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是如何诞生的

20世纪20年代，旧中国贫穷落后、民不聊生，大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苦苦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就在此时，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问世了。《共产党宣言》犹如黑暗大地上的一盏明灯，照亮了千万革命者前行的道路。

第一本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是如何诞生的？在首译和广为传播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哪些令人难忘的故事？

为何选择陈望道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当时社会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泛滥，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什么主义都有。到底哪种主义才能够救中国？彼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正相约筹建中国共产党。为让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大家迫切期待《共产党宣言》完整的中文译本。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在《共产党宣言》初版72年后的1920年3月，年仅29岁的陈望道收到了《民国日报》邵力子的一封来信。信中转达了《星期评论》社戴季陶的邀约，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同时捎来了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有陈独秀委托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供陈望道对照翻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那个时期，报纸上已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的一些片段，但还没有一个人把它全文翻译过来。当时戴季陶也很想自己来完成这一工作，但又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他觉得要完成这本小册子的翻译，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要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要有较高的中文语言功底。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就结识了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很喜欢看他们从苏俄翻译过来的文章，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陈望道不但精通日语，还精通英语，汉语功底也很扎实，三个条件都吻合。另外，邵力子之所以推荐陈望道来完成这一翻译工作，应该还与陈望道在浙江一师从事的语文改革有关，与他在“一师风潮”中的表现有关，与他先前已在报上刊出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邵力子推荐陈望道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够甜，够甜了”

1920年3月底，陈望道回到了义乌分水塘村着手翻译工作。为了能避开各种干扰，静下心来专心译书，他躲进了离住宅不远的柴屋内。柴屋因年久失修破旧不堪，再加上农村的早春天气十分寒冷，尤其到了晚上，刺骨的寒冷冻得他手足发麻。柴屋里只有几件简单用具，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开始译书后，一日三餐和茶水都是他母亲送来的。由于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工作，陈望道消瘦了许多。他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特地包了粽子，配上义乌盛产的红糖，给他补补身体。他母亲在屋外大声问陈望道是否还要加点红糖，他连连回答：“够甜，够甜了！”后来陈望道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却见他满嘴墨汁，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陈望道全神贯注于翻译，竟将砚台里的墨汁当作红糖，将它蘸着吃了！

环境的简陋只是外部客观约束，从根本上说，翻译还存在四个困难。

首先在于翻译本身有很大的难度。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恩格斯后来曾说过，要把它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是异常困难的。

其次，因为是首译，除了日译本、英译本《共产党宣言》底本和借来的两本字典（一本英汉字典、一本日汉字典），对陈望道来说再也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材料了，但他还是较为准确地表达了原著的含义。

翻译的第三个困难是，翻译的时间很紧。因为建党，因为救国，都急需了解《共产党宣言》的全文，所以，对于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间要求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翻译的第四个困难是，陈望道对译文的精益求精。为了使《共产党宣言》的译文能让更多的人看得懂、听得懂，译文必须通俗化、大众化，为此他采用了通篇白话文的译法。这在当时白话文并不十分流行的情况下，是有非常大的难度的。他用通畅的白话文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时隔106年后的今天来看仍十分流畅，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不但如此，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人，从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还随处可见一些白话文修辞学风气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表现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就是这样，他在天寒地冻的极差翻译环境下，迎着困难，白天黑夜连着干，全然忘我地一字一句地斟酌，一字一句地推敲，“花了比平时译书多五倍的功夫”，终于在1920年4月下旬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一书的全文翻译工作。

18年间的近40个版本

1920年4月底村里人进城给陈望道捎回了一份电报，《星期评论》社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的编辑工作。于是，陈望道带着翻译完的译稿来到上海。到上海后，住在三益里李汉俊家，并把译稿连同日文版、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李汉俊校阅。李汉俊校完后又给陈独秀再校，最后由陈望道改定。

原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但因该刊的进步倾向被当局发现后勒令停办，直到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共产党宣言》才由“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得以出版。由于出版、印刷都很仓促，8月初版《共产党宣言》的书名被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这个错版本因为封面是红色头像，所以又被称为“红头版《共产党宣言》”。这本书首版只印了1000册。1920年9月，再版重印了1000册，同时把书名改正过来，换成了马克思的蓝色头像，称为“蓝头版《共产党宣言》”。

由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继“又新印刷所”之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和新文化书社等出版单位又相继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仅平民书社在1926年1月至5月就重印了10次，到5月已是第17版了。后来，广州国光书店、湖北武昌长江书店等又印了近20版，加上1937年—1938年间汉口人民出版社、延安青年出版社重印的三个版本，在1920年—1938年的18年间，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重印了近40个版本。

目前，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初版本国内仅存12本，分存于上海图书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社科院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档案馆（原上虞市档案馆）、温州图书馆、山东东营历史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1920年—1938年的18年间，《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地由上海迁至广州、武汉和延安，出版的陈译《共产党宣言》可分为正装本和伪装本二类。译者名字，依目前存有资料看为陈望道、陈佛突、陈晓风和仁子。在1920年—1927年间出版的基本为正装本，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则多为伪装本。伪装本没有译者、没有出版地，就是书名也仅用《宣言》二字。

1920年陈译《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是出于当时革命形势的需要，所以在1920年8月中共上海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在发函至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要求他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也寄去了陈译《共产党宣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在学习陈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传阅、热议，甚至辩论，此后即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所以，可以说，陈译《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不但为1920年中共上海早期组织的成立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也为中国共产党全国各地早期组织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并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一代人。

此外，1920年—1938年间出版的近40个版本陈译《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宣言》随军散发，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北伐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宣言》被反动当局列为禁书，涌现出许多革命者不惜牺牲生命保护、学习此书的感人事迹。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与陈望道译《宣言》的再版

2012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伍正华写的《信仰的味道》一文，专门谈及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够甜，够甜了！”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讲述、提及这个故事，阐释“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2018年5月，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复旦大学将陈望道旧居辟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向社会开放。《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开馆后，复旦大学的师生党员自发组建了一支“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讲解陈望道老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两年后的2020年6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说：“现在，你们积极宣讲老校长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你们坚持做下去、做得更好。”

随着《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的对外开放，2019年至2025年，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线装书局、辽宁人民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再版本先后问世，合计近10个版本，其读者群除党政军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外，还覆盖大中小学校的广大师生。

百余年来，在《共产党宣言》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不仅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花在中华大地持续绽放。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又恰逢陈望道诞辰135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作者为陈望道之子、复旦大学教授）

原标题：《第一本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是如何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