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趟上海看眩晕症，医生开的药我一粒没吃，却明白了一件事

去年秋天，我开始晕。

不是那种天旋地转的晕，是脚底下像踩了棉花，走路发飘，脑袋里像灌了半瓶子水，一晃荡就响。早上起来最厉害，得扶着墙站一会儿才能迈步。村里卫生所的大夫说是颈椎的事，给我开了两盒颈复康，喝了半个月，没用。又说是血压高，量了三回，一回比一回正常。最后大夫说，你去县医院做个核磁吧，别是脑子里长东西了。

我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我爸当年就是脑袋里长了东西，查出来到走，不到半年。我妈走得早，我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我刚能挣钱孝敬他，他就没了。那会儿我在深圳工地上扎钢筋，接到电话赶回来，他已经不认人了。这十几年，我逢年过节都去坟上跟他说说话，告诉他我挺好的，让他别惦记。

县医院的核磁约在一周后。我给我姐打了个电话，她在上海帮人看孩子，做了十几年家政。我姐说你别在县里查了，直接来上海，大医院看得准。我说去上海得花多少钱。我姐说你先别管钱，人要紧。我拗不过她，把家里安顿了一下，鸡托给邻居喂，小卖部让老赵帮我看着，坐了一夜绿皮火车去了上海。

我姐在车站接我，瘦了一大圈。她比我大八岁，从小就像妈一样管我。我姐夫在老家种地，两口子常年分着，就为了多挣几个钱给儿子攒着娶媳妇。我姐说，她已经托人挂了专家号，是华山医院神经内科的，全国都有名。我说姐，我这就是个晕，不至于跑那么远。她说你懂什么，查清楚了大家都放心。

医院在乌鲁木齐中路，一条窄街上全是人。我头一回见那么多人在医院里排队，跟赶集似的，但没人说话，都绷着脸。挂号的队伍从大厅排到门外，我姐让我坐在台阶上等着，她去排队。我看着她挤在人堆里，后脑勺上的白头发一根一根的，比我上次见她又多了不少。

等了快两个小时，终于见到专家了。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医生，姓周，说话轻声细语，不像县医院的大夫那么冲。她问了我一堆问题，什么时候开始晕的，晕的时候有没有恶心，看东西转不转，走路偏不偏。我一五一十说了。她让我站起来走几步，又让我闭眼指鼻子，拿个小锤敲我膝盖和胳膊肘。最后说，先做个检查吧，排除一下器质性的问题。

开了一摞单子，有核磁，有颈动脉彩超，还有前庭功能测试。我姐拿着单子去交费，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说光检查费就两千多。我说太贵了，咱回去吧，县医院也能做。我姐瞪我一眼，说钱的事你别管，我带着呢。

核磁约在三天后。那三天我住在我姐租的房子里，一间地下室，进门得弯腰，窗户只有巴掌大，白天也得开灯。我姐夫一个人在老家，种着六亩地，还养了二十只羊。我姐说，等明年给儿子在县城买了房，她就回去，不干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给我擀面条，手上全是面，胳膊细得跟柴火棍似的。

做核磁那天，我姐陪我去的。机器嗡嗡响，像有人拿锤子敲脑袋。我闭着眼，心里想，要是真查出什么不好的东西，我就不治了，不能拖累我姐。她这辈子已经够苦了，嫁给我姐夫，没过过几天舒坦日子，净跟着操心了。

三天后拿结果，我姐去取的。她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说没事，啥事没有。我接过报告单看，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好多看不太懂，但结论那行写着：未见明显异常。我松了口气，但我姐说，周医生让咱再去一趟，她看看片子。

又挂了周医生的号，这回等的时间短些，因为她认得我们了。她看了片子，又看了看我，说，你这个问题，我考虑是焦虑引起的躯体化症状。我愣了一下，说什么意思。她说，就是说你身体上没毛病，但你的情绪可能出了问题，焦虑或者抑郁，表现出来就是头晕、心慌、没力气。

我说我没觉得我焦虑啊。周医生笑了笑，说，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压力大的事？或者长期心情不好？我想了想，说，去年我对象跟我散了，因为我家拿不出县城买房的首付。还有就是，我姐给我介绍了个活儿，去青岛给人开货车，一个月挣六千，但我放不下家里的小卖部，也放不下我爸那几亩地，正纠结呢。

周医生点点头，说，你看，这些都是压力。有的人压力大了胃疼，有的人头疼，你就表现在眩晕上。她给我开了一种药，名字很长，我记不住，只记得说明书上写着用于焦虑和抑郁。她说，你先吃一个月看看，不行再调。

我拿着药方出来，心里头说不出的滋味。我姐问咋样，我说大夫说我焦虑。我姐说那你就吃药呗。我说我不想吃。我姐说你又犯拧。我说我不是犯拧，我就是觉得，我一个农村大老爷们，吃抗焦虑的药，说出去让人笑话。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地下室不通风，闷得慌。我姐在隔壁床上打着轻鼾，她累了一天，睡得很沉。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周医生的话，想这一年发生的事。

对象跟我散了之后，我其实没怎么难受。我们处了两年，她人挺好的，就是她妈一直不同意，嫌我家穷。我理解，谁家闺女不想找个条件好的。散了就散了吧，强扭的瓜不甜。但我爸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守着那个小卖部，有时候晚上关了门，坐在柜台后面，看着货架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包装袋，心里头空得慌。

我想起我爸刚走那会儿，我天天晚上做梦，梦见他还坐在门口的马扎上抽烟，烟头一明一暗的，跟萤火虫似的。醒来之后，枕头上全是湿的。后来就不梦了，再后来，连他的样子都模糊了。我拼命想记住他长什么样，但他就像一张泡了水的照片，五官慢慢洇开了，只剩个轮廓。

第二天早上，我跟我姐说，我想去外滩看看。我姐说行，她请了半天假陪我。我们坐地铁去的，从人民广场出来，沿着南京路往外滩走。路上全是人，有游客，有上班的，有发传单的。我姐给我买了一根冰棍，五块钱，我说太贵了，她说来都来了。

到了外滩，江风一吹，我脑袋清醒了不少。对岸是陆家嘴，那些高楼一根一根戳在天上，玻璃幕墙反着光，晃眼睛。我趴在栏杆上看江水，黄澄澄的，跟老家的黄河一个颜色。我姐站在我旁边，也不说话。

我想起我爸。他一辈子没出过我们县，最远就去过市里。他要是能看见这高楼，看见这江，不知道会说什么。他大概会说，这楼高是怪高，但不如咱家地里的玉米长得踏实。

我站了很长时间，江风把头发吹得乱七八糟。我姐说，走吧，该回去做饭了。我转过身，看见一个老太太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老头，歪着头，流着口水，老太太拿手绢给他擦。我看了他们一眼，心里头忽然酸了一下。

那天下午，我姐去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我把周医生开的药拿出来，说明书翻来覆去看了一遍。副作用一栏写着：可能引起嗜睡、口干、头晕加重。我越看越不想吃。我把药盒放在桌上，盯着它看了很久。

我想起我小时候，有一次发烧，我爸背着我去镇上的卫生所。那时候没有车，他就背着我走，走了五里地。我趴在他背上，听他喘气的声音，跟风箱似的。到了卫生所，大夫给我打了一针，我爸一直攥着我的手。回家的路上，他给我买了一根冰棍，就是那种老冰棍，一毛钱一根。我让他吃一口，他说他不爱吃甜的。

其实我知道，他是舍不得。

我爸这一辈子，什么都舍不得。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看病。他腿疼了好几年，一直忍着，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去医院一查，已经晚了。他走之前跟我说，儿啊，别学爸，该吃吃该喝喝，别委屈自己。

可我这些年，一直在委屈自己。

我想着想着，眼泪就下来了。我趴在桌上，哭得跟个孩子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哭，就是心里头憋得慌，好像有一口气堵在那儿，上不来也下不去。我哭我爸，哭我姐，哭我自己，哭那个散了对象的自己，哭那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自己。

哭完了，我洗了把脸。然后我做了一件事：我拿起那盒药，打开，把说明书撕了，把药板扔进了垃圾桶。

我不是不想治，我是突然明白了，我这病，吃药治不好。

周医生说得对，我确实是焦虑。但焦虑的根儿不在我身体里，在我的日子里。我每天守着那个小卖部，挣不着大钱，也饿不死，看着别人出去打工挣了钱回来盖楼买车，我嘴上说我不眼红，心里头其实急得很。我想让我爸过上好日子，可他没等到。我想让我姐别那么累，可我帮不上忙。我想有个自己的家，可连个对象都留不住。我啥都想要，啥都没抓着，就这么一天一天地熬着，熬得脑袋都晕了。

我在上海待了五天，没吃一粒药，就每天出去走路。我姐上班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坐公交，从起点坐到终点，再从终点坐回来。我看着车窗外的上海，那些老弄堂，那些新大楼，那些拎着菜篮子的阿姨，那些穿着校服的学生。我看他们匆匆忙忙的，脸上有笑的，有愁的，有木然的。我觉得每个人都跟我一样，背着点什么，说不出来，也放不下。

走的那天，我姐送我去火车站。她给我买了一大兜子吃的，有面包，有火腿肠，有她腌的咸菜。我说姐，你别操心了，我回去就好了。我姐说，你回去把那小卖部好好干，别瞎想了。我说嗯。

临上车，我姐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说这是两千块钱，你拿着。我说我不要，我有。我姐硬塞给我，说拿着，回去把房子修修，别让人家瞧不起。我攥着那个信封，心里头堵得难受。我姐这些年攒的钱，都贴补给我和我外甥了，自己连件像样的衣裳都舍不得买。

火车开了，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上海一点一点往后退。那些高楼慢慢变小，变成了一片灰蒙蒙的影子。我把脸贴在窗户上，感觉玻璃是凉的。我想着周医生说的话，想着我姐的白头发，想着我爸那根没抽完的烟。

我想明白了。

我这辈子，可能挣不了大钱，可能买不起县城的房子，可能找不到媳妇。但我不偷不抢，不坑不骗，凭力气吃饭，凭良心做人。我爸活着的时候，最骄傲的就是我从小不让他操心。我没给他丢人。

那个眩晕的毛病，回老家之后慢慢就好了。我也不知道是咋好的，可能是想开了，可能是忙起来了。我把小卖部重新拾掇了一下，进了些新货，还在门口支了个摊子卖水果。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去镇上进货，回来摆好，开门，晚上十点关门，数钱，睡觉。日子跟以前一样，但又不太一样。

我不再天天想着挣钱的事了。挣多少算够呢？够吃够喝，能给我姐寄点，能给自己留点，就挺好。我爸那几亩地，我种了点菜，自己吃不完的就拿到摊上卖，新鲜，不打药，镇上的人认。有时候忙完了，我坐在门口抽烟，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心里头挺踏实。

我姐后来打电话问我，药吃了没。我说没吃。她说你咋不听大夫的话。我说姐，我好了。她说你骗我。我说真好了，不晕了。我姐在电话那头笑了，说那就好，那就好。

其实我没告诉她，从上海回来之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把那十五万取出来，给我姐打过去了一半，让她给我外甥在县城付个首付。我姐不要，我说你不要我就不认你这个姐。她哭了，说弟啊，这是你的钱。我说姐，这钱在我手里就是个数字，在你手里才是日子。

剩下的钱，我把小卖部翻修了一下，换了新货架，装了空调。夏天的时候，村里人都爱来我这儿坐坐，买根冰棍，吹吹凉风，唠唠家常。有个婶子还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是邻村的，离过婚，带个闺女。我见了见，人挺好，实在。她说她不嫌我穷，就图我人踏实。我说我也不嫌你带孩子，咱俩一块好好过。

上个月，我去给我爸上坟。我蹲在坟前，给他点了根烟，自己也点了一根。我说爸，我去上海了，看了大医院，啥事没有。我说爸，我给你找了个儿媳妇，过年就领回来给你看看。我说爸，你那几亩地我没撂荒，种着玉米呢，长得挺好。

风把烟灰吹起来，飘到玉米叶子上。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太阳快下山了，把天边染得红彤彤的。我往家走，脚步轻快，脑袋清清爽爽的，一点都不晕了。

我想，人这一辈子，哪有什么大病。大多是心里憋着事，憋着憋着，身体就替你喊出来了。你要是一直憋着，它就真成了病。你要是想开了，放下了，它就啥也不是。

那盒药还在我抽屉里放着，没拆封。我没吃，病好了。这事我跟谁也没说，说了人家也不信。但我知道是真的。因为我终于明白，治头晕的药，不在药房里，在自己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