走了。

我站在后面。看着她的背影。

十、靠近

那天晚上，她没做饭。

她坐在外间的床沿上，发呆。

我做好了饭。玉米面粥，咸菜。

"吃吧。"

她不动。

"秀芝。"

"嗯。"

"你别往心里去。那孩子没事。"

"不是孩子的事。"

"那是什么？"

她抬起头。

"建民。我有时候想——我在这儿，有什么用？"

"什么意思？"

"我教了三年。十几个学生。走了一个。留下的，有几个能念出去？狗娃他爹不让念，就不念了。家里穷的，就不念了。女孩子，更不念了。我教了三年。一个都没走出去。"

"你不能这么想。"

"那怎么想？"

"你教了他们认字。教了他们算数。教了他们——做人的道理。这就够了。"

"够了？他们还是在这山里。种地。放羊。喝酒。打孩子。跟我没教有什么区别？"

"有区别。"

"什么区别？"

"他们认字了。他们能看信。能算账。能看懂药瓶子上的字。能看懂化肥袋上的说明。他们——"

我蹲下来，看着她。

"秀芝。你做的事，不是马上能看见的。是以后。是十年后，二十年后。他们的小孩，会因为你，多念几天书。这就是区别。"

她看着我。眼睛红了。

"建民。"

"嗯。"

"你跟他们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你不一样。你来了，会走。他们来了，不走。你来了，会留。他们来了，留不住。"

"我不会走。"

"你会。"

"我说了不会。"

她低下头。

"你那边墙缝——"她声音很小，"我有时候不睡。就看着那道光。知道你在。我就安心。"

她抬起头。

"建民。你别走。"

"我不走。"

"你保证。"

"我保证。"

她哭了。

我伸出手。隔着那道木板墙的距离。没有墙。只有空气。

我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凉的。瘦的。指节上有茧。粉笔的茧。

十一、过年

腊月二十三。小年。

我妈来信了。让我回去过年。车票钱寄来了。二十块。

我拿着信，坐在桌前。看了三遍。

"你走吧。"她说。

"你呢？"

"我在这儿。没事。"

"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过了三个年了。不差这一个。"

她在做饭。背对着我。

"秀芝。"

"嗯。"

"我给你留点钱。你买点肉。过年包饺子。"

"不要。"

"拿着。"

"我说不要。"

她转过身。眼睛红的。

"你回去吧。跟你妈过年。你妈想你。你一个儿子。你不回去，她怎么想？"

"那你——"

"我没事。真没事。"

她笑了。笑得很难看。

"我给你包饺子。你带着路上吃。"

她揉面。和馅。香菜馅的。她跟我学的。

包了三十个。冻在门外头的雪地里。

"路上吃。饿了就煮一个。"

我走了。腊月二十四走的。

她站在学校门口。穿着那件蓝格子衬衫。袖子卷着。头发扎成辫子。

"走吧。早点回来。"

"过了初五就回来。"

"嗯。"

我走了七里地。走到山口，回头看。她还站在那儿。

十二、回来

初六。我回来了。

雪化了。山路泥泞。我走了三个小时。鞋上全是泥。

到了学校。门开着。她在教室里上课。

我站在门口。她背对着我，在黑板上写字。粉笔吱吱响。

"李——"我改口了，"秀芝。"

她回头。粉笔掉在地上。

"你回来了。"

"嗯。初六。我说了初五，晚了半天。"

她走过来。站在我面前。

"你——"

"我回来了。"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瘦了。"

"你也是。"

她笑了。

"进来吧。外头冷。"

十三、春天

1988年。开春了。

山里的桃花开了。粉的。一树一树的。

学生多了两个。邻村的孩子，翻一座山来上学。李秀芝高兴。

"又多了两个。好。"

她站在桃树下。花瓣落在她头发上。

我走过去。帮她摘了。

"你——"

"什么？"

"你头发上。"

"哦。"

她低头。

"建民。"

"嗯。"

"你真的不走了？"

"真的不走。"

"你妈同意了？"

"同意了。她说——'你长大了。自己的事自己定'。"

"你跟她说了？"

"说了。"

"她没骂你？"

"骂了。骂完就哭了。哭完就让我给你带东西。"

我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是一条红围巾。

"我妈织的。说给你。"

她接过来。红色的。粗毛线。织得不太匀。有的地方松，有的地方紧。

"你妈手真巧。"

"她眼睛不好。织了半个月。中间拆了两次。"

她把围巾围在脖子上。红色衬着蓝格子衬衫。好看。

"好看吗？"

"好看。"

十四、墙倒了

五月份。出了一件事。

县里来检查。说村小要整顿。学生太少，要合并到乡里去。

"合并？"李秀芝问。

"对。槐树岭村小，撤了。学生并到乡中心小学。你们俩——一个留乡里，一个调走。"

"调走？调哪儿？"

"没定。看上面安排。"

她站在那儿。手里攥着通知。纸被她捏皱了。

晚上。我们坐在外间。煤油灯点着。

"你怕吗？"我问。

"怕什么？"

"怕调走。怕分开。"

"我怕的不是调走。"

"怕什么？"

"怕这学校没了。怕这三年白费了。怕那些孩子——并到乡里去，路远。有的就不念了。"

她低下头。

"建民。我在这儿三年了。这学校——这墙——这灶——这锅——这桌子——"

她指着周围。

"都是我一手弄的。我来的时候，就一间破房。我自己找人修的。我自己钉的木板墙。我自己打的桌子。我自己——"

她哭了。

"我自己把这儿当家。现在告诉我，撤了。"

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

"秀芝。"

"嗯。"

"学校可以撤。但家撤不了。"

"什么意思？"

"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她看着我。

"建民。"

"嗯。"

"你真不走了？"

"真不走。"

"调到天边我也不走？"

"调到天边也不走。"

她靠过来了。头靠在我肩上。

煤油灯芯烧得噼啪响。墙上的影子叠在一起。

那道木板墙。隔在我们中间。但我们坐在墙的尽头。墙到头了。没挡住。

十五、决定

六月初。通知下来了。

李秀芝留乡中心小学。我调到邻村——柳树沟村小。也是一个人。也是一间破房。

"邻村多远？"她问。

"十五里。"

"十五里。走路得两个小时。"

"嗯。"

她沉默了。

"那——"

"那什么？"

"那我们——"

她没说完。

"我每天回来。"我说，"十五里。走两个小时。我走回来。"

"你疯了？每天走四个小时山路？"

"疯了。"

她看着我。眼泪掉下来了。

"孙建民。"

"嗯。"

"你是个傻子。"

"我知道。"

十六、分别

六月十五号。她去了乡里。

我去了柳树沟。

柳树沟比槐树岭还小。八个学生。一间房。没宿舍。我住在村长家。打地铺。

每天下午放学，我走十五里山路回槐树岭。回那个学校。回那个宿舍。回那道木板墙。

她周末回来。有时候周六，有时候周日。

我们坐在外间的煤油灯下。说话。像以前一样。

"你那边怎么样？"她问。

"八个学生。复式。一年级五个，二年级三个。"

"累吗？"

"累。但比一个人强。村长家大婶人好。给我做饭。"

"那就好。"

她看着我。

"建民。你每天走四个小时。值吗？"

"值。"

"为什么？"

"因为那边有你。"

她笑了。

"傻子。"

十七、秋天

1988年九月。开学了。

她来信了。一封皱巴巴的信。信封上贴着八分钱的邮票。

"建民：

我在乡里挺好的。学生多了。三十多个。有同事了。不用一个人了。

但晚上睡不着。没有煤油灯的声音。没有你翻身的声儿。没有墙缝里的光。

我想那道木板墙了。虽然薄。但暖和。

你那边怎么样？天凉了。加衣服。别冻着。

我姐来信了。说让我回去。说这边条件好。让我别在山里耗着了。

我没回信。

我不回去。

你别走。

秀芝"

我看了三遍。叠好。放在胸口。

十八、冬天

十二月。大雪封山。

我走不了了。十五里山路，雪没到膝盖。走不动。

我在村长家住了半个月。没回槐树岭。

她也没回来。

腊月二十八。雪停了。路通了。

我走了四个小时。到了槐树岭。学校门锁着。她没回来。

我坐在台阶上。雪还没化完。冷。

天黑了。她来了。

从乡里走回来的。十五里雪路。鞋湿透了。裤腿上全是冰碴子。

"秀芝！"

"建民——"

她扑过来。

我接住她。她浑身冰凉。脸冻得通红。

"你怎么——"

"我走回来的。雪停了。我走回来的。"

她在我怀里哭。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说不走的。"

"不走了。"

"你保证。"

"我保证。"

十九、春天

1989年。第三年了。

县里下了文件。要恢复槐树岭村小。因为邻村并过来，学生多了。需要两个老师。

我回来了。

她也从乡里回来了。

我们又坐在那间土坯房里。点着煤油灯。隔着一道木板墙。

"建民。"

"嗯。"

"你那边墙缝——我还能看见光吗？"

"能。"

"我也还能看见。"

沉默。

"建民。"

"嗯。"

"我们——把墙拆了吧。"

我愣了。

"拆了？"

"拆了。反正就咱俩。隔什么隔。"

"那——"

"拆了吧。"

第二天。我拿了把锤子。敲了第一下。

木板墙发出空空的响声。一下。两下。三下。

墙倒了。

两间屋变成了一间。

她站在那边。我站在这边。中间什么都没有了。

她走过来。

"孙建民。"

"嗯。"

"我喜欢你。"

"我知道。"

"你知道？"

"我早就知道了。"

"什么时候？"

"你给我包饺子的时候。"

"那早了。"

"嗯。早了。"

她靠过来。头靠在我胸口。

煤油灯放在桌上。火苗跳着。

墙倒了。光连在一起了。

二十、尾声

1990年。我们结婚了。

没有婚礼。没有喜酒。就在学校里。村长当的证婚人。十几个学生当的伴郎伴娘。

她穿着那件蓝格子衬衫。我穿着那件的确良。

"你愿意吗？"村长问。

"愿意。"

"愿意。"

我们笑了。

后来。很多年后。有人问我。

"孙老师，你当年为什么留在山里？"

我想了想。

"因为一道木板墙。"

"什么木板墙？"

"一道薄薄的木板墙。隔开了两间屋。但没隔开两个人。"

"然后呢？"

"然后墙倒了。"

"怎么倒的？"

"锤子砸的。"

"谁砸的？"

"我。"

"为什么砸？"

"因为——墙那边的人，比墙这边的世界，重要。"

87年我被分到村小 全校就俩老师 晚上睡觉 我和女老师只隔一层木板墙（续集）

二十一、墙倒了之后

墙倒了，屋子大了。

原来两间小屋各十来个平方，中间一道木板隔着，谁都觉得憋屈。现在打通了，一眼能望到头。一张木板床靠东墙，一张靠西墙。中间摆着那张小方桌，桌上搁着煤油灯。

头几天，我俩都不习惯。

以前隔着墙，说话要扬声，咳嗽得憋着，翻身怕动静大。现在什么都在眼皮子底下。她穿那件旧毛衣坐在床沿上梳头，我就在对面看着。她耳根子一红，把辫子甩到前面挡着脸。

"你看啥？"

"看你梳头。"

"没看过？"

"隔着墙看过。没这么清楚。"

她拿梳子指我。

"孙建民，你老实点。"

我老实了。

但老实不了几天。山里冷，十一月底就下了头一场雪。夜里刮风，塑料布窗户被吹得哗啦响。我盖一床被子，冻得缩成虾米。翻来覆去，听见她那边也在翻身。

"秀芝。"

"嗯。"

"你冷不冷？"

"冷。"

沉默了一会儿。

"过来吧。"

她没动。

"过来。一张床上挤挤。盖两床被子。总比冻着强。"

她抱着被子过来了。挨着边坐了。我往里挪了挪。

两床被子并排铺着。中间隔着一条缝。像以前那道木板墙。

"你别越界。"她说。

"不越。"

但夜里她咳嗽。咳得厉害。我伸手过去，隔着被子拍她后背。

"好点没？"

"嗯。"

她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碰了一下我的手背。又缩回去了。

二十二、腊月

1989年腊月，她怀孕了。

发现的时候，她吐了三天。早上起来干呕，吐酸水。我以为她吃坏了肚子。

"你多久没来了？"

她算了一下。脸白了。

"两个月。"

我愣了。

"两个月？"

"嗯。"

"那——"

"八月底的事。"

八月底。墙刚倒没多久。有天晚上风大，她冷得发抖。我过去抱着她。就那么抱着。后来——

"建民。"

"嗯。"

"怎么办？"

"生。"

"生？在这儿？"

"在哪儿都一样。"

她哭了。不是害怕。是——不知道是高兴还是委屈。

"我从来没想过——会有这一天。"

她爹走得早。她一个人过了那么多年。没想过会有孩子。没想过会有家。没想过会有一个人，夜里抱着她，说"生"。

我握着她的手。

"秀芝。我们结婚吧。"

"结。"

二十三、结婚

腊月二十六。我们结婚了。

没领证。山里路远，去乡里要翻两座山。开春再说。

但村里人都知道了。村长张罗着，在村部摆了两桌。杀了一头猪。炖了酸菜。蒸了白米饭。这在槐树岭是头等大事。

我穿了一件新棉袄。她穿了一件红褂子——是她姐从外省寄来的。大红。衬得她脸红扑扑的。

村长当证婚人。说了几句。大意是"孙老师、李老师都是好人，在咱这山沟沟里教书，不容易。今天成一家了，是咱槐树岭的喜事"。

底下人鼓掌。学生们拍得最响。

狗娃——就是去年走丢那个——坐在第一排。八岁了。穿了一件新棉袄。他爹没来。他妈来了。

"孙老师，秀芝老师。"他站起来，"我给你们敬杯酒。"

他端着一杯糖水。敬我们。

我接了。喝下去。甜的。

晚上。回到学校。屋里点着煤油灯。墙上还留着拆墙的钉子眼。

她坐在床沿上。红褂子在灯下亮得晃眼。

"孙建民。"

"嗯。"

"我嫁给你了。"

"嗯。"

"你不后悔？"

"不后悔。"

"我比你大。"

"大两岁。又不是大二十岁。"

她笑了。

"你那边的墙缝——没了。"

"嗯。拆了。"

"看不见光了。"

"但能看见人。"

她低下头。

"建民。我怀了你的孩子。我不知道能不能当好妈。"

"你教了那么多学生。还教不好自己的孩子？"

"那不一样。学生教不好，还有别人教。自己的孩子——就自己教。"

"那就教。教不好再教。"

她靠过来。头靠在我肩膀上。

煤油灯烧了一夜。没灭。

二十四、春天

1990年春天。开学了。

槐树岭村小恢复了。学生多了。从柳树沟并过来八个，加上原来的十一个，一共十九个。分了两个年级。我带三年级，她带一二年级。复式教学。

她怀孕五个月。肚子鼓起来了。走路慢。劈柴劈不动了。我劈。

做饭也做不动了。我做饭。

她站在灶台边，指挥我。

"盐。放盐。"

"放多少？"

"一小勺。"

"这样？"

"多了。舀回去点。"

她扶着腰，看着我手忙脚乱。笑了。

"孙建民，你一个男人，连个盐都放不准。"

"我放盐放不准，放别的准。"

"放什么别的？"

她愣了一下。脸红了。

"你——不正经。"

四月份。县里来检查。这次不是撤校。是验收。看恢复得怎么样。

来的是教育局的一个干事。姓刘。四十多岁。戴眼镜。

他看了教室，看了宿舍，看了操场——其实就是一块平地。

"不错。恢复得不错。"

他看了看学生。问了几个问题。学生答得上来。

他点点头。

"孙老师，李老师。你们俩——"他看了看我们，"是夫妻？"

"是。"我说。

"哦。那挺好。扎根山区，夫妻教师。这是好事。"

他掏出笔记本，记了什么。

"县里今年有个'优秀教师'的名额。我想推荐你们其中一个。"

"推荐秀芝。"我说。

"为什么？"

"她来得早。教得好。学生家长都认她。"

他看了看李秀芝。

"李老师，你呢？"

"推荐他。"她说，"他师范科班出身。比我强。"

刘干事笑了。

"你们俩互相推。行。我回去研究研究。"

他走了。

我们看着他走远。

"你真推荐我？"

"真推荐。"

"为什么？"

"因为你该走出去。你年轻。有学历。不该窝在这山里。"

"那你呢？"

"我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二十五、夏天

七月。她生了。

在乡卫生院。我背着她走了十五里山路。她疼得咬着我的肩膀。肩膀上咬出两排牙印。到现在还有疤。

是个女儿。六斤二两。黑头发。哭声大。

她躺在病床上。脸色白得像纸。

"叫什么？"

我想了想。

"叫孙槐。槐树岭的槐。"

她笑了。

"好。孙槐。"

我们在卫生院住了三天。第四天，我背着她，抱着孩子，走回槐树岭。

十五里山路。她趴在我背上。孩子裹在小被子里，抱在胸前。

走到半路，她在我背上睡着了。

我走得慢。怕颠着她。怕吓着孩子。

太阳从山头落下去。槐树岭的炊烟升起来。

二十六、日子

有了孩子，日子不一样了。

以前是两个人。现在是三个人。以后是四个人、五个人。

孙槐长得快。三个月会翻身。六个月会坐。八个月会爬。满屋子爬。爬到桌腿边，撞了头，哭。她赶紧抱起来。

"慢点。慢点。"

她当妈了。跟当老师不一样。当老师有耐心。当妈没耐心。孩子一哭她就慌。

"是不是饿了？""是不是尿了？""是不是热了？""是不是——"

我看着她手忙脚乱。笑了。

"你教学生的时候，不是挺镇定的吗？"

"那不一样。学生哭，我不管。我闺女哭，我心都碎了。"

"你闺女？她姓孙。"

"她随你姓。但她是我闺女。"

她抱着孙槐，喂奶。孩子叼着乳头，咕咚咕咚地咽。

她低头看着孩子。眼睛里有光。

"建民。"

"嗯。"

"我以前觉得，我这辈子就一个人。教教书，熬到退休。然后——没了。"

"现在呢？"

"现在有她了。有你了。有这个家了。"

她抬起头。

"孙建民。谢谢你没走。"

"我说了不走。"

"你说了一百遍了。"

"第一百零一遍。不走。"

二十七、风波

1991年秋天。出了一件事。

县里调令下来了。调我去县一小。县城的学校。条件好。工资高。有宿舍。有食堂。

"你去不去？"她问。

"不去。"

"为什么？"

"你不去，我不去。"

"我可以去。"

"你刚生完孩子。孙槐才一岁。去县城，人生地不熟的。你——"

"我可以。"

她看着我。

"建民。你去。你该去。你二十二岁分到这儿。现在二十六了。四年了。你该出去了。"

"你呢？"

"我留在这儿。槐树岭需要老师。我不能走。"

"你走了，槐树岭就没有老师了。"

"还有别人。上面会派人来。"

"派谁来？"

"不知道。但总会有人来。"

她低下头。

"建民。你别因为我留下来。我说过一次了。我不说第二次。"

"那我也不说第二次。不走。"

我把调令叠好，放进抽屉里。

第二天。我去了乡里。找到教育组。把调令退了。

"我不去。"

"为什么？"

"家里走不开。"

教育组的老赵看着我。

"小孙。你年轻。有前途。窝在这山沟里——"

"我不觉得是窝。"

他叹了口气。

"你跟李秀芝——"

"对。跟她有关。但不全是。"

"不全是什么？"

"我教了四年了。这十九个孩子，我认识他们爹妈。他们认识我。我走了，换个人来，他们不认。不认就不学了。不学就回去了。回去就种地了。种地就——"

我停了。

"老赵。我走了，没人怪我。但我自己过不去。"

他沉默了很久。

"行。你回去吧。"

二十八、冬天

1992年。孙槐两岁了。会跑了。会叫"爸爸""妈妈"了。

她站在院子里，追鸡。鸡飞狗跳。她咯咯笑。

我和秀芝坐在台阶上，看着。

"她长大了。"她说。

"嗯。"

"她以后会走出这山。"

"嗯。"

"她会去县城。去市里。去更远的地方。"

"嗯。"

"她不会像我们一样，留在这儿。"

"嗯。"

她低下头。

"建民。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留下来。后悔没去县一小。后悔——跟我过这种日子。"

我看着她。三十二了。脸上有了细纹。手上的茧更厚了。头发里有一根白的。

"李秀芝。"

"嗯。"

"我二十二岁来这儿。你二十五岁在这儿。我们隔了一道木板墙。后来墙倒了。我们睡在一间屋里。后来有了孙槐。后来——"

我握住她的手。

"我这辈子，做过最对的事，就是没走。"

她哭了。

"孙建民。你嘴什么时候变这么甜了？"

"跟学生学的。"

"哪个学生？"

"你。"

她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

二十九、秋天

1993年。第六年。

县里来了个记者。说是要写一篇关于山区教师的报道。

记者是个年轻人。二十七八。戴眼镜。背着相机。

他拍了教室。拍了学生。拍了我和秀芝。拍了孙槐。拍了那道被拆掉的木板墙留下的钉子眼。

"孙老师，您在这儿六年了？"

"六年。"

"想没想过离开？"

"想过。"

"那为什么没走？"

我看了看秀芝。

"因为有人需要我。"

"谁需要您？"

"学生。还有——"

我指了指秀芝。

她正在改作业。头也没抬。

"还有你。"她低声说。

记者笑了。按了快门。

报道登在县报上。标题是："大山深处夫妻教师"。配了一张照片。我站在教室门口，她站在旁边。孙槐蹲在地上玩石子。

村里人看见了。说"孙老师上报纸了"。

狗娃——现在十二岁了。上五年级。他拿着报纸，看了好几遍。

"孙老师，您真要在这儿一辈子？"

"怎么？你嫌我？"

"不嫌。我就是觉得——您应该去更好的地方。"

"这儿不好吗？"

"好。但——"

他没说完。

三十、尾声

1995年。第八年。

孙槐上幼儿园了。乡里办的。一周回来一次。

学校还是那三间土坯房。但翻修了。换了新瓦。窗户装了玻璃。不用糊塑料布了。

墙还是那道墙。但倒了。永远倒了。

晚上。我们坐在屋里。点着灯。不是煤油灯了。是电灯。去年村里通了电。

她坐在桌前改作业。我坐在旁边看书。

"建民。"

"嗯。"

"你看。"

她指着墙上的钉子眼。

"这钉子眼，跟了我八年了。"

"跟了我八年了。"

"以前隔一道墙。现在没了。"

"嗯。没了。"

她站起来。走到我旁边。

"孙建民。"

"嗯。"

"我三十四了。"

"我三十了。"

"我们老了。"

"不老。还能教二十年。"

她笑了。

"二十年。你就不嫌我了？"

"嫌什么？嫌你老？"

"嗯。"

"你八十我也嫌不了。嫌了我就想想那道木板墙。"

"木板墙怎么了？"

"木板墙薄。但挡不住。"

"挡不住什么？"

"挡不住我想你。"

她靠过来。头靠在我肩上。

电灯亮着。白花花的。照着这间屋子。照着那道被拆掉的墙留下的痕迹。照着两个人。坐在一起。安安静静的。

窗外。槐树岭的夜。黑。但不再冷了。

因为墙倒了。

因为人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