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乡试舞弊案，两位高官竟在大街上当场扭打撕扯

康熙五十年九月初九，江宁江南贡院门前，数千名士子挤在一处看榜。

榜单贴出，人群中先是死寂，随即炸开了锅。

叹息声、叫骂声、哭泣声搅作一团。

落榜者中不乏素有文名的才子，而榜上赫然在列的，竟有不少扬州盐商子弟，其中吴泌、程光奎等人，素以文理不通闻名乡里。

人群中有人高喊：“贡院——卖完！”

随即有人找来纸张，将贡院匾额上的“贡院”二字糊上，改写成“卖完”，高高悬挂示众。

南京城的骚动很快传遍江南，而苏州的反应更为激烈。

苏州历来是江南人才最盛之地，此次乡试，全城上千名考生中仅取中十三人，而这十三人中竟有五人是通过行贿登榜的。

九月二十四日，苏州全城士子一千余人聚集在玄妙观，公推廪生丁尔猷为首，抬着一尊泥塑财神像，浩浩荡荡进入府学，将财神塑像锁在夫子庙的明伦堂上。

士子们高声演说，声称不服所发榜文，竞相作诗词、写对联，四处张贴。

其中一副对联流传最广：“左丘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

上联以双目失明的左丘明影射正主考左必蕃对舞弊视而不见，下联以胆大包天的赵子龙影射副主考赵晋受贿卖功名。

还有人写下“一经岂有一金之妙，多才不如多财之灵”，讥讽科场已沦为财场。

这场风潮的源头，是一年前就已经开始酝酿的舞弊。

康熙四十九年秋，扬州大盐商吴荣赞之子吴泌，通过层层关系找到前巡抚的家人李奇，预付三千两银子买通关节。

另一位富商之子程光奎，则与山阳县知县方名早有往来，方名曾在程家书房里见过程光奎的文章。

乡试入场前，程光奎将三场文字埋藏在贡院内的隐蔽之处，入场后抄写出来，方名阅卷时认出旧文，即行呈荐。

吴泌走的则是另一条路。

他与李奇约定在卷中标下“其实有”三字作为暗号，副主考赵晋阅卷时看到暗号，便将其取中。

赵晋当堂供认，考前确实私收黄金三百两。

这些关节、暗号、埋藏文字的手法，后来在扬州的钦差行辕中被一一供出。

江南的骚动很快被两个特殊人物密奏给了远在北京的康熙帝。

苏州织造李煦和江宁织造曹寅，名义上是皇家买办，实际是康熙安插在江南的耳目。

李煦连发密折，将苏州士子抬财神像入府学、张贴诗词对联的详情一一奏报，并将士子们写的歌谣抄呈御览。

曹寅也在奏折中报告：“扬州秀才扰攘成群，将左必蕃祠堂尽行拆去，后传闻是副主考赵晋所为，始暂停息”。

康熙看过李煦的密折后，在折子上朱批：“纷纷议论，京中早已闻知，可羞之极矣！”

随后，正主考左必蕃和江苏巡抚张伯行的题本也到了。

左必蕃在疏中承认，句容县知县王曰俞所荐之吴泌、山阳县知县方名所荐之程光奎，皆不通文理之人，请求将二人提至京城复试，或发督抚严讯。

张伯行的奏折则更为直接，他写道：“今岁江南乡试，发榜后，议论纷纷，九月二十四日，有数百人抬拥财神像，直入学宫，口称科场不公，臣不敢隐匿，请旨严查。”

礼部起初建议将吴泌等人押解京城复试，康熙帝否决了这个方案，认为恐有掩弊之嫌，决定立案彻查。

他命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张鹏翮、漕运总督赫寿为钦差大臣，速赴江南，会同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共同审理。

左必蕃、赵晋二人解职待审。

张鹏翮是四川遂宁人，康熙曾称其“天下廉吏无出其右”。

十一月二十七日，钦差一行抵达扬州，设立行辕，两江地方官吏齐聚扬州听审。

初审对苏州舞弊考生的审理较为顺利。

张鹏翮将席玕等五名有作弊嫌疑的考生提审复试，发现席玕确实文理不通——默写《百家姓》“赵钱孙李”四个字，竟只会写一个“钱”字，且复试文字与科场原卷笔迹不符。

席玕供认乡试时曾夹带书册文章入场，但对笔迹不同一事，专案组暂未深究。

对副主考赵晋的审理则波折得多。

开堂会审之日，赵晋当堂供认私收黄金三百两，同考官王曰俞和方名也供认，将在试卷中做了关节暗记的吴泌、程光奎等人荐为举人。

张鹏翮随即传讯吴泌和程光奎。

吴泌供称，关节是托前任巡抚的家人李奇代送的。

程光奎则被要求默写原卷，结果“稷黍”讹为“稷委”，“丰稔”讹为“丰稳”，“蚕桑”的“蚕”字竟不成字。

程光奎最终供认，三场文字是事先埋在贡院内的。

但就在案情看似水落石出之际，一个关键人物进入了审讯视野——泾县知县陈天立。

吴泌的供词牵出了另一条线索：他不仅向赵晋行贿，还通过李奇向两江总督噶礼的家人轩三送过金银，而陈天立正是居中传话之人。

这条线索一旦坐实，就意味着封疆大吏噶礼也卷入了科场舞弊。

张伯行抓住这条线索，要求顺藤摸瓜、追根究底。

噶礼却一反常态，拍案怒吼：“大胆刁民，竟敢当堂诬陷封疆大吏，快拉出去乱棍打死！”

张伯行当场制止：“犯人口供尚未录全，岂能轻易棒杀？”

两人在公堂上剑拔弩张，会审无法继续。

张伯行随即上疏弹劾噶礼，称其在科场案中索银五十万两，并“抗旨欺君，营私坏法”。

噶礼不甘示弱，反参张伯行“七大罪状”，并影射张伯行与戴名世文字狱案有关联，企图将张伯行置于死地。

康熙不便直接表态，下令将两人一同解任，交张鹏翮一并审理。

但正是在扬州厅堂上的一次对质，让事态彻底失控。

据《清稗类钞》记载，两人对簿公堂完毕，走出门时“以相争而相殴”，噶礼身躯雄壮，张伯行也魁梧过人，噶礼不是对手，被张伯行一脚踢倒在地，满地打滚。

两位封疆大吏当街扭打，体统尽失，江南官场为之哗然。

案件拖延不决之际，意外接连发生。

康熙五十一年二月，泾县知县陈天立在重镣监禁下自缢身亡。

据记载，看押他的狱卒喝醉了酒昏睡不醒，案犯解下腰带自缢。

陈天立一死，追查噶礼受賄的关键一环断了。

紧接着，安徽巡抚叶九思也病故。

康熙帝接连收到曹寅和李煦的密折，密报关键证人在监中自缢、造成死无对证的局面。

李煦在密折中更直接指出，两钦差大臣畏惧噶礼权势，不敢秉公执法。

与此同时，张伯行被解职的消息传到民间，扬州、苏州百姓愤愤不平，相继罢市抗议。

扬州百姓扶老携幼涌到会馆，知道张伯行为官清廉，不肯收礼，便用水果蔬菜相送，要求他收下百姓的心意。

而噶礼在江宁的支持者也连续两日罢市，投递呈文请求留任噶礼，甚至用木料和石块堵塞了噶府大门。

康熙帝看到两边的呈文，感到蹊跷，密令曹寅打探实情。

曹寅密奏：“满兵为总督者多，秀才为巡抚者多。”

意思是支持噶礼的多为满洲军人，支持张伯行的多为汉族读书人。

康熙由此确认，江南民心所向，是非已明。

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九卿会议对此案作出最终裁决。

赵晋原拟斩监候，但因“系副考官，擅通关节，大干法纪”，改照顺治丁酉科场例斩立决。

呈荐吴泌试卷的同考官王曰俞，原拟流三千里，改斩立决。

呈荐程光奎试卷的山阳县知县方名，原拟绞监候，因与程光奎素有往来、明知其抄录旧文仍行呈荐、榜后又索谢，改斩立决。

夤缘中式的吴泌及说事通贿的俞继祖等人照原拟绞监候。

程光奎照原拟绞监候；倩人代笔中式的徐宗轼及夹带中式的席玕，照原拟枷责。

正考官左必蕃失于觉察，革职。

康熙在谕旨中说：“乡会试皆抡才大典，关系紧要。

今见考试官不遴取真才，止图贿赂，夤缘作弊者渐多。

此等人若不加严处，即行正法，断乎不可。”

至于噶礼与张伯行的互参案，康熙最终裁定：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

康熙对大臣说：“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妇孺无不尽知。

朕以张伯行为天下清官第一，断不可参。”

噶礼被革职后，江宁支持者用木料石块堵住噶府大门，不让他卸任出门，但终究无法改变旨意。

赵晋在行刑前死于扬州狱中，有人说他是自缢，也有人说他的同年王式丹入狱探视时，以死弓代赵，助其越狱而逃。

朝廷此后第六次命令张伯行在苏州审讯王式丹，直到康熙五十五年因赵晋“通缉多年无获”，才释放王式丹了结此案。

此案结案后，康熙曾题《为考试叹》一诗，立碑于全国贡院之中。

严刑峻法之下，江南科场在此后半个世纪中再无舞弊传闻。

九月二十四日那个下午，苏州玄妙观前散去的人潮中，有人在府学明伦堂的墙上重新贴了一副对联。

财神像仍然锁在堂上，塑像的脸朝着门外，正对着江南贡院的方向。

风吹过时，糊在“贡院”匾额上的纸角掀起来一角，露出底下那个被涂改的“卖”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