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为北宋顶流人物，仕途坎坷凄惨，三任妻妾依然不离不弃，儿子孝顺又体贴！

绍圣四年，也就是1097年，海南儋州，六十岁的苏轼带着儿子苏过渡海而来。这里远离汴京，山海阻隔，气候湿热，言语风俗也与中原大不相同。父子二人没有显赫仪仗，只有几箱书、一担行李，以及被贬之后仍未熄灭的读书写作之心。

苏过没有留在惠州享受稍安定的日子，而是把妻儿托付给兄嫂，自己陪父亲前往更荒僻的海南。对一个已经成家的人来说，这不是一句“孝顺”就能轻轻带过的选择。那意味着与家人分离，也意味着把自己的前途和安危，系在一位年过六旬、屡遭贬谪的老人身上。

儋州的生活很苦。父子住处简陋，粮食不丰，疾病又时常侵扰。苏轼后来仍能读书、作文、讲学，和苏过的照料分不开。当地山芋被做成羹汤，苏过想办法改善父亲的饮食。苏轼吃后称赞不已，还留下了有关“玉糁羹”的文字。

这件小事很有分量。

苏轼一生写过许多惊世文章，可到了晚年，真正让他安稳下来的，未必是官场上的消息，也未必是文坛上的声名，往往就是身边有人替他张罗饭食，有人替他整理书卷，有人在疾病和困顿中守着他。

苏过在儋州被人称作“小坡”，不只是因为他是苏轼的儿子，更因为他长期追随父亲读书作文。父亲教他文章，也教他如何在逆境中自处。父子相依为命的日子里，苏轼没有停止创作，苏过也没有把陪伴父亲看成一种负担。

这正是苏轼晚年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面。他并非凭着一股孤勇独自熬过贬谪岁月，而是一直有人在背后托住他。那些人没有站在朝堂最显眼的位置，却决定了他能否安稳地走完一段又一段艰难道路。

苏轼出生于1037年，眉州眉山人。苏家并非世代显贵，父亲苏洵早年科举失意，直到二十七岁才真正发愤读书。屡次落第之后，苏洵曾焚去旧稿，闭门苦读，重新从经史百家中寻找根基。

这种经历，对两个儿子的影响很深。

苏洵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成熟学问的人，他是在失败中重新站起来的。父亲夜读，苏轼和苏辙便在一旁读书；父亲反复思考文章，兄弟二人也跟着琢磨道理。所谓家学，未必只是把书本知识传下去，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看见，一个人怎样面对自己的失意。

苏轼性格外放，思路活跃，喜欢从文章和历史中寻找气势。苏辙则更为谨慎，做事周密，遇到问题习惯多想一步。苏洵对两个儿子的教导并不完全相同，正是这种差异，后来塑造了“一门三苏”各自鲜明的文章气质。

母亲程氏给予苏轼的，则是另一种力量。

苏洵外出游学时，程氏亲自教苏轼读书。她不只让孩子背诵章句，还常常讲历代人物和政局成败。苏轼十岁左右，已经能够说出历史故事中的关键所在。这个年龄的孩子，能不能记住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开始明白，读书不能只为取功名，也是在判断什么值得坚持。

程氏为苏轼讲《后汉书》中的范滂故事时，母子之间有过一段著名问答。苏轼问：“如果我是范滂，母亲会答应吗？”程氏回答：“你能做范滂，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这不是简单的训诫。对一个孩子来说，母亲是在告诉他，读书人一旦认定是非，就不能只计算个人得失。后来苏轼屡遭打击，许多时候说话过于直率，甚至因此招来牢狱之灾，但他始终没有把文章完全变成逢迎权势的工具。程氏早年的教育，显然在其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嘉祐二年，也就是1057年，苏轼二十一岁，苏辙十九岁，兄弟二人同榜进士及第。那一年，苏家兄弟从眉山走入京城，名声迅速传开。可科场上的风光，并没有保证他们此后一帆风顺。

北宋政治风向变化很快。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引发激烈争论，苏轼对部分措施有不同看法，屡次上疏表达意见。政见不合，使他先后辗转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地方任职让他有机会治理水患、赈济百姓，却也使他不断远离权力中心。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079年的乌台诗案。

当时苏轼任湖州知州，被御史台以诗文讥刺朝政等罪名逮捕。四十多岁的苏轼从地方官任上被押往京城，关进御史台狱中。诗句被逐字搜检，旧文被反复解释，家人也陷入惶恐。

苏辙没有选择沉默。他上书宋神宗，请求以自己的官职替兄长赎罪。信中承认哥哥性情直率，却强调他并非有意诽谤朝廷。苏辙甚至写明，愿意交出自己的官职，只求兄长免于死罪。

“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

这句话的分量，不能只用兄弟情深来概括。北宋士大夫把仕途看作施展抱负的渠道，苏辙当时官职并不显赫，却愿意拿自己的政治前程去换哥哥一线生机。后来苏轼获罪较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也受到牵连，兄弟二人的命运再次被拴在一起。

苏轼到黄州后，生活一度十分窘迫。没有实权，没有俸禄保障，一家老小的吃穿都成了问题。朋友帮助他取得城东荒地，他便亲自开垦，筑屋种田，自号“东坡居士”。这一时期的苏轼，不只是写出赤壁文章的名士，也是要计算米粮、安排柴火的中年父亲。

苏辙对哥哥的接济，往往不在诗文中大书特书，却实实在在支撑着这个家庭。后来苏轼再贬惠州，修桥筑堤时捐出朝廷所赐犀带，资金仍然不足，苏辙和夫人拿出家中金钱相助。惠州西湖的工程因此得以继续，百姓后来把堤桥与苏轼联系在一起，但背后的兄弟互助同样不可忽视。

兄弟之间也有无法替代的精神联系。1076年中秋，苏轼在密州任上，苏辙同在山东，却未能相聚。那一夜，他写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词中写月，所牵挂的却是远方的弟弟。文学史记住了名句，家庭史则记住了那份无法团圆的惦念。

苏轼的婚姻生活，也不是一条平坦道路。

第一位妻子王弗，出身眉州青神，知书达理，性情谨慎。她嫁给苏轼时年纪尚轻，却很懂得观察人情。苏轼与客人谈话时，她常隔着屏风听取言语。客人离去后，她会提醒丈夫：哪些人值得交往，哪些人不能轻信。

苏轼文章锋利，性情直爽，容易把真话说得太快。王弗的谨慎，恰好补足了他的短处。可惜治平二年，也就是1065年，王弗病逝于京师，年仅二十七岁，留下年幼的儿子苏迈。

十年之后，苏轼在密州梦见亡妻，写下《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词里最刺人的不是华丽辞藻，而是“尘满面，鬓如霜”。梦中的王弗仍在窗前梳妆，而现实中的苏轼已经在仕途风雨中迅速衰老。一个人对亡妻的思念，往往要等到夜深无人时才真正显露出来。

王弗去世后，苏轼续娶王闰之。她是王弗的堂妹，性格朴实温和，长期陪伴苏轼辗转各地。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再到黄州，仕途每一次变化，都意味着全家重新收拾行装。

王闰之不仅照料苏轼，也把前妻留下的苏迈视如己出。后来她又养育苏迨、苏过，几个孩子在她眼中没有亲疏之分。苏轼在祭文中称赞她尽到妇职，母爱深厚。这样的评价，并不是对一位妻子的客套，而是对她多年操持家庭的确认。

苏轼在外面面对政争和贬谪，王闰之在家中处理的却是更琐碎、更持久的难题：孩子读书，家人饮食，迁居安排，亲友往来。没有这些事务的稳定，苏轼很难把全部精神用于政事和文章。

元祐八年，也就是1093年，王闰之病逝。苏轼经历了第二次丧妻。此后，他没有再正式续娶，陪伴他走过晚年困顿的，是王朝云。

王朝云原为钱塘人，聪慧敏锐，后来成为苏轼身边重要的侍妾和知己。苏轼曾问身边人，自己腹中究竟装着什么。有人说是文章，有人说是学问，朝云却回答：“一肚皮不合时宜。”

这句话之所以传开，不只是因为机敏，更因为她确实懂苏轼。她明白这个男人为什么在政治上屡屡碰壁，也知道他为什么明知容易得罪人，仍不肯把所有话都咽回去。能听懂一个人的脾气不难，能理解他的坚持，却需要长期相处。

苏轼被贬惠州时，王朝云随行南下。那时苏轼已接近六十岁，长途跋涉、岭南气候和生活困顿，对一个老人的身体都是考验。王朝云照料他的起居，陪他度过惠州岁月。绍圣三年，也就是1096年，王朝云病逝于惠州，年仅三十余岁。

苏轼把她安葬在惠州西湖附近，并为她写下墓志铭，称她侍奉自己二十三年，始终忠敬如一。所谓不离不弃，并不只发生在风光得意时，更体现在一次次搬迁、一次次贬谪和一场场疾病之中。

苏轼的仕途确实坎坷。乌台诗案后，他在黄州度过多年；绍圣年间，又被贬惠州；1097年再赴儋州。一个在京城名声极大的文人，被一次次推向远方，官职和声望都无法给他稳定生活。

可他的身边始终有人。

父亲留下的是勤学不屈的家风，母亲留下的是守住是非的骨架，弟弟在危急时刻愿以官职相救，妻子们替他维持家庭、辨识人情、照料病体，儿子则在晚年挑着书担陪他渡海。

1100年，苏轼遇赦北归。次年六月，他抵达常州。此时的苏过仍在身边，陪父亲走完最后一段路。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终年六十四岁。临终前，他最难放下的遗憾之一，是未能再见弟弟苏辙一面。

苏辙后来为兄长作祭文，写下“未尝不同，今乃独先”。兄弟二人同登科场，同受政治风浪牵连，也曾在漫长岁月里彼此牵挂。苏轼先行离去，留下的那个人，只能替他整理遗稿、撰写墓志，把一生相伴的兄弟情分收进文字。

常州顾塘桥畔，苏轼走完了从眉山少年到北宋名士的一生。那条路上有春风得意，也有牢狱、贬谪和丧亲之痛。真正陪他穿过这些关口的，不只是才华，更是家人用日复一日的照料、冒险和守候，替他挡住了许多看不见的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