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帘门拉到一半,卡住了。
我拿手背顶了一下,铁皮哗啦落到地。
案板上还留着半扇猪头肉的油光,抹布一擦,腻得慌。
墙角的冰柜嗡嗡响,跟了我十一年,声音一年比一年沉。
今天的钱我点了一遍。
零钱太碎,五块十块地摞着,摞成一小摞。
手机上是三百二十七块五。
加起来不到八百。
我把钱塞进围裙口袋,又想起点什么,蹲下去拉抽屉。
抽屉最底下压着一张纸,折了三折。
展开,纸边都毛了。
上面是周敏的字,蓝黑墨水,写得比平时工整。
“今借到陈秀云人民币陆万元整,三天内归还。”
底下是她的名字,按了个红手印。
手印按得有点歪。
那天她手抖,我说不用按,她非按。
我把纸对着灯照了照,又按原来那三道折回去。
压在抽屉最底下,上头盖了本电费单。
门口那双塑料拖鞋,我穿了四年,左脚磨出个豁口。
关灯的时候,我在门口站了会儿。
街上没什么人了,卖水果的老王正在收摊。
铁架子拖在地上,刺啦刺啦的。
我拉下卷帘门,上了锁。
锁舌咔哒一声,进了槽。
这钱是两个月前借出去的。
六月十九,我记得清。
那天下了雨,下得不大,黏黏糊糊的那种。
周敏是晚上九点多来的,我正收摊。
她站在门口,头发上一层水珠子。
“姐,还没关啊?”
“关了。”我说,“进来。”
她没动,先低头在门口的垫子上蹭鞋。
蹭了三下,才跨进来。
“吃了吗?”
“吃了。”
“没吃我给你切点。”
“真吃了。”
她坐在那张塑料凳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我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没喝,捧着。
杯子是买卤味送的那种,印着“秀云卤味”四个字。
“姐,”她说,“我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小勇?”
她点头,眼圈一下红了。
“在南方开车,蹭了人。”
“人怎么样?”
“腿断了。”她说,“人家要八万,私了。”
“交警怎么说的?”
“小勇全责。”
我“哦”了一声,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我这几年攒了两万。”她说,“还差六万。”
“三天,人家给三天。”
“三天以后就报警,小勇就得进去。”
她说完就不说了。
屋里就剩冰柜嗡嗡的声音。
我没吭声,她也不催,就那么坐着。
我低头看见她那双鞋,鞋帮都开胶了,用白线缝过。
“你等我一下。”
我进里屋,把存折翻出来。
其实不用翻,我心里有数。
那张卡里六万二,攒了两年半。
本来是想把冰柜换了的,这台老的费电。
剩下的留着,女儿哪天结婚,总得有个数。
我出来的时候,她还坐在那儿。
“我给你取。”
她“哇”地就哭了。
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
“姐,三天,就三天。”
“我把车卖了就还你。”
“三天,我保证。”
我说:“你先别哭,把水喝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银行取的钱。
六万,取出来是一沓一沓的。
柜员问我干什么用,我说借人。
她让我签字,我签了“陈秀云”三个字。
签完手心里全是汗。
钱装在一个黑塑料袋里,我拎着去了她家。
她家在纺织厂家属院后头,六楼,没电梯。
我爬上去,腿都软了。
她在门口等我,门开着,屋里一股潮味。
钱她数了两遍。
数第二遍的时候,手在抖。
“姐,你放心。”
“三天,三天我就给你送过去。”
我说:“不急这三天。”
嘴上说不急,心里其实是急的。
我和周敏认识二十三年。
那年我二十九,她二十八,都在棉纺厂。
我在细纱车间,她在准备车间。
车间里吵,说话得凑到耳朵边上喊。
后来厂子不行了,一批一批地裁。
我比她早走半年。
走的那天,她塞给我一袋橘子。
“姐,你先出去,路你趟出来了,再拉我。”
第二年她也出来了。
我们俩在夜市摆过摊,卖过袜子。
冬天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收摊数钱都数不直。
后来我学了卤味,盘下这个小门脸。
她去做钟点工,一天跑三家。
我离婚那年,是她陪着我。
那天我从法院出来,天阴着。
她骑着电动车在门口等我,车筐里放着一碗馄饨。
“吃口热的。”
我吃了两个,就吃不下了。
她也不劝,把碗接过去,自己吃了。
所以这六万,我不是白借的。
我心里有一本账。
这本账上,周敏记在头一页。
三天过去了。
第三天晚上,我等到十点。
手机没响。
我想,可能她忙,小勇那边的事麻烦。
第四天,还是没响。
头一回开口,是在菜市场。
第五天早上,我去买葱。
在卖西红柿的摊子前头碰见她。
她正挑西红柿,一个一个捏。
“敏敏。”
她抬头,愣了一下。
“姐。”
“小勇那边怎么样了?”
“啊,那个……”她把西红柿放回去,“还在谈。”
“钱的事……”
“姐你放心。”她说,“我这几天就去银行。”
“我那个定期,还差两天到期。”
我说“哦”。
她挑了两个西红柿,称了,一块八。
掏钱的时候,掏的是一把零钱。
第二次,是发微信。
那天晚上收摊,我给她发了三个字:“敏敏?”
她过了半小时回了一条语音。
我点开,里头有电视的声音。
“姐,我这两天,实在是……”
“再宽我两天,就两天。”
后头半句没说完,语音就断了。
我又听了一遍。
听见背景里有个男人的声音,很轻,听不清。
我当时想,可能是电视。
第三次,我直接去了她家。
那天下午店里不忙,我装了一盒卤鸡爪。
爬六楼,到她门口,敲门。
敲了七八下,没人应。
隔壁门开了条缝,一个大妈探出头。
“找周敏啊?”
“嗯,她不在?”
“搬东西呢,这两天。”
“搬哪儿?”
“不知道。”
大妈把门关上了。
我把卤鸡爪挂在门把手上。
转身的时候,看见门口那个鞋架。
鞋架最下层,摆着一双深蓝色的棉拖鞋。
四十二码,男式的。
左脚鞋帮里头,有一道剪开的口子。
那口子是我女儿剪的。
那年她六岁,拿我的剪子玩,把鞋帮剪了。
我拿黑线缝上的,缝得歪歪扭扭。
我蹲下去,看了看那道口子。
黑线还在。
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
心里想,这鞋眼熟。
又想,鞋都一个样,超市里二十九一双。
前年她问我要过旧棉鞋,说她表弟在工地。
我当时给了她两双。
可能是那两双里的一双。
下楼的时候,我扶着栏杆。
六楼到一楼,歇了两回。
第四次,她自己来店里了。
那天下午,她穿一件红毛衣,头发烫了。
“给我来两斤猪头肉。”
我切肉,她在旁边站着。
“姐,你这刀工还是这么好。”
“嗯。”
“多少钱?”
“六十八。”
她扫码,付了。
付款的提示音响了。
我说:“敏敏。”
她说:“我知道我知道。”
说完拎着肉就走了。
走到门口还回头笑了一下。
第五次,我给她打电话。
她接了,声音压得很低。
“姐,我在医院呢。”
“谁住院了?”
“我妈。”
“哪个医院?我去看看。”
“不用不用。”
电话就挂了。
第二天我提着一兜苹果,去了她妈住的那家医院。
住院部一楼问了一圈。
护士翻了本子,说没有这个人。
我又问了一遍。
护士说:“最近半个月,没有姓周的老太太。”
我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
苹果搁在脚边,塑料袋被风吹得哗啦响。
回去的路上,我刷手机。
刷到周敏的朋友圈。
九张图,拍的是一个阳台。
阳台朝南,太阳很好。
角落里有盆绿萝,装在一个白塑料桶里。
桶沿上有一道红漆。
写着“3-402”。
我盯着那个桶看了很久。
那是我写的。
离婚那年搬家,我随手写的门牌号。
那盆绿萝是我从老房子阳台上搬下来的。
搬的时候没地方放,就搁在楼下垃圾桶边上。
后来没了,我以为被收废品的捡走了。
我把手机按灭了。
又点开,放大。
桶沿上那个“3”字,掉了半个角。
那天晚上女儿打电话来。
“妈,吃饭了没?”
“吃了。”
“店里忙不忙?”
“老样子。”
她在那头顿了顿。
“妈,你是不是有心事?”
我说没有。
“你上回跟我说,周姨借了钱。”
“嗯。”
“还了吗?”
“快了。”
女儿在电话那头不说话了。
过了会儿,她说:“妈,你别老替别人想。”
我说:“我知道。”
“你知道你不改。”
挂了电话,我坐在小板凳上。
店里的灯是那种白光的,照得人脸上没血色。
我还托人打听过周小勇。
我有个老主顾,跑南方的长途。
我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周小勇的。
过了两天他回话,说打听着了。
“在东莞开叉车呢,好好的。”
“出事了吗?”
“没听说。”
“他最近回来过吗?”
“上个月还回了一趟,我拉的他。”
我握着手机,半天没说话。
“云姐?”
“没事,谢谢你。”
第六次,是在小区广场上。
晚上七点多,一帮人在跳舞。
她站在头一排,手里两把红扇子。
音乐停了,她把扇子一收。
“姐?”
“嗯。”
“你也来跳啊?”
“我不跳。”我说,“敏敏,那钱……”
她把扇子往胳膊底下一夹。
“姐,明天,明天我一定给你送过去。”
“你上回也说明天。”
“这回真的。”
旁边一个大妈喊她:“周敏,走了!”
她“哎”了一声,跟着走了。
红毛衣在路灯底下一晃一晃的。
第七次,是八月二十几号。
那天我收完摊,坐下来。
手机拿起来又放下。
最后我打了四个字。
“敏敏,钱呢。”
发出去,我就盯着那个屏幕。
上面“对方正在输入”跳了一下。
又没了。
又跳。
又没了。
过了大概十分钟。
她发来一张图。
我点开。
是一张请柬,大红色的。
上头烫金的字,写着“囍”。
我把图放大。
新郎:陈建国。
新娘:周敏。
我盯着“陈建国”三个字。
手指头有点发麻。
第一反应是重名。
这名字太普通了。
棉纺厂一个车间就有俩。
我把手机放下,去洗手。
水是凉的,冲在手上。
我又回来,把图放大。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小得很。
我盯着那行小字,不敢点开。
点开了,就得看清。
我把手机扣在案板上。
过了会儿又翻过来。
指头悬着,点了。
又赶紧退出去。
第三次,我才看清。
“喜宴地点:纺织路12号院3号楼2单元402。”
我坐在那儿,手一直在抖。
那是我的老房子。
那套房是我妈留下的。
当年房改,我妈掏了三万,把产权买了下来。
后来我妈走了,房子写了我的名。
离婚的时候,陈建国说他没地方住。
我心一软,房子给了他。
他答应给我六万补偿。
七年了,一分没见着。
我在案板前坐到十点。
冰柜嗡嗡响,跟平时一个声。
可我听着,心里发空。
那一夜我没睡。
躺下又起来,起来又躺下。
凌晨三点,我坐在客厅里。
窗外的路灯照进来,落在茶几上。
茶几上放着白天切剩的半块猪肝。
我把它收进冰箱,又坐回来。
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
陈建国。
周敏。
周敏。陈建国。
这两个名字搁在一块,怎么都不搭。
天快亮的时候,我下了个决心。
去看看。
第二天我把店关了。
卷帘门上贴了张纸:“今日休息”。
坐公交,坐了十站。
纺织路那一片我熟。
以前下班走这条路,走了一千多回。
12号院门口那棵槐树还在。
比七年前粗了一圈。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
门卫室里坐着个老头,不认识。
后来我还是进去了。
楼道里那股味儿没变。
有点潮,有点霉,还有一点煤气的味儿。
三楼,我一步一步上去。
在402门口站住。
门是新换的,防盗门,深红色的。
以前那扇木门是黄的,我拿砂纸打过。
门口搁着一个鞋架。
最上头摆着一双女式凉鞋,红色的。
我抬手,敲了三下。
没人应。
我又敲了三下。
隔壁401的门开了。
出来的是老李婶,以前住我们对门。
她眯着眼看我。
“秀云?”
“李婶。”
“哎哟,你怎么来了。”
“路过。”
她拉着我的手,上下看我。
“你瘦了。”
“李婶,这房子……”
“你不知道啊?”她说,“你前夫要结婚了。”
“娶的是个姓周的。”
“前阵子天天来收拾,刷墙。”
“那盆绿萝还是你留下的呢,她给浇活了。”
我问李婶,见没见过那个女的。
李婶说见过,个子不高,脸圆。
“上个月还给我送过一兜枣。”
“人挺客气的。”
我说“哦”。
李婶又说:“秀云,你进来坐会儿?”
我说不坐了。
下楼的时候,我在二楼拐角停了一下。
从楼梯间的窗户往外看。
对面那栋楼的三楼,阳台上摆着一盆绿萝。
太阳照着,叶子是绿的。
有几片黄了,没掐。
回店里的路上,我接到周敏的电话。
“姐,你收到我发的图了?”
“收到了。”
“我……”
“你在哪儿?”
“我在家。”
“哪个家?”
电话那头没声了。
“敏敏,你到店里来一趟。”
“姐,我……”
“你来。”
我挂了。
她来得挺快。
进门的时候,手上还拎着一兜东西。
一兜枣,一兜核桃。
放在柜台上。
“姐。”
我没理她,在切猪耳朵。
刀一下一下落在案板上。
“姐,你别切了。”
“我卖货呢。”
“姐——”
“你说。”
她两只手绞在一起。
“我跟老陈,是去年冬天认识的。”
“怎么认识的?”
“我在他那个小区做钟点工。”
“擦玻璃。”
“他一个人住,屋里乱。”
“后来就……”
“就好了?”
她点头。
“那六万呢?”
她低着头。
“他要补社保。”
“差六年,得补六万。”
“补上了才能退休。”
“不补,他这辈子就白干了。”
我把刀放下。
“所以你就来跟我借?”
“姐,我本来想三天就还的。”
“我把我那个定期取了。”
“取出来先给他补上。”
“结果社保那边说,材料得等。”
“一等就等到现在。”
“那你不会跟我说?”
“我不敢。”
“你怕什么?”
“我怕你不借。”
我笑了一下。
“我不借,你就换个法子。”
她不说话。
“那鞋呢?”
“什么鞋?”
“深蓝色那双,四十二码。”
“左脚有个剪口子。”
她脸一下白了。
“那是老陈的鞋。”
“我知道是他的鞋。”我说,“那是我给他买的。”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女儿六岁剪的,我拿黑线缝的。”
“缝了三道。”
“你上回说,给你表弟。”
她眼泪下来了。
“姐,那鞋是他自己留着的。”
“他说穿着舒服。”
“我没敢扔。”
我把猪耳朵装进袋子,推给她。
“拿着。”
“姐……”
“拿着。”
她接了。
“钱,我给你。”
“哪天?”
“婚礼前。”
“我不要你婚礼的钱。”
“那是我的钱。”
那天晚上,陈建国给我打了电话。
七年了,头一回。
“秀云。”
我听见这个声音,手里的抹布差点掉地上。
“嗯。”
“周敏都跟你说了?”
“说了。”
“这事……是我不好。”
“你哪儿不好?”
他在那头沉默了半天。
“当年那六万,我没给你。”
“我一直记着。”
“这回又是六万。”
“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
我说:“我心里怎么想,你不用管。”
“你把钱还我。”
“还。”
“什么时候?”
“这个月底。”
“陈建国。”
“嗯。”
“那房子。”
“嗯。”
“当年我妈出的三万,你记得吧。”
电话那头又是沉默。
“记得。”
“你记得就好。”
我挂了。
婚礼定在九月十六。
那天我没去。
我照常开门,照常卤肉。
早上六点起来烧水,下料。
八角、桂皮、香叶,一把一把地抓。
老汤烧开的时候,屋里全是味。
那天生意特别好。
中午来了三拨办酒的,买走八只烧鸡。
下午两点,我坐下歇了会儿。
手机响了一声,是周敏发的。
一张照片,她穿着红衣服,站在酒店门口。
底下配了四个字:“姐,谢谢你。”
我没回。
婚礼后第三天,她来了。
下午四点多,店里没人。
她进来,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柜台上。
“六万,你数数。”
我没动。
“你数数。”
我把信封拿起来,挺沉。
“哪来的?”
“我把我那两万取出来了。”
“剩下的是他给的。”
“他把车卖了。”
“那车不是他吃饭的家伙吗?”
“他退休了。”她说,“用不上了。”
我把信封塞进抽屉。
“你不数?”
“不数。”
她站着没走。
“姐。”
“嗯。”
“你骂我两句吧。”
“我骂你干什么。”
“你骂我,我心里好受点。”
我说:“你回去吧。”
她眼圈红了。
“姐,我这辈子没住过朝南的屋。”
“我租那房子,一年到头见不着太阳。”
“冬天洗的衣裳,三天不干。”
“我知道我对不住你。”
“可我就想有个屋。”
我低头切肉。
“你走吧。”
她站了一会儿,走了。
那天晚上,我数了钱。
六万,一沓一沓的,用皮筋捆着。
有三沓是新票子,硬邦邦的。
我把钱存进银行。
柜员问我存几年,我说存三年。
回来的路上,我拐了个弯。
去了趟花鸟市场。
买了一盆绿萝,十五块。
摆在店里的窗台上。
窗台朝东,早上有太阳。
我跟自己说,这盆得浇勤点。
过了几天,我把那台老冰柜换了。
新的不嗡嗡响,安静得我不习惯。
夜里睡下,还以为是停电了。
爬起来看了一眼,灯是亮的。
周敏后来又来过两回。
第一回是买烧鸡,她儿子回来了。
隔着柜台,她付了钱,说了句“谢谢姐”。
第二回是送枣,一兜,放在柜台上就走了。
我把枣洗了,装在一个玻璃罐里。
吃到冬天,还剩小半罐。
抽屉里那张欠条,我一直没撕。
有一天下午没事,我把它翻出来。
看了一遍,又折回去。
压在电费单底下。
女儿国庆回来了。
进门就闻见卤味。
“妈,你身上一股八角味。”
“你妈就这味。”
她坐在小板凳上,吃了半只烧鸡。
“妈,周姨的钱还了吗?”
“还了。”
“那你以后还借不借?”
我说:“不借了。”
她笑:“你上回也这么说。”
女儿走的那天,我去车站送她。
回来路过纺织路。
我没下车。
公交车开过去,12号院的门一闪就过了。
三楼那个阳台,绿萝还在。
黄叶被掐了,剩下一盆绿。
到家我把店里收拾了。
擦案板,抹柜台,把卤汤烧开。
火关小,让它慢慢咕嘟。
冰柜在墙角响了一声。
新冰柜,响得轻。
风从门口进来,不大,吹得人觉着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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