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西人为什么要“走西口”？西口，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今天，晋观君与大家聊一段关于山西的历史。

前两天和朋友聊天，闲聊中朋友好奇 100 多年前山西人为何要“走西口”？还有，西口是什么，位于现在的什么位置？

其实山西人走西口，那也是万般无奈之举，历史上山西人是“恋家”的，要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离开故土的。

山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离家”，一次是明初时期的“大槐树移民”，另一次就是“走西口”了。

走西口，与闯关东、下南洋并列，是我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三大人口迁徙之一。

但也正是因为有了山西人的走西口，不仅带动了内蒙古，尤其是包头的发展和崛起，也为促进汉蒙文化的融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先说山西人为什么要走西口？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生存压力

放眼华北，乃至整个北方省份，山西控带山河，位置优越，古时候战乱较少，人民生活相对安逸。

但是乱世时安逸，盛世时发展就比不上平原，加之山西山林较多，黄土高原，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人民生活虽安逸但不富裕。

这样的话一旦遇到旱灾，对山西人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

此前在明清之前，山西的旱灾较少，或者说还相对可控，但从明末开始一直到民国，近 300 年的时间里，山西一直饱受旱灾折磨。

文献记载， 300 年间，山西全省性灾害就达 100 多次，平均 3 年一次，最长的旱灾长达 11 年，这还不算小范围的旱灾。

原本就只够温饱的收成，碰上一年旱灾都扛不住，更别说 11 年了。

其中旱灾最严重的是，发生在光绪年间的“丁戊奇荒”，持续了三年，山西晋南地区甚至三年一滴雨都没有下，庄稼颗粒无收。

饥荒之年，草根树皮都吃光了，后来甚至有了“易子相食”，现状十分残忍、不忍直视。

如今在晋南稷山县、河津、夏县等地都有刻石记载，那真是一段残酷的历史。

至于晋北等其他地区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可见一斑：“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

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山西人为了生存，不得不走西口。如今传唱不息的走西口，绝不是浪漫的离别，而几乎是生离死别。

因为走出去，也是前途未卜。

其二，人地矛盾

在古代，我国人口是很少的，至少和现在比是少的多的。

唐宋时期，我国人口才三四千万，当时南方有些地区还没有开发，那时划分到每个省份，也不过三五百万人。

到了清朝，我国人口开始呈现爆发式增长，康乾时期大约有 1.3-1.4 亿人，到了道光年间，人口达到巅峰，约为 4.1 亿人。

人口激增的背后，是人均耕地的减少，当时山西人均仅为 0.2 亩地，而按常规计算，大约 4 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

有人可能会质疑， 4 亩地才能养活一个人？那一个人要吃多少呢？

不是吃得多，是在古代产量很低，一个是没有育种，一个是没有化肥，再加上土地贫瘠，一亩地亩产可能不到一百斤。

清朝时有人评价山西“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大同地区甚至“岁丰，亩不满斗”。

好不容易碰上了一个丰年，一亩地的收获还不到一斗，那灾年呢？

此外，还有官绅土豪对土地的兼并，过度垦荒对水土的流失等，山西人面临了十分严峻的局面，由此不得不向水草丰美的草原望去。

其三，政策推动

清朝康熙年间实行了“移民实边”政策，特许沿边贫民出口外种田，这为走西口做好了铺垫。

要知道古时候的迁居是麻烦的，甚至还有政策限制居民外迁，政策的放开，也从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人们的视野。

到了乾隆后期，更是逐渐放宽了蒙禁，允许蒙民收租、汉民承佃，使走西口从“春去秋归 " 的雁行方式转为定居。

可即便有政策推动，对于恋家的山西人来说，走西口最大的原因还是为了生存。

接着，我们再说说走西口的位置。

当前对“西口”位置的界定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情况。

狭义，指的是“杀虎口”，位于今天朔州市右玉县境内，是长城的一处重要关隘。

最开始名字叫“杀胡口”，那个位置就是阻拦胡人南下的重要隘口，后来康熙为了彰显民族团结，将名字改为了“杀虎口”。

广义的位置，泛指山西、陕西等地通往内蒙古的各个通道隘口，包括陕西的府谷口、河北的独石口、张家口等。

山西人是很聪明的，骨子里可能就善于经商，只不过一直有着恋家情怀，没有走出去，没有接触外边的世界，一直封锁在小圈子里。

直到走西口后，一方面为了生存，一方面打开了眼界后，山西人的聪明劲一下子得到了施展。

这便有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晋商”。

如今家喻户晓的乔家大院“复盛公”、闻名内蒙的“大盛魁”等商号，都是山西人走西口打造出来的知名商号。

与此同时，随着山西人大规模的走西口，不仅带去了山西的方言和饮食，更带去山西的文化和习俗。

如今内蒙古包头和呼和浩特，风俗和饮食几乎和山西大同没有太大的区别，这都是走西口带动的文化融合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