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的长公主总被影视剧贴上“恶女”标签？

那是在一个暮春的午后，建元二年（前140年）的长安城，未央宫北阙外的驰道上，一辆驷马安车正缓缓停下。

车帘掀开时，一只佩戴着玉镯的手先伸了出来，扶住车辕，随后一位年约五旬的妇人踏上了石板路。

她此行的目的地，是长乐宫。

这位妇人便是馆陶长公主刘嫖，汉文帝与窦皇后唯一的女儿，当朝天子汉武帝的姑母兼岳母。

她此去觐见的是自己的母亲窦太后，为的是陈说一件家事——她的女儿陈阿娇，正被女婿汉武帝日渐冷落，而这一切的起因，是一个叫卫子夫的女人。

这样一位能在皇帝面前为自己女儿争宠的公主，在今日的影视荧屏上，却很难找到同类。

取而代之的，是一类频频出现在古装剧中的“长公主”形象：她们或疯癫痴狂，或贪恋权柄，或手段狠辣，动辄搅动朝局、迫害主角。

从《墨雨云间》中因和亲受辱而心理扭曲的婉宁公主，到《庆余年》中暗中经营走私、与太子明争暗斗的李云睿，长公主似乎成了一种“恶女”的固定模板。

这些角色大多设定在架空朝代，编剧并不需要在史实的桎梏中行事。

然而，历史上的长公主，果真如此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从“长公主”这个称谓本身的来历说起。

《初学记》中明确记载：“汉制：帝女为公主，帝姊妹为长公主。”

同书又载，汉代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与列侯相同，其中“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藩王”。

换言之，长公主不是一种单独的封爵，而是在“公主”基础上的加号——只有皇帝的姐妹，才能获得这个“长”字所代表的尊崇地位。

唐代颜师古在注《汉书》时说得更直白：“年最长，故谓长公主”。

至于“公主”二字的由来，《公羊传》中记载：“天子嫁女于诸侯，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故谓之公主。”

天子不亲自主婚，而是请同姓的诸侯来主持，因此称为“公主”。

这个制度在周代便已有之，到了汉代逐渐定型。

在汉代，长公主拥有两项标志性的经济特权。

其一是“汤沐邑”，即皇帝赐予公主作为沐浴之资的封邑，邑中租税归其享用。

《汉书·昭帝纪》记载，昭帝即位后，将姐姐鄂邑公主“益汤沐邑，为长公主，共养省中”。

同书又载，始元元年，昭帝“益封鄂邑长公主万三千户”。

汤沐邑的收益归公主所有，且按汉代制度，长公主的汤沐邑还具备承袭权，这是普通列侯所没有的。

其二是“仪服同藩王”，也就是说，长公主的车骑服饰、仪仗规格，等同于一国之藩王。

这两项特权，奠定了长公主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位置。

这种特殊位置，在具体的人身上得到了最鲜活的体现。

馆陶长公主刘嫖，约生于公元前189年，是汉文帝刘恒与窦皇后的女儿，汉景帝刘启的同母姐姐。

她在汉景帝一朝被封为馆陶长公主，武帝即位后又加号大长公主，因窦太后之女的身份，又被称为“窦太主”。

刘嫖在景帝时代的政治能量，最集中地体现在“换太子”一事上。

《史记·外戚世家》详细记载了这段经过。

当时景帝已立长子刘荣为太子，其母栗姬受宠。

刘嫖打算将女儿陈阿娇许配给太子刘荣，但被栗姬一口回绝。

而栗姬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刘嫖屡屡向景帝进献美人，导致栗姬日益失宠——“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得贵幸，皆过栗姬，栗姬日怨怒”。

刘嫖因此大怒，转而与胶东王刘彻的母亲王夫人结盟，将陈阿娇许给了刘彻。

此后，刘嫖“日谗栗姬短于景帝”，不断在景帝面前说栗姬的坏话，同时称誉刘彻。

最终景帝废刘荣，立刘彻为太子。

武帝即位后，陈阿娇被立为皇后，“金屋藏娇”的故事便由此而来。

而这段典故的正史记载，实出自志怪小说《汉武故事》，正史中陈皇后的名字并未留存，只在小说中被称作“阿娇”。

刘嫖的政治手腕还延伸到了后宫之外的私人生活。

《汉书·东方朔传》中记载，刘嫖寡居之后，与一名叫董偃的年轻男子私通。

董偃年仅十八便与年过五旬的刘嫖出入同辇，武帝得知后非但没有治罪，反而尊董偃为“主人翁”，准许其入宫觐见。

这件事情既说明刘嫖在武帝面前的特殊地位，也反映了当时长公主在个人生活上拥有的自由度。

然而，同为武帝之姐的阳信长公主，走的则是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

阳信长公主是汉景帝与王皇后所生，初封阳信长公主，嫁给平阳侯曹寿，因而又被称为平阳公主。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也就是说，卫子夫原本是平阳公主府中的歌女，由平阳公主进献给汉武帝。

卫子夫入宫后成为皇后，她的弟弟卫青也因此有了出头之日。

曹寿去世后，平阳公主改嫁给了已成为大将军的卫青。

这段婚姻的促成，据《史记》记载，是汉武帝亲自做的主——他曾对姐姐说，当初是她把卫子夫送入了宫中，如今卫青已是朝廷重臣，两人结为夫妻可谓天作之合。

与馆陶长公主以谋略左右朝政不同，平阳公主的影响力更多体现在她作为皇亲与功臣集团之间的联结纽带上。

她既是武帝的姐姐，又是皇后卫子夫的旧主，还是大将军卫青的妻子——这样的多重身份，使她成为宫廷政治中一根不可忽视的支柱。

长公主制度在汉代确立之后，历代沿袭，但具体形态随时代而变。

三国东吴的孙鲁班，是孙权与步夫人所生的长女。

因东吴公主没有正式封号，她初嫁周瑜之子周循，周循去世后改嫁大将全琮，因此被称为“全公主”。

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后，全公主的政治能量达到顶峰。

她先是谗言害死太子孙和的生母王夫人，又在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二宫构争”中充当了关键角色。

争斗双方两败俱伤后，她劝说孙权立幼子孙亮为嗣，从而成为孙亮时期政治权力的实际操纵者。

全公主的事迹散见于《三国志·吴书》他人的传记之中，史书没有单独为她立传，但她的政治影响力在孙吴后期无人能出其右。

唐代的长公主制度较汉代更为体系化。

《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记载，唐初定制，亲王食封八百户，公主三百户，而长公主加三百户，至六百户。

这是唐初的常制，但高宗以后屡有突破。

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是高宗李治与武则天所生的女儿。

《旧唐书》记载，武则天认为她“多权略”，与自己相似，“每预谋议”。

神龙元年（705年），太平公主参与诛杀张易之兄弟的谋划，因功“进号镇国太平公主”，食实封五千户。

玄宗即位后，她又因参与诛灭韦后集团的谋划而“益尊重”，实封加至一万户。

一个公主的实封达到一万户，这在唐代制度中已是极端罕见的情形。

太平公主的政治触角深入到唐代前期最核心的几次权力更迭。

她曾劝说睿宗虽传位玄宗，但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及重大刑政仍应由太上皇决断。

这种试图在传位后继续保留实权的做法，最终导致了景云二年（711年）前后她与玄宗之间的尖锐冲突。

太平公主最终在先天二年（713年）被玄宗赐死于家中。

她的命运说明，当长公主的政治野心突破了皇权所能容忍的边界时，其结局往往极为惨烈。

北魏时期的长公主制度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象——公主担任女官。

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年），临朝的胡太后拜琅邪公主为女侍中，“加貂蝉，服制同外朝侍中（宰相）”，使其成为胡太后亲信决策集团的一员。

朝臣做出的决定必须经过这些女侍中的审核，提出建议以供太后参考。

琅邪公主的驸马穆绍也官至侍中，夫妻二人同时身处权力中枢。

北魏的女侍中制度是孝文帝改革职官时所设，其职责本是掌管宫内日常事务，但在胡太后临朝期间，女侍中的权力被大大扩展。

琅邪公主的例子说明，北魏的长公主（及公主）在特定政治环境下，能够获得超出常规的制度性权力。

同样是北魏，兰陵长公主的故事则展现了另一种面貌。

兰陵公主是孝文帝元宏的女儿，宣武帝元恪的二姐，宣武帝时进封兰陵长公主，嫁给刘昶的孙子刘辉。

兰陵公主“好妒”，刘辉与公主的婢女私通致其怀孕后，公主“打死该婢女，又剖开婢女的肚子，将其肢解”。

这一骇人听闻的行为导致两人决裂离婚，刘辉的爵位被削除。

但在高阳王元雍等人的劝解调和下，两人又复婚了。

神龟年间（约519年），兰陵长公主怀孕期间，刘辉又与河阴县民张智寿之妹张容妃、陈庆和之妹陈慧猛私通。

公主再次与刘辉爆发激烈冲突，刘辉在盛怒之下对怀孕的公主拳打脚踢，导致公主流产，不久后因伤势过重而死。

这起案件震惊朝野，围绕刘辉的定罪问题，北魏朝廷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法律辩论。

灵太后主张严惩刘辉及与刘辉通奸的张氏、陈氏，认为刘辉犯的是谋大逆之罪，应处死刑；而尚书省则认为公主的死不应全部归咎于刘辉。

最终在皇权的强力介入下，刘辉被判处枭首极刑，两名与他通奸的平民女子也被处死。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判决并未真正执行——刘辉后来被赦免，倒是灵太后本人不久后便在河阴之变中身亡。

宋代的长公主制度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

北宋前期，基本沿袭唐代旧制，皇女称公主，皇帝的姐妹称长公主，皇帝的姑母称大长公主。

《宋会要辑稿》中记载：“本朝制度，多循用前代故事，皇女称公主，姊妹称长公主，诸姑称大长公主”。

但到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因蔡京的建议，徽宗下诏将公主改称“帝姬”，郡主改称“宗姬”，县主改称“族姬”。

诏书称“周称‘王姬’，见于《诗·雅》，考古立制，宜莫如周”，因此采用周代的称谓。

“帝姬”这个称号存续了大约十年，时人认为“帝姬”与“帝饥”同音，视为不吉。

南宋高宗即位后，又恢复了“公主”的旧称。

宋仁宗的长女福康公主，是宋代长公主命运的一个缩影。

福康公主生于宝元元年（1038年），是宋仁宗十三个女儿中最年长的一位。

仁宗子嗣极为艰难，三个儿子全部夭折，十三个女儿中也只有五位活到了成年，福康公主便是其中之一。

正因为如此，仁宗对这个长女宠爱有加，在她年幼时便为她选定了驸马——自己的表弟李玮。

嘉祐二年（1057年），福康公主进封兖国公主，“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成为宋朝首位举行正式册封礼的公主。

然而，这桩婚姻并不幸福。

福康公主与李玮性格不合，婚后生活充满矛盾。

她曾多次向仁宗哭诉，甚至一度提出离婚。

嘉祐七年（1062年），福康公主与李玮正式分居，后虽经调解有所缓和，但夫妻关系始终未能修复。

熙宁三年（1070年），福康公主去世，年仅三十三岁，谥号“庄孝”。

她的一生，从备受宠爱到郁郁而终，折射出公主在政治联姻与个人意愿之间的无奈。

明清两代，长公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百度百科》相关词条概括道：“明清两代，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长公主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没有封地，仅享俸禄与礼仪待遇，更多沦为政治联姻的筹码”。

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规定，公主赐庄田一所，岁收粮一千五百石，钞二千贯。

朱元璋曾赐寿春公主吴江县田一百二十余顷。

但庄田与汉唐的汤沐邑有本质区别——庄田只是赐予的土地产业，不再是具有行政和税收权力的封邑。

明代公主的婚姻制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明初，驸马多选自公侯和功臣子弟，但宣德之后渐选自民间。

明代皇室规定，大凡公主的婚配，“多选择民间英俊善良的男子，不许文武大臣的子弟娶公主为妻”。

这一制度的用意在于防止公主及驸马家族干政，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由于官民脱离，皇室挑选驸马只能靠熟人举荐，骗婚事件时有发生。

嘉靖六年（1527年），皇室为永淳公主招选驸马，便遭遇了骗婚的闹剧。

清代公主制度更为细化。

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仿照明朝制度，规定皇后所生之女封“固伦公主”，品级相当于亲王；妃嫔所生之女及皇后抚养的宗室女子封“和硕公主”，品级相当于郡王。

满文中，“固伦”意为“天下”，“和硕”意为“一方”。

清代公主大多远嫁蒙古王公，承担着联姻与安抚边疆的政治使命，个人命运完全服从于王朝的战略需要。

至此，可以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演变脉络：从汉代的“仪服同藩王”、拥有汤沐邑和承袭权，到唐代的实封可逾万户、能够直接影响皇位更迭，到宋代虽改称帝姬但制度基本延续，再到明清时期政治功能被彻底削弱、仅存俸禄与礼仪待遇——长公主这一制度形态，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参与者到政治摆设的漫长过程。

这条脉络的背后，是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历史大势。

每当皇权稳固之时，长公主的活动空间便被压缩；而当皇权出现缝隙时，长公主往往成为填补缝隙的关键力量。

回到最初的问题：影视剧中的长公主，为何总被贴上“恶女”的标签？

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戏剧性的需求。

在这些影视作品中，长公主往往被设定为女主角最主要的对手或情敌。

以《墨雨云间》为例，长公主婉宁之所以成为大反派，首先是因为她站在了女主角的对立面上。

她并非天生恶种，剧中交代了她曾经被送往代国和亲，经历了巨大的屈辱与创伤。

回国后，她闷死自己的父亲（先皇帝），手段狠辣，行为乖张。

但观众在评价这个角色时，往往会注意到她傲慢跋扈的背后“是一份渴求自由且真挚的情感”。

编剧赋予她的，不仅仅是一个“恶女”的标签，更是一条从受害者到加害者的心理演变线索。

正如有评论指出的：“比起毫无瑕疵近乎圣人的主角，这些恶女反而更具有人性，因为她们身上更显得有七情六欲”。

这种“反派有人性”的叙事策略，在影视创作中并不新鲜，但当它落在长公主这个身份上时，便产生了更深层的张力。

长公主的特殊性在于：她既是皇室成员，又是女性。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权力结构中，她被赋予了极高的身份地位，却又被排斥在正式权力体系之外。

这种矛盾使她的权力始终是间接的、依附性的——她不能直接执政，但可以通过影响皇帝、联姻或后宫斗争来间接施加影响。

馆陶长公主通过扶持刘彻上位来巩固自身地位，太平公主通过参与政变来获取实封，全公主通过在孙权面前进谗来左右储位——这些行为的本质，都是在正式权力结构之外寻找施加影响的路径。

然而，一旦这种间接权力被置于戏剧叙事中，便极易被简化为“干政”和“弄权”。

因为从故事的视角来看，主角的正当权利往往被这些干预者所侵害。

婉宁公主对女主角的迫害，在剧情中有着清晰的反派逻辑，但如果我们追问：为什么一个长公主能够在朝堂上为所欲为？

答案其实隐藏在她与皇帝的特殊关系之中——她是皇帝的姐姐，在封建宗法制度中，长幼尊卑的伦理秩序为她提供了某种超越常规臣民的特权。

影视剧放大了这种特权所带来的冲突，却很少深入呈现这种特权背后的制度性根源。

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维度是：历史上的长公主，其“恶行”往往发生在极其残酷的生存环境之中。

兰陵长公主剖开婢女腹部的行为固然残忍，但《魏书》也记载了她丈夫刘辉的反复背叛；太平公主的权谋固然令人侧目，但她幼年曾遭表哥贺兰敏之逼奸，这段经历在她心中留下的阴影可想而知。

历史中的长公主，大多身处权力斗争的旋涡中心，她们的行为逻辑，需要在具体的政治格局和人际关系网络中才能被理解。

而影视作品为了叙事的紧凑，往往会抽离这些复杂的背景，将长公主的“恶”归结为个人品性的扭曲，从而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些影视作品试图呈现更立体的长公主形象。

例如，在涉及历史人物时，编剧会援引一些史料细节来丰富角色。

但总体而言，影视剧对长公主形象的塑造，始终在“历史的真实”和“戏剧的需要”之间寻找平衡。

这个平衡点一旦偏向戏剧性，长公主就更容易被塑造为“恶女”；一旦偏向历史性，她的形象就会变得更加含混、灰色、难以简单定性。

长公主制度的兴衰，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封建王权演变史。

在汉唐时期，长公主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是因为当时的皇权运作需要依靠宗室和外戚的力量，而长公主恰好是连接这两者的枢纽。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皇权的绝对化，宗室和外戚都被严格限制，长公主的政治功能便随之消失。

婉宁公主在《墨雨云间》中那种近乎癫狂的权力欲望，与其说是历史的写照，不如说是当代人对权力与人性的想象性投射。

荧屏上的长公主，是戏剧的产物，也是我们理解历史的一个切面——透过这个切面，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过去的女性如何与权力相处，也是今天的我们如何想象和讲述她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