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 ——刘伯承元帅波折的总参谋长之路

文/齐天翔

刘伯承元帅的儿子刘蒙整理他爸爸遗物的时候，在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一首小诗，前两句是：“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三参”是指他三次担任总参谋长。第一次是在南昌起义中，他是前敌委员会参谋团的参谋长。这次起义很快失败了，就是诗中所说的“一败”。第二次是在中央苏区，1932年10月，他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在任约两年，直到长征前夕。第三次是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的时候，再次担任总参谋长，这次在任约十三个月。两次他都立了大功，都被撤了职。

“一败”南昌城——初任参谋长的挫折

泸顺起义失败后，1927年夏天，刘伯承从泸州突围，翻越大巴山，经陕西、河南，辗转到了武汉。他临时下榻的汉口大智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办事处，车水马龙，宾来客往。7月12日，武汉《民国日报》报道：“刘氏（十五军军长刘伯承）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刘抵汉后，各地同志赴寓所慰问者，络绎不绝，刘身御蓝布长衫，态度和蔼可亲。闻刘氏拟于日内亲向中央报告死守泸州经过及出川情形，并闻刘氏对于川事，亦将向中央有所建议云。”这里所说的“中央”，系指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武汉国民政府。刘伯承向“中央”汇报后，只得到“军委会”一番空洞的“嘉奖”。耳闻目睹，英、美军舰侵入长江者已100多艘，对武汉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会晤后，宁汉合流的趋势一天比一天明显。刘伯承感到武汉的情况也越来越不对头。

其实这时候，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势已去。身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已经密谋反共。从7月15日开始，武汉国民党中央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口号是“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

中共中央紧急决定在南昌起义，以期挽救革命。周恩来被任命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已经到南昌的刘伯承任参谋团的参谋长，就是起义的总参谋长。这个参谋团也是个委员会，成（委）员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聂荣臻、贺锦斋、蔡廷锴等人。关于参谋团的组建，据周恩来后来回忆：“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这是刘伯承第一次担任“总参谋长”职务。

◆北伐时期的刘伯承。

这次起义，历史上又称为“八一起义”。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八月一日这一天，后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日。

起义失败以后的当年冬天，刘伯承到了苏联，写了《南昌暴动始末记》。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夹叙夹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各个方面，对这次起义的失败作了全面的记述和分析。这篇长文对于研究南昌起义和中国革命历史，是一份宝贵的文献。在“小序”中他写道：“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可惜是失败了。在这当中牺牲了若干同志，换得来的是什么？可以说是失败中求得的教训。我是参加南昌暴动负军事责任的一人，报告此次军事上之经过，为的是使我们的党在失败中研求教训之材料，以作此后革命之取鉴。”这便是他自己所说的“一败”——因南昌起义失败而导致参谋长职务自然中止。

在此后刘伯承的一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十分重视总结经验。比如抗日战争中每个阶段、解放战争中每一次重要的战役，他必定要写这样一篇总结。

“一罢官”祸起萧墙——因坚持真理被李德撤职

南昌起义失败后，1927年11月，刘伯承与吴玉章等人受党的派遣，从上海到苏联学习。他先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以顽强的毅力闯过了俄语这一关，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夏，刘伯承从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军委参谋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瑞金卫戍司令员。1932年10月上旬，刘伯承列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随后，刘伯承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这是他第二次担任“总参谋长”职务。此后，他全力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草台岗两战两捷，歼敌3个师，取得第四次反“围剿”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朱德、刘伯承在延安。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来到中央苏区。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掌握了中央苏区红军的指挥权，加剧了党内军事上“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在李德错误的作战方针指导和瞎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益恶化。刘伯承几次找李德，提出改变作战方针的意见，但李德独揽军事指挥大权，主观武断，听不得不同意见。从1934年起，连朱德、周恩来实际上都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总参谋长刘伯承在作战指挥方面已无事可做，只好去管红军学校和后方医院的事情了。

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刘伯承对李德不参不谋，敬而远之。他通过对比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连连失利，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关于反“围剿”的战略指导方针是正确的。他开始抓紧时间致力于游击战术经验的总结和推广。

1934年5月10日，刘伯承发表了《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一文，提出：“敌人碉堡构成的封锁线，可以相当限制我们大兵团进行机动。然而，我们游击队确实可以自由出其封锁线碉堡(特别在广东，敌军没有连续的碉堡)的间隙，而进入其后方交通路上，实行穿袭。有些边区游击队就应该留在封锁线外，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展开游击战争，以耗散其兵力，破坏其粮弹的运输，乃至造成地方暴动，就更有战略上的意义。”9月10日，刘伯承针对游击战争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发表了《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十项原则和方法。

但是，刘伯承的正确意见并未得到中央决策者的重视和采纳，相反，他因此而招致了李德的嫉恨和不满。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谈事情，因话不投机，李德当面训斥他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又有一次李德到总参谋部去，几个机要员在路边烧火做饭，挡了他的路，李德的无名火发泄，一脚把饭锅给踢翻了。刘伯承是个民族自尊心非常强的人，当场跟李德吵起来。他用俄语说:“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李德悻悻然而去，到中央负责人博古那里告状，说刘伯承不尊重他。不久（1934年10月初）刘伯承被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这是他第一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

“再罢官”又逢分裂——因反对张国焘被调离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会议。会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放弃到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会后，恢复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这是他第三次担任“总参谋长”职务。

黎平会议后，刘伯承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在四渡赤水后又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为红军北上屡建奇功。特别是在强渡大渡河之前，为摆脱敌军的堵截，刘伯承率部进入大凉山，模范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与聂荣臻政委领导、组织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各项纪律，团结少数民族群众，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在彝族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种子，成为长征史上的佳话。

◆长征胜利后，刘伯承（前排右二）等在甘肃镇原留影。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自恃枪多人众，妄图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公然搞分裂，拒不执行北上方针。8月下旬，刘伯承和红军总部随朱德、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经阿坝，进草地，抵达了黄河支流噶曲河边。9月3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命令已到达噶曲河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刘伯承亲自渡过噶曲河，揭穿了张国焘借口噶曲河夏季涨水不能通过而要拖着左路军南下的阴谋，向指战员们表明左路军改北上为南下的方针，不是由于噶曲河的天然障碍造成的。9月8日，张国焘又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右路军准备南下。中共中央获悉后致电张国焘，明确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张国焘竟不理中央再三要他率部北上的命令，擅自率领左路军南下，还胁迫右路军中红四方面军的部队随他南下，从而分裂了红军。

10月初红四方面军移至卓克基、马尔康和松岗地区。在从阿坝到松岗途中，张国焘将朱德、刘伯承调离总司令部分开行军，实际上剥夺了朱德、刘伯承的职权。10月5日，张国焘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朱德、刘伯承拒绝了张国焘的威逼利诱，强调红军面临相当困难的形势，只有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才能战胜敌人，争取好的前途。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成立红军大学。刘伯承被免去了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这是刘伯承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职务，算上南昌起义失败参谋长职务自然失掉那一次，共有三次。后来他曾总结说：“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

尾声：第四次出任总参谋长

长征胜利后，1936年12月7日，中革军委进行了新的调整，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7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刘伯承被任命为军委委员、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这是刘伯承第四次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1937年8月，由于抗战全面爆发，他改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此后率领千军万马，开辟根据地，立下赫赫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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