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阵子,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张俊妮的测算引发广泛讨论:如果维持当前的生育水平不变,100年后中国总人口可能降至4亿左右。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人口学方法的严谨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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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一边是“不婚不育”成了不少年轻人的生活选择,另一边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676.5万对,比上年增长10.8%,25到29岁连续13年是结婚占比最高的年龄段。
结婚人数看似回升,出生人口却没跟着回暖,问题到底卡在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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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略的中间变量——“找得到人”比“想不想生”更卡脖子
聊到低生育率,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现在年轻人都不想生孩子了”,甚至给年轻群体贴上“自私”“任性”的标签。
但人口研究者的结论却和这种直觉不太一样:已婚女性平均生育两个子女,超过七成的夫妻婚后会生到两胎以上。
也就是说,只要走进婚姻,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其实是能释放的。真正拖低生育率的,不是“婚后不想生”,而是“想结却结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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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项针对20到49岁人群的调研,抽选了一万个样本询问是否有稳定交往或可发展的对象,结果只有三成出头的人给出了肯定答案。
换句话说,十个未婚年轻人里,有六七个身边连个能谈恋爱的对象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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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圈子窄、工作忙、社交少,很多人不是主动选择单身,是根本没机会遇到合适的人。连交往的人都找不到,结婚自然无从谈起,更别说生孩子了。
25到29岁的年轻人大多还处在事业上升期,想着先拼工作、攒资本,觉得结婚生子可以往后放放;可到了30到39岁,男女的态度就慢慢分出了差异。
很多女性说,不是不想结婚,是一直没遇到三观合拍、相处舒服的人;而更多男性的顾虑更现实:经济条件还没准备好,不敢轻易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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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社会对男性的经济期待一直没怎么松动,有没有稳定住所、收入够不够养家,依然是很多人眼里成家的基本前提。
再加上房价居高不下,养孩子的成本也越来越高,结婚的经济门槛被越抬越高。
大家不是不想结婚,是要攒够结婚的“底气”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等终于觉得准备好了,生育的黄金年龄也悄悄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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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它的产能正在被重新定价
就算跨过了找对象、凑首付的门槛,顺利走进婚姻,还有另一重现实横在面前:组建家庭这件事本身的成本,正在被重新掂量。
如果把家庭看成一个提供陪伴、养育、生活照料的“小单元”,它的运转离不开时间和人力的持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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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这套系统能平稳运行,很大程度上依赖默认的性别分工:男主外女主内,女性承担大部分家务和育儿工作。但这套沿用了几十年的默认规则,现在越来越走不通了。
现在女性的教育水平和职场表现一点都不输男性,很多人在事业上同样有自己的追求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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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如果女性把大量时间花在家庭里,放弃的职业发展机会更多,也就是常说的“机会成本”变高了。
可现实是,直到现在,七成到八成的家务还是落在女性身上,结婚之后,女性新增的家务量远远超过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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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职场上的自我实现,一边是家庭里的繁重付出,两相权衡,很多女性自然会对结婚生子更谨慎。
不光是家务劳动,养孩子本身也早就不是“多添一双筷子”的事了。从奶粉尿布到早教上学,再到各种生活开销,养育一个孩子的投入逐年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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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托育费用就差不多占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近一半,相当于父母一方近一半的收入都要投进去。
当养育一个孩子的投入快赶上一个成年人的全部收入时,生不生、生几个,就不再是顺其自然的选择,而成了一笔要反复掂量的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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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重心正在从“产房”前移到“婚房”
当婚育的成本越来越高,光靠个人扛显然不现实。好在我们也能看到,政策的着力点正在悄悄往前移,从过去盯着产房里的生育,转向先帮年轻人迈过结婚安家的第一道坎。
过去说起生育支持,大家想到的往往是产假、生育津贴这些产后政策。但现在越来越明显的是,卡住婚育的关口,早在怀孕生孩子之前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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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十五五”规划纲要里就明确提出,住房保障和购房政策要向多子女家庭倾斜,支持多子女家庭子女同校就读。
不少地方也在探索,给初婚初育家庭在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税费上提供优惠。说白了,就是先帮年轻人把安家的门槛降下来,不用再为了一套房掏空积蓄,才敢想结婚生子的事。
另一边,普惠托育也在加快补短板,这些年全国普惠托位一直在持续增加,全日托的平均价格也有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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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没有托育”到“能不能上得起、离家近不近”,托育服务的不断完善,就是帮家庭卸下一部分育儿的重担,让年轻父母不用在“上班”和“带娃”之间做单选题。
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变化是,政策不再只盯着已经生了二胎三胎的家庭,也开始关注“初婚初育”这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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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支持的关口又往前挪了——不仅要帮已经生了的家庭减负,也要帮准备结婚、准备生第一个孩子的年轻人降低门槛,让第一步迈得更容易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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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2025年结婚登记10.8%的涨幅,像是一个微弱的回暖信号。但这个反弹能不能持续,最终还要看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年轻人从遇到合适的人,到决定结婚,再到生下第一个孩子,这条路上的每一道门槛,是不是真的在变低。
住房政策在松动,托育供给在增加,但婚配市场的结构性失衡、家庭内部劳动分工的调整,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比政策文件更长的时间。
人口曲线的转向从来不是单靠某一项政策就能完成的。只有当结婚不再是负担的开始,生育不再是人生的牺牲,婚育重新成为普通人敢选、能选的选项,百年后人口的那条预测曲线,才有可能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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