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坊司是啥？《兰香如故》中的沈氏女眷为何宁愿死也不愿进？

古装剧或者小说中，皇帝对某一家族降下惩罚，往往会有男子斩首、女眷没入教坊司为奴的描写。这些女子很多会在后来的剧情中或遇王孙贵族搭救，有情人历经波折坎坷，终成眷属；或练就一门音乐技艺傍身，名满天下。而热播剧《兰香如故》中，世家沈氏女眷被罚入教坊司为奴，却选择全族自尽，只留孤女沈嘉兰因缘际会下逃出生天，留得性命。有观众对此质疑，为何入教坊司便要决绝赴死，而不是留待一线生机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先了解一下：历史中的教坊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去处？教坊司中女子又往往有怎样的来处和结局？

何为教坊？

教坊一词，唐代已有。《新唐书》记载：

“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692），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 （714） ，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

这段话中，教坊的地位类似于官方音乐机构，“内教坊”隶属太常寺，其演奏的 音乐应以“雅乐”为主 。左右教坊不属于太常寺管辖后，表演的则是滑稽戏、杂技等更加贴近市井生活的剧目。

然而无论是雅乐也好，杂技表演也罢，起码在机构设置上，教坊司中的乐人是凭借音乐技艺谋求生计，而非以色侍人。朝廷还会对教坊乐人演奏音乐的技艺水平进行考核。乐人们学习任务的难易程度不同，学习时长也不同。“习难色大部伎三年而成，次部二年而成，易色小部伎一年而成”，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提及的“名属教坊第一部”的琵琶女，演奏技艺高超，学习的大概就是难度较高的曲目。

宋代效仿唐代制度，教坊艺人的主要职能是在宫廷宴会上表演歌舞，宗室如有需要，也可以向教坊借调乐人，前去赴宴表演。南宋时，高宗裁撤教坊这一机构，如果遇到需要演奏音乐的情况，就临时召集乐工排练剧目。同时，宋代对于官员与乐伎特别是女乐伎的交往，有较为严格的限制。除中央音乐机构教坊司外，地方也有一定数量的女伎为官府宴会提供歌舞诗词类才艺表演。地方官员与教坊女伎饮酒作词，难保不会有越界的情况。《庆元条法事类》记载，宋代规定：

“诸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宫筳若假日，而用妓乐宴会者，杖八十。”

然而宋代不准官员与官伎有过于亲密的关系，并非出于对乐伎人身安全的保护，更像是出于维护官场风气清明的考量。

元代教坊司品级提高，隶属礼部管辖，但教坊官员的身份依旧遭到歧视。“太医、仪凤、教坊等官，不当序正班，当自为一列”，能够上朝的官员尚且被区别对待，就更不必提女乐人们的地位了。明代教坊司职能依旧沿袭前代，主要为宫廷宴会提供歌舞等才艺表演。但教坊司中出现的诸如外间娼妓和教坊人员混居、 教坊人员演奏的曲目掺杂淫词艳曲 等现象，使教坊司的风评在民间越来越差，甚至近乎与妓院等同。然而，即使在当时的现实情境下，教坊女子或许很难在“卖艺”和“卖身”之间守住一条万无一失的安全界线，但名义上，教坊 司 依旧并非提供情色服务的场所。

明初倒是曾设立富乐院，规定其间男子“戴绿巾，腰系红搭膊，足穿带毛猪皮靴，不许街道中走，止于道边左右行”，女子“戴皂冠， 身穿皂褙子 ，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商人被允许进入富乐院中，官员却不可出现在此地。 洪武年间 ，有官员在富乐院嫖娼，事情败露后，皇帝认为他们嫖娼的钱是贪污受贿得来的，对他们降下惩罚。这一事例说明，富乐院或许才是明初提供情色服务的场所，并且同样出于维护官场风气的原因，是禁止官员在此留宿的。

清代教坊司和太常寺分工明确，太常寺负责祭祀仪式中的音乐演奏，教坊司则负责在宴会上演奏歌舞。顺治年间，教坊司停止任用女艺人，而改用太监。雍正年间，正式废除乐籍制度，“若土豪地棍仍前逼勒凌辱，及自甘污贱者，依律治罪”。然而律令虽然改变，民间对教坊司的偏见却并未消除。教坊在向民间招募乐工时，民间乐人常有因教坊司污名而不愿前来入职的，教坊司因此更名为和声署。

风月场，还是腌臜地？

与古装剧和言情小说中的传奇故事不同，教坊女子甚少在史书上留下姓名，她们中的大多数人终生不能脱离乐伎的身份，或是嫁给男性乐人，或是被赐予地方官员成为家伎。唐代崔令钦《教坊记》中记载了西京、东京的左右教坊、宜春院等机构，同时还记载了这些机构中的乐人依据容貌、音乐技艺水平高低等被划分成不同等级。

宋代史料鲜少有教坊女子的个案记载。绍兴十一年 （1141） ，“诏罢教坊，其乐工许自便”，但这条记录并未具体指出教坊解散后，教坊中的女伎人是否脱离乐籍身份，也并未记载她们的去向何处。元人笔记《辍耕录》中倒是记载过一位教坊官妓连枝秀的故事，评价她年轻时“以色事人”。即使连枝秀已经四十多岁，离开教坊，当时人依旧随意写文章来嘲笑她，对她年轻时的经历进行轻蔑的调侃。连枝秀不堪受此屈辱远走，但士大夫却依旧指责她的德行有亏。“然文虽新奇，固近于俳，视厚德君子有间矣。而其帷箔之不修者，岂偶然哉”！

教坊女伎中，凭借容貌、才艺、性情和皇亲贵胄、达官显贵有过情缘的也不是没有，明代官妓李惜儿甚至得到了代宗的青睐。然而“好景”不长，英宗复位后，曾经进献李惜儿入宫的教坊司官员晋荣、陈义被认定为奸臣，以魅惑君主的罪名处死。李惜儿也被送还家中。

清雍正年间，乐籍女子有了脱离贱籍，获得良民身份的机会。而在此之前，《大清律例》规定：

“ 凡（文武）官并吏娶乐人（妓者）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归宗，不还乐工，财礼入官）。若官员子孙（应袭荫者）娶者，罪亦如之，注册候荫袭之日（照应袭本职上）降一等叙用。 ”

清代官员汪景祺 在其笔记《读书堂西征随笔》中曾记载 一位名叫步光的乐籍女子，她与一位士人相恋，赠送他钱财，留下他的扇子作为信物，等待他做官回来迎娶自己。然而她等啊等啊，等了两年，一点儿消息也没等到，却听说这位士人在河南做官。步光派人送去书信，指责这位士人变心失约。此时这位官员已经有了两位宠爱的妾侍，早已不再抱有多少对步光的感情，甚至冷言冷语道：“身既为官，自惜名节，岂有堂堂县令而以娼为妾者！”步光虽然伤心，却不得不承认二人身份地位上的差距，“某郎高坐琴堂，如在天上，能插翅飞入，向薄情郎索一钱耶？”

纵观历代教坊女子的命运，她们有的姿容出众，有的舞姿曼妙，有的琴艺卓绝，出席于各种宫廷宴会，博得朝中士人几句所谓“美名”。一生困于风月，一生误于风月，而乐人贱籍的身份，便注定了她们得到的风月中少有真心，最终也只能“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

官宦女子真的会因获罪而入教坊？

前文提到，历朝历代，教坊机构的职能往往是提供音乐才艺表演，而非提供色情服务。因此教坊女子的选拔重视姿容才艺，而因家中获罪而被牵连的贵族女子却并不一定符合这一选拔标准。而如果想要通过剥夺尊严的方式惩罚这些女子，皇帝也往往会选择其他机构。如《唐律疏议》记载：

“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

“没官”往往指的是 被贬作奴婢 ，而非一定沦落至教坊。唐代著名女官上官婉儿便是因祖父上官仪获罪入狱，而失去了官家小姐的身份，被贬入掖庭为奴。

此后历代，官宦人家获罪，家中女眷也往往只是被贬为奴婢，前去宫中、官府各处机构劳作，或者沦为其他功臣贵族之家的奴婢，教坊并非所谓专门收容罪臣家眷的场所。

这些沦落到受人欺辱境地的女子，有不堪受辱，投水自尽的，如右侍中黄观的妻子翁夫人“携二女及家属十人投淮清桥下死”；也有在困境中苦苦煎熬，熬到被赦免之日的，如 《明史》卷八《仁宗本纪》记载：“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 还其田土 。”

无论如何，教坊女子与罪臣家眷的真实处境，远非一纸律令所能道尽，也远非千年之后的我们所能轻易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