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5年10月17日，上海一处寓所内，张孝若与李复初突然遇害，行凶者是张家的旧仆，案发后当场自尽。枪声很快传开，真正令人不解的，却不是案件发生得有多突然，而是一个长期服侍张家的老人，为何会把刀枪对准主人，又为何不给自己留下任何解释的机会。
张孝若是张謇晚年得子。张謇1853年出生，42岁考中状元，46岁时才迎来这个儿子。对于这位来之不易的独子，他既有父亲的疼爱，也有实业家的安排：读书、留学、办事，几乎每一步都带着承接家业的考虑。
张謇并不满足于让儿子做一个坐享家产的少爷。他把传统教育与近代教育放在一起，既要求张孝若熟悉国学，也让他接触西方学术。后来，张孝若赴美国求学，约一年后取得学位回国。时间不算长，却足以让他在思想和办事方式上，留下明显的时代印记。
回国之后，他很快被推到家族事业的前台。1919年，张謇创办淮海实业银行，张孝若出任总经理。此后，他又担任南通学院院长、大生纱厂董事长等职务。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些位置既是信任，也是压力。
张孝若并非只想守住父亲留下的产业。他曾涉足政界，也得到北洋政府任用，担任事业考察专使。1923年，他获授二等文虎勋章，并被任命为驻智利全权公使，但最终没有赴任。仕途中的种种波折，使他逐渐把更多精力放回实业和文化事务。
当时社会对他的评价很复杂。有人把他称作名门公子，也有人借政坛传闻攻击他的声誉。面对有关贿选的说法，张孝若曾作过辩解，强调自己没有做过不正当之事。这样的争议，说明他的身份并不只是“张謇之子”，还处在旧政治与新社会交替的风口上。
值得一提的是，生活中的张孝若并不奢靡。张家家境优厚，饭桌上的一碗鸡汤却被视作难得的享受，他的衣服也曾打过补丁。这样的细节未必能改变外界对豪门的想象，却能看出张謇式家风对他的影响：产业可以做大，日常不必铺张。
张孝若还与胡适保持多年往来。1919年，他便曾写信与胡适联系，称许新文学和教育改革。两人真正见面是在1923年前后，后来又通过书信讨论文章、教育和张謇的生平。张孝若希望胡适为父亲作传或作序，胡适也曾给予写作上的建议，只是这件事最终没有按原计划完成。
1926年张謇去世后，整理父亲遗稿、保存其事业记录，成了张孝若肩上的重要任务。他既要面对大生集团内部的问题，也要处理父亲留下的大量文字。胡适后来发现，有些材料经过删改，原本复杂的内容被处理得过于简略，这也成为两人之间一件未能完成的遗憾。
然而，张孝若没有等到把这些工作做完。1935年10月17日，他在上海寓所遇害，同行遇害的还有李复初。凶手是张家的旧仆，作案后立即自尽。由于死者和凶手都无法接受审问，案件最关键的动机，从一开始便缺少直接证词。
关于旧仆为何行凶，后世流传过几种说法。有的认为是积怨爆发，有的认为他可能受人指使，也有人把案件与张家产业纠纷联系起来。遗憾的是，现有叙述彼此并不完全一致，侦办过程中留下的材料也难以拼出一条毫无缝隙的线索。
张家对此始终怀疑，旧仆背后或许另有隐情。更让人产生联想的是，凶手的妻子和子女后来曾得到杜月笙方面照料，而张孝若死后，张家所属的大达轮船公司也经历了重大变化。这样的前后关系可以构成疑点，却不能直接等同于确凿证据。
有人曾问：“一个服侍多年的老人，为什么突然下此狠手？”这句话，正是此案最难回答的地方。若是私人恩怨，动机为何没有留下清楚记录；若有幕后力量，线索又为何在当时迅速中断。案件的疑云，恰恰来自这些无法互相印证的空白。
张孝若遇害时年仅37岁，留下二子四女。其后，家族成员又经历了自尽、战乱和离散。至于那场发生在上海寓所的惨案，凶手已死，受害者也未能留下完整说明，许多关键问题便只能停留在“存疑”二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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