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高市早苗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但一部旧协定框住了所有？驻日美军犯下杀人案，日本对美国抗议有用吗？
高市早苗
为什么说日本的抗议很难有用
10月3日，39岁的日本女性屋宜杏奈被发现死亡。不到24小时，20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等兵德文·巴拉德被冲绳警方逮捕。他隶属普天间基地，否认了全部指控。
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日本政府的反应可以用“迅速且密集”来形容。首相高市早苗在施政演说前专门就此表态，用词是“极为遗憾”和“强烈抗议”。
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召见了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约见了驻日美军司令。冲绳县知事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递交了抗议书。
三位日本大臣加一位首相，几乎在同一时间对同一个案件表态，这个规格在日本外交实践中并不常见。但问题在于，这套流程并不是第一次上演。
在我看来，要回答“抗议有没有用”，得先看抗议是在什么框架里发出的。根据1960年签署的《日美地位协定》，美军人员在“执行公务期间”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
而“执行公务”的界定权，完全在美方手里。通勤途中、社交活动途中，美方都可以解释为“公务”。
这个条款的实际效果是：只要美方想把一个案子留在自己手里，它就有法律依据。日方的抗议、交涉、召见，最终都会撞在这堵墙上。
冲绳县从1972年到2023年的统计数据是：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犯下的刑事案件约6200起，平均每年超过120起。而相关案件的起诉率只有百分之十几，远低于日本整体44%的起诉率。
百分之十几的起诉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绝大多数案件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就消失了。要么证据拿不到，要么管辖权被美方拿走，要么嫌疑人被调回美国。这在制度设计上就没有给日方足够的操作空间。
不过，那霸这起案件有一个技术性细节，和以往大多数案件不太一样。嫌疑人是在美军设施之外被冲绳警方控制的。这意味着日方在第一时间拿到了对嫌疑人的实际羁押权。
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方先行拘留嫌疑人，在日方正式起诉前无需移交。但这一次，日方抢在了前面。
这个“抢在前面”有多重要？过去很多案件的卡点就在这里。美方一旦先控制了嫌疑人，日方的调查就会陷入被动。人拿不到，证据拿不全，起诉自然无从谈起。
但控制住嫌疑人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司法程序仍然面临不确定性。嫌疑人否认指控，死因和案件细节仍在调查中。
所以目前的局面是：日方在程序上占了先手，但制度上的结构性障碍并没有消失。
驻日美军的问题，高市早苗回答不了
回顾以往信息，日本政府在这类事件后的标准表态模式是：抗议、要求配合调查、要求美方“整肃纲纪”“防止再发”。
这套话术从上世纪60年代说到现在，措辞几乎没变过。高市早苗10月4日的表态是“极为遗憾”、“强烈抗议”。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说“将继续要求驻日美军整肃纲纪并彻底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但“要求”这个词本身，就暴露了日方在这件事上的实际位置。日方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只有“要求”的资格。
而美方的回应模式同样固定：表达“哀悼”，承诺“配合调查”，对“加强纪律”的诉求不作实质性承诺。
驻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沃森说对事件“深感悲痛”，但没有道歉。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只要《日美地位协定》不动，东京的抗议就只是抗议。
修改协定需要美国国会批准。美方对驻外美军的刑事管辖权极为看重，担心一旦在日本松口，其他有美军驻留的国家会提出同样要求。
而日本政府方面，修改协定意味着挑战日美同盟的基础性安排，高市早苗政府恐怕很难下定决心。更何况，高市早苗在施政演说中提到日美同盟是“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石”，提到要“进一步加强遏制力和应对能力”。
于是形成一个循环：案件发生，日方抗议，美方表态配合，然后没了下文，冲绳等地民众发起抗议，东京束手无策。
东京方面抗议有没有用，冲绳等地民众心中早已有了答案。这一次嫌疑人被日方控制、移送检方，在程序上已经算“进展”。但如果最终结果是“证据齐全却不起诉”，那这套抗议流程的意义，就只剩下了抗议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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