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对抗背后：韩国拆迁队和钉子户的关系为何不共戴天水火不容？

2005年，韩国导演朴雨相指导完成了一部动作电影《无等山泰山朴洪肃》，影片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在光州市无等山贫民村的一起惊天暴力对抗强拆的大案为原型，融合武侠元素与黑帮动作类型特征，展现小人物对抗强权的悲剧英雄叙事。

电影《无等山泰山朴洪肃》海报

然而，在号称电影审查制度宽松，以敢说真话敢拍真事为骄傲的韩国，这部长两个小时的电影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在影院公映，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是“朴洪肃”的原型在韩国年轻人眼中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反而是一个反抗暴力統治的悲剧英雄，这样一个对韩国政府而言十足是不稳定因素，实在不宜正面宣扬，这样的人物如果深入人心，这民心就散了，还怎么维持統治。

“朴洪肃”的原型叫朴兴肃，1977年4月20日午后，时年23岁的锁匠学徒朴兴肃在韩国光州市无等山脚下的贫民棚户区面对前来强行清场的拆迁队，只使用一把铁锤在以一敌七的情况下杀死五人，制造了一起震惊整个韩国的血案。

朴兴肃1954年出生在全罗南道一个贫苦家庭，早年丧父丧兄，和母亲沈金顺以及三个弟妹相依为命。由于家贫，朴兴肃念完小学就被迫辍学，于1967年独自前往光州谋生，白天在一个锁匠手下当学徒，晚上在煤油灯下苦读，只用五个月时间自学了全部初中课程并通过了初中自学资格考试拿到了初中文凭，然后又用两年时间自学了高中课程并通过了高中自学考试拿到了高中文凭，随后朴兴肃开始自学法律法条，准备在自己满18岁后参加司法考试，梦想成为一名法官。

街坊们都记得，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总会在闲暇时给孩子们辅导功课，遇到邻居有困难，也会主动伸出援手。谁也没想到，这个一心想当法官的温和青年，日后会成为轰动整个韩国的杀人犯。

凭借锁匠手艺攒下的积蓄，朴兴肃把散落各地的母亲、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接到无等山脚下，搭建了一间简陋的棚屋。这里聚居着大量和朴兴肃一样来光州谋生但没无家可归，或者光州本地底层的穷苦人家。大家互帮互助：朴兴肃家揭不开锅时，邻居会分来半块饼；母亲沈金顺生病时，街坊们轮流照看……

今日的无等山公园

1977年年初，光州市政府为了举办全国运动会，由于“高木正雄”大统领朴正熙将要亲自驾临光州主持开幕式，为了美化城市形象以及讨好大统领“卡卡”，光州市政当局决定以“规划建设公园”为名清理位于无等山脚下的棚户区，在这帮光州官员眼中，无等山脚下的棚户区成了必须清除的“污点”，所以一场强制拆迁上演了。

“高木正雄”大统领朴正熙

面对一纸限期拆迁的拆迁通知和气势汹汹的拆迁队，无等山棚户区的居民们奋力抵抗，但面对暴力拆迁显得无能为力。他们多次聚集到市政府请求不要拆掉他们的家园，然而在铁了心要拆掉无等山棚户区的光州市政府面前根本无济于事。朴兴肃还试图用自己学到的法律知识来维权，可是他的维权换来的不是白眼就是嘲笑，遭遇的是字面意义上的“你法我笑”。

接下来发生的强拆过程中，棚户区居民和拆迁队之间的暴力冲突时有发生，起因多是因为拆迁队不但暴力强拆，居民稍有不从就用棍棒“一秒六棍”，许多棚户区居民因此受伤，但敢怒不敢言。而拆迁队自恃有武力有后台，更是变本加厉，还借着强拆的由头向居民勒索“搬迁费”，谁敢不给就暴力相对。

韩国的棚户区

4月20日清晨，光州市政府东区办公室公务员吴钟焕带领六名拆迁队员手持铁锹、木棍、打火机、汽油等凶器登上无等山来强拆朴兴肃的棚屋。朴兴肃看着这群气势汹汹的人态度谦和地表示：“屋里的东西我自己搬，你们也是混口饭吃，别动手伤人。”

但是吴钟焕等人根本听不进去，把居民强行赶出棚屋后开始纵火，目的是为了不让这些居民用拆毁的建筑材料重建棚屋。

看着燃起熊熊烈火的棚屋，朴兴肃的母亲沈金顺突然想起屋顶的夹层里还藏着30万韩元，那是她帮工几年下来好不容易攒下来的积蓄。于是她试图冲回家中抢救，却被两名拆迁队员拦住，冲突之下她被拆迁队员推倒在地，额头磕在石头上流了血。

在点燃了朴兴肃家后，吴钟焕等人又点了距离朴兴肃家只有几十米的一户棚屋，里面躺着一对重病的老夫妇，已经被浓烟呛得咳嗽不止。朴兴肃上前阻止，请求先把两位老人接出屋子再拆棚屋，结果遭到吴钟焕的断然拒绝，声称这是上面的命令，叫他“识相点就滚开！”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朴兴肃心中的怒火，他忍无可忍的取出自制打鸟用的气枪，将吴钟焕等七人逼住，让两个妹妹找来麻绳把他们绑在树干上，怎奈朴兴肃的妹妹们绑人力道太小，被七人挣脱。

脱困后的七人怒不可遏地对朴兴肃实施殴打，朴兴肃虽然常年习武，身手了得，但面对七个人的围攻却也渐渐招架不住，混乱中朴兴肃瞥见一把铁锤，下意识抓了起来当头将吴钟焕的脑袋开了瓢，吴钟焕应声倒地当即毙命，其余六人见状四散逃窜，朴兴肃红着眼追了上去，又先后将四人砸倒，只有两人因为腿脚快得以趁乱逃下无等山捡回一条命。做下此等血案后，朴兴肃快步逃离现场。

待警察赶到时，朴兴肃早已不见踪影，再加上现场的民众有意无意地为朴兴肃遮掩，所以警察除了看到二十多间已经被烧毁的棚屋和五具横七竖八的尸体外一无所获。

朴兴肃逃离无等山后，先去光州城区取走了积攒的全部存款。然后剃头换衣换了容貌，乘坐长途汽车经过丽水前往汉城，盘桓了几天后独自前往韩国中央情报院投案自首，报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并坦白了无等山的血案。

起初，韩国警方对外声称是通过市民举报抓获了朴兴肃，但很快被媒体打脸，被迫确认朴兴肃是投案自首的。整个庭审程序在朴正熙的直接干预下走得极为迅速，朴兴肃全程没有为自己的杀人行为有一句话的辩解，仿佛在叙述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情。

检方以“残忍杀人”为由，请求法庭判处死刑。朴兴肃的辩护律师据理力争：“这是拆迁暴力引发的激情犯罪，被告人无前科，平时正直善良，气枪是用于防身，铁锤是劳动工具。”

律师还提交了百余位居民的证词，证明拆迁队长期存在暴力行为和勒索行为，朴兴肃的行为是在家人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自身遭到围攻的情况下发生的。民间也发起了“救命运动”，不少人认为朴兴肃是“反抗暴政的英雄”，呼吁法院从轻发落。

但光州法院最终驳回了辩护意见，认为朴兴肃“杀人手段残忍，且有逃跑行为，不构成正当防卫”。1979年，韩国最高法院维持死刑判决。

在认罪书上，朴兴肃只写下一句话：“我杀了人就是违法的事情。”

1980年12月24日夜，时年26岁的朴兴肃被绞死。临死前的遗言是：“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想当一名法官，帮穷人做点实事。”

由于朴兴肃在民间有大量的同情者，因此朴正熙政府操纵官方喉舌对朴兴肃进行了大量的抹黑，给他虚构了一个子虚乌有的身份：声称他是是一个富豪，在光州有好几处房产，还有十多条商业街，每年收入十分可观。但他本人行为怪异，在山里跑起来就像动物一样，他的母亲还是一个女巫，一家人都是痴迷巫术的怪人。他杀人只不过是因为和吴钟焕等人的商业纠纷，和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总之就是要把朴兴肃的罪名做实，让民众相信朴兴肃就是一个杀人恶魔。之所以这么做归根结底是韩国军政府惧怕有更多的像朴兴肃一样居无定所、无依无靠的贫苦民众有样学样，如果让民众知道了事件的真像，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他们根本不敢想，没准光州跑男大赛要提前上演了。

这种妖魔化的宣传果然欺骗了一批人，所以朴兴肃在一些人的眼中就是个怪物，是个杀人恶魔，还给他起了“无等山杀人魔”、“无等山泰山”等名号。但是在大多数韩国普通民众眼中，即便朴兴肃的行为过于过激，跨越了法律的边界，但并不妨碍他们视朴兴肃为反抗强权的英雄。

1977年“无等山血案”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仅在舆论层面，朴正熙政府不管是出于面子问题还是里子问题，终于开始重视拆迁过程中的民众权益保护，这起由于强拆引发的案件也算推动了韩国后续拆迁安置政策的完善。

然而老话说得好，人类唯一能吸取的教训就是：他们从来不吸取教训。所以“无等山血案”绝不是第一起因为强拆造成的惨案，当然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起。

1994年4月，釜山市政府决定海云台区圣堂村的建设公寓楼，然而因为拆迁范围内的居民世代生活在这里，他们对搬迁的态度非常坚决。而釜山市政府提出的补偿方案和安置措施都不到位，导致圣堂村将近八百户村民中有一百四十二户拒绝搬迁，而这个时候釜山市政府为了赶工期而态度强硬地采取粗暴的工作方式，这反而激化了矛盾，导致居民们的抵抗情绪更加强烈。

为了对抗暴力拆迁，数十名参过军的圣堂村村民在村中搭建了六层钢结构瞭望塔，有了瞭望塔，拆迁队员一旦接近，村民们可以第一时间察觉并迅速做出反应。不仅让村民们可以观察整个局势，还可以利用高处的优势发动攻击。

凭借瞭望塔的优势，圣堂村村民击退了拆迁队的数次强拆行动，并当了整整两年的“钉子户”，釜山市政府软硬兼施试图逼迫圣堂村村民屈服，但却始终无法得偿所愿。

1996年10月23日，孤注一掷的釜山市政府出动约一千名拆迁队员再度进行强拆行动，并出动了八百名警察作为拆迁队的武力支持。

“清场行动”开始后，千余名拆迁队员在警察的掩护下对圣堂村发起攻击，他们用床板、木板等障碍物作为盾牌，逐步接近村民的防线。而村民们则不断向拆迁队员人群投掷石块和燃烧弹。由于这些村民都是退伍军人出身，因此在抵抗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导致拆迁队员不断有人受伤被抬下来。

眼见拆迁队推进受阻，警察则动用了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进行支援，最终花了数个小时时间将瞭望塔上的抵抗给压制下去，进而攻破了圣堂村村民构筑的防线并占领了瞭望塔。目击者表示，现场简直就是一场“攻城战”，圣堂村附近的交通瘫痪了整整六个小时。

这场冲突导致攻守双方百余人受伤，其中十三人伤势严重，有二十三名圣堂村村民因“暴力妨碍公务”被逮捕，釜山市法院于1997年做出判决，要求圣堂村村民赔付受伤的拆迁队员医疗费5984万韩元；但是因村民大多已经失业，根本无力支付这笔赔偿金，导致“利滚利”下来到2006年时这笔赔偿金光利息就已经超过6200万韩元，而村民方面依然无力支付，最终这笔赔偿金成了一笔烂账。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韩国的旧区改造步伐加快，强拆情况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有愈演愈烈之相，更是有黑帮势力介入强拆，导致局面越发复杂化。

2006年4月20日，汉城龙山四区被韩城市政府龙山区厅划分为再开发区。按照规定，再开发商将向动迁户提供相当于三个月房租的停业补偿金和相当于四个月房租的搬家费用。同年7月动迁开始，但是部分动迁户认为靠开发商支付的补偿金很难维持生计或找到新的住处，所以拒绝搬迁，因此直到2009年1月总共八百九十名动迁人中还有一百二十七人没有搬走。

2009年1月19日5时30分，再开发区内的数名“钉子户”占据了一栋四层建筑的楼顶，并用钢管搭建了一个三层高的岗楼，外侧用铁板围住，用燃烧瓶和猎枪等阻止拆楼人员和警方进入，要求增加搬迁费的数额。

对此，汉城警方采取强硬措施，于1月20日出动特警动用起重机将两个满载特警的集装箱吊送至“钉子户”占据的楼顶发动突袭。结果驻守在楼顶的“钉子户”第一时间点燃了放置在楼顶和岗楼里的几十桶稀释剂，导致现场迅速陷入一片火海之中。

燃烧的四层楼建筑

目击者说：“警察用高压水枪向在楼顶投掷燃烧弹的抗议人群喷射水龙。”消防队员随后扑灭大火并封锁了附近的道路，至少有四十人被困。

最终导致五名“钉子户”和一名特警队员丧生火海，另有三十余人不同程度被烧伤。

媒体引述目击者的描述称：“警察在楼顶对动迁户进行了瓮中捉鳖式的镇压。可能就是因为警方在镇压过程中使用了铁棍和焊接棒等不是镇压工具的利器，才导致人员伤亡规模扩大。”

这起被称为“龙山惨案”的事件瞬间震惊整个韩国，被韩国媒体评为2009年韩国十大新闻之一。事发当天时任总统李明博就下令由检察厅对此事进行调查，时任国务总理郑云灿则亲自前往现场跪地向死者家属道歉，时任汉城警察厅厅长金硕基则被迫引咎辞职。

李明博

检方的调查结论是：警察没有违法行为，但警方镇压行动的适当性与合理性存在问题，随后对二十七名“钉子户”和拆迁队雇员提起刑事诉讼。2009年2月10日，韩国政府决定优先考虑让商铺租户取得新商铺租赁权，提高停业补偿金，并成立纠纷调解委员会以更好地保障相关方权益。

“龙山惨案”的影响力持续影响力非常深远，反映该事件的独立纪录片《2 Doors》于2012年上映，再度引发了整个韩国的社会关注，韩国警察在此次事件中仓促而混乱的表现再度引发舆论的口诛笔伐。

2015年，根据孙雅兰的小说改编、反映“龙山惨案”的悬疑电影《少数意见》在韩国上映，影片讲述了在强拆现场死去的少年的父亲被指控杀害了一名义务警察而被逮捕，辩护律师团为了揭开真相而与企图隐瞒事实的政权作斗争的故事。该片的上映重新引发了公众对该事件的关注与讨论，并借此斩获了第35届韩国影评奖年度十佳影片和第36届韩国青龙电影奖最佳剧本奖。

《少数意见》

直到2018年，“龙山惨案”真相调查委员会依然在要求彻查真相并严惩责任人，遇难者家属依旧在呼吁追究前总统李明博和前汉城警察厅长金硕基的责任，并要求警方公开谢罪及出台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政策。

韩国舆论是这样评价“龙山惨案”的：此次事件件再次确认了韩国再开发行政系统中的制度性缺陷，并成为检验公权力和制度系统能否正常运作的试金石。

可是韩国政府真的从中吸取教训了吗？并没有！强拆事件依然屡禁不止。

2006年9月11日，京畿道平泰市棚户区改造，拒绝搬迁的居民集体抗议“国家暴力拆迁”，然后遭到了韩国警察的暴力清场，现场哭爹喊娘，一片凄惨。

2008年2月22日，大邱豆流市场遭到强制拆除。由于没有给任何补偿，导致市场内卖炒年糕、杂货等的摊主为失去生计而哭成一片。

2008年10月9日，汉城尚道四洞拆迁过程中，八百余名拆迁队员进入社区强拆，对拒不同意搬走的居民和租户拳脚相向，引发暴力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送医。

2009年4月8日，汉城江南区九龙村拆迁改造，拒绝搬迁的居民与拆迁人员发生冲突，多名老人被打伤，受伤的老人在地上疼得打滚，场面见者落泪闻者伤心。

2011年7月21日，汉城明洞商业街改造项目拆迁过程中居民和租户遭到拆迁队员的恐吓和殴打，一名老人被按到墙上的照片被传到网上后立即引发了民众的集体愤怒，市长被迫公开道歉。

2011年8月16日凌晨，汉城江南区浦二洞拆迁过程中，一百多名拆迁队员手持铁锤暴力强拆，对居民进行殴打，导致多人受伤，愤怒的居民对拆迁队投掷燃烧瓶，最终让现场变成一片火海。汉城消防防灾厅总共出动了四十余辆消防车和一百五十名消防员奋战了六个小时最终才将大火扑灭。只不过当天有抗议美韩“肩并肩”军演的大规模抗议，所以此事的热度得以被压了下去。

暴力拆迁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是新鲜事，暴力拆迁事件的根源在于政府的沟通不畅和对民众利益保护的不足，但凡只要前期沟通工作到位，补偿加码足够且拨付及时，一般都不可能闹到刀兵相向的地步。然而像韩国那样拆迁队和“钉子户”之间矛盾如此之深，水火不容，互看对方像杀父仇人一般的却也不多见。

以中国为例，虽然暴力强拆也发生过，得益于政府完善的补偿和保障措施，民众虽然有搬迁的压力，但通常能获得足够的赔偿，且有后续的社会保障作为支撑，有效缓解了矛盾。再加“钉子户”的诉求是多拿补偿，而拆迁队也是拿钱办事，双方本身没有你死我活的矛盾。因此“老中”家即便发生暴力强拆，也少有像韩国这样出动警察来给拆迁队当后盾进行暴力清场的火爆场面，拆迁工作总体上还是顺利平稳的。暴力拆迁的发生不仅仅是因为政府的执法过于强硬，也和社会福利保障、政府与民众的沟通缺失密切相关。韩国政府若能够在拆迁前就进行充分的沟通，合理的补偿措施能够让民众理解并接受拆迁，不管是1977年的无等山惨案、1996年釜山事件和2009年龙山区惨案这样的冲突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然而韩国作为一个伪装成国家的财阀利益共同体，其政府维护的是财阀的利益，拆迁的背后直接受益方无一例外的全都是财阀，民众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的对抗拆迁都会和财阀的利益产生激烈冲突。这不是普通的利益纠纷，而是你死我活、有我无他的阶级矛盾，所以只要财阀这个阶级还存在，和民众之间根本没有调合的空间。韩国政府作为韩国财阀的利益代表，骨子里视韩国平民为可以随便收割的“韭菜”，脑海里就从来没想过兔子被逼急了也会咬人，自然不会对“韭菜”的反抗有什么心理预期，一旦“韭菜”胆敢反抗就会本能地拉满抵触情绪，天然的会倾向于镇压。而韩国警察作为韩国政府的暴力机器，自然只能站在财阀的利益这边对“不听话”的韩国民众“重拳出击”。

另外，韩国拆迁队的人员构成也是鱼龙混杂，韩国政府将拆迁的任务外包给财阀，而财阀为了“降本增效”、花尽可能少的成本干尽可能多的事情，所以赋予拆迁队的职能天然就包括暴力强拆，所以拆迁队成员充斥着大量地痞、流氓和黑社会分子。这帮社会渣滓没有工资可拿，报酬取决于拆迁是否完成，拆掉一座房屋就能拿到一份报酬，否则一毛钱都拿不到。所以这帮人为了拿到报酬就对“钉子户”们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暴力清场，纵火烧房，敲诈勒索钱财，稍有不从就拳脚相加，他们这么做不为别的，都是为了自己的KPI，干得越卖力拿到的就越多，而这些不愿意搬家的“钉子户”都是断他们财路的绊脚石，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这就是韩国拆迁队对“钉子户”们往往痛下死手的根本原因。

韩国政府在面对拆迁时，虽然有法律规定进行合理赔偿，但在实际操作中，赔偿和沟通往往不到位，这导致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补偿标准与民众期望脱节，双方对“合理补偿”的认知差距巨大。沟通机制不畅，缺乏有效诉求渠道，拆迁前缺乏充分的协商过程，拆迁单位态度强硬、工作方式粗暴，民众的异议和诉求得不到制度化的回应，最终只能走向街头抗议或暴力抵抗。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韩国拆迁户普遍不信任政府，即便进入新世纪后韩国政府出台了按照市场价格支付拆迁补偿，哪怕补偿再到位也会因为缺乏信任而天然认为政府的拆迁补偿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使得原本可以商量的补偿因为拆迁户的坐地起价而最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由于双方都有各自的切身利益要维护，所以各自的让步空间都极为有限，“钉子户”们退无可退，拆迁队们又何尝有退让的空间呢？于是乎针尖对上麦芒，矛盾无法调合。

拆迁工作本应以民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引发暴力冲突的导火索。作为政府应当确保在拆迁过程中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公平、公正地处理与民众的关系，从而减少社会矛盾，避免不必要的悲剧发生。然而韩国政府对此始终采取的是护短的态度，始终拒绝彻底追责和反思，比如“龙山惨案”后检察厅调查了一圈下来依旧认定“警察没有违法行为”，仅承认镇压行动的适当性存在问题。这种隔靴搔痒的处理方式难以形成有效的制度性约束，类似的拆迁悲剧反复上演也就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