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把我妈叫到办公室的时候,我正蹲在ICU门口的走廊里啃一个凉透了的包子。
那包子是我早上在医院门口买的,荠菜猪肉馅,三块钱一个。咬了两口咽不下去,就攥在手里,攥得皮都破了,馅儿露出来,油沾了一手。我妈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但没哭,她走到我面前,说,医生说了,小舅这个情况,救回来大概率也是植物人。就算醒过来,右边身子动不了,话也说不了,得有人二十四小时伺候。ICU一天八千,康复治疗一个月两三万,是个无底洞。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在念一段跟自己无关的说明书。
我没说话。我手里那个包子已经彻底凉了,硬邦邦的,像块石头。走廊那头传来一阵哭声,不知道是哪床的家属。护士推着一辆器械车从我面前经过,轮子碾过地砖,咯吱咯吱的。
我妈又说,你小舅妈的意思,是不治了。拔管。明天上午。
我张了张嘴,想问那是我小舅,你亲弟弟,你舍得吗。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我看见我妈的手在抖,她把手插进裤兜里,以为我看不见。她七十一了,帕金森三年,自己走路都费劲,每个月药钱就要两千多。我爸去年做了心脏搭桥,花了十几万,医保报了一半,剩下的我跟我姐凑的。我小舅这一病,我媽从深圳赶回老家,在ICU门口守了五天,血压飙到一百七,吃了两粒降压药才压下去。
这些账,谁都会算。不用算盘,掰手指头都算得清楚。
小舅是五天前倒下的。那天下午他在镇上棋牌室打牌,摸了一手好牌,刚喊了一声“碰”,人就往后一仰,连人带椅子摔在地上。旁边的人以为他是滑了一跤,笑着去扶他,发现他嘴歪了,左边胳膊耷拉着,像条死蛇。送到镇医院,拍了CT,医生一看就说,脑梗,大面积,赶紧往市里送。
我小舅妈在电话里哭得说不清话,我妈接的电话,放下电话就开始收拾东西。她跟我说,你开车送我回去。我请了假,开了六个小时的车,从深圳到老家,一路上我妈一句话没说,盯着窗外看。到了市医院,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小舅在ICU里,身上插着管子,脑袋肿了一圈,脸色灰白,嘴巴张着,像一条搁浅在岸上的鱼。
小舅妈坐在ICU外面的塑料椅上,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肿得只剩两条缝。看到我妈,她站起来,叫了一声姐,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哭。
那是我第一次见小舅妈哭。她这个人,我从小就认识,一辈子要强,在镇上开了个早餐铺子,每天凌晨三点起来蒸包子,风雨无阻。小舅年轻的时候在厂里上班,后来厂子倒了,他就没怎么正经干过活,天天打牌,偶尔帮小舅妈看看铺子,也是坐在门口抽烟,吆喝声比谁都大,活都是小舅妈一个人在干。我小时候去他们家,小舅妈永远在忙,小舅永远在牌桌上。
可现在牌桌上的人躺下了,小舅妈的包子铺也关了门。她守了五天,铺子一天不开就少一天的钱,但她一步没离开过医院。我妈让她回去睡一觉,她说不困。我妈说你不困也要睡,你要倒了谁管他。她说,姐,你别管我。
但“不治了”这个话,是小舅妈先提的。
那天是第四天晚上。ICU的医生把家属叫到一起,说人一直没醒,瞳孔反射越来越弱,脑水肿还在加重,就算命保住了,大概率也是重度残疾。小舅妈问,那醒来的机会有多大。医生说,不好说,百分之十吧。小舅妈又问,醒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医生说,乐观的话,坐轮椅,需要人全天照顾。小舅妈问,那得多少钱。医生说,先准备三十万吧。
小舅妈没说话。她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走廊尽头,面朝窗户站着。我妈跟过去,两个人说了很久。我站在ICU门口,隔着玻璃看着里面,小舅躺在那儿,身上插满了管子,旁边的机器一明一暗地闪。我想起小时候他骑自行车带我赶集,我坐在前面横杠上,他骑得飞快,风吹得我睁不开眼。他给我买过一根冰棍,五毛钱,奶油味的。我那时候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小舅。
后来他变了。或者说他一直就是那样,只是我小时候看不见。他跟我妈借过钱,三万,说要做生意,赔了,没还。跟我二姨借过两万,也赔了。他总是在做生意的路上,但从来没见过他把什么生意做起来。小舅妈起早贪黑,挣的钱填了窟窿又填窟窿。我表弟高中没读完就出去打工了,说不想在家待着,烦。
你说我小舅错了吗?他错了。但他也是个人。他这辈子,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运气。他倒下的那天,其实兜里还有两百多块钱,是那天打牌赢的。小舅妈后来跟我说,他那天出门的时候,跟她要了十块钱,说要买包烟。她骂了他一句,但还是给了。她说,早知道会这样,那天就不骂他了。
第五天早上,小舅妈签了字。放弃治疗,拔管。我妈站在旁边,一句话没说。她昨晚在走廊里坐了一夜,没睡。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她头发白了好多,之前只是一小片,现在鬓角全白了。
护士来拔管的时候,让我们进去看了一眼。小舅还是那个样子,脸肿着,嘴张着。小舅妈趴在他耳边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我妈站在床尾,手扶着床栏,嘴唇在抖,但没哭。她一直没哭。
管子拔掉之后,小舅被推到了普通病房。医生说,观察二十四小时,如果不行了,就准备后事吧。小舅妈跟着去了普通病房,我妈坐在走廊里,我给她买了碗粥,她喝了两口,放下了。
那天下午,我跟我姐通了个电话。她在广州,带着两个孩子,走不开。她问小舅怎么样了,我说拔管了。她沉默了很久,说,我知道了。然后挂了。
普通病房在六楼,一间住了六个人,帘子拉着,各是各的。小舅在最里面靠窗的位置。小舅妈坐在旁边的折叠椅上,给他擦脸,擦手。她一句话不说,就那样擦,擦完了就坐着,看着窗外。窗外是医院的院子里,有棵老樟树,叶子绿得发黑。
第二天,第三天。小舅还是那样,呼吸很浅,但没断。护士来量了几次血压,说生命体征还算稳定。小舅妈问护士,这样下去能撑多久。护士说不好说,每个人不一样。小舅妈没再问。
到了第四天早上,我去医院送早饭。小米粥,小舅妈让我去楼下买的,她自己吃不下,让我给我妈带一份。我拎着粥上了六楼,推开病房门,看到小舅妈站在床边,背对着我,肩膀在抖。我以为出事了,赶紧跑过去。
然后我看到了。
小舅的眼睛是睁着的。不大,就一条缝,但确实是睁着的。他的头微微动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个很轻的声音,像是要说什么,但说不出来。小舅妈一只手捂着自己的嘴,另一只手握着小舅的手,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手里的粥差点掉地上。
医生来了,做了检查,说,有意识了,瞳孔反射恢复了,能听到声音,有痛觉反应。但右边还是动不了,语言功能也受损了。医生说得很快,都是专业术语,我听不太懂。但我听懂了一句——“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
小舅妈一下子坐在了地上,手还抓着小舅的手。我扶她起来,她不起来,就坐在地上,头埋在小舅的床沿上,哭出了声。那是这么多天以来,她第一次哭出声。之前她只掉眼泪,没有声音。这次她哭了很久,声音很大,病房里其他人都看着我们,没人说话。
我妈是半个小时后赶到的。她进病房的时候,脚步很慢,扶着墙。看到小舅睁着眼睛,她愣住了。然后她走过去,站在床边,低头看着小舅。小舅的眼珠子转了一下,好像是在看她。我妈伸出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说了一句,你醒了。然后她的眼泪就下来了。
但事情没有往好的方向走。
小舅醒了,不代表他好了。他右边身子完全不能动,左手也不太灵活。他认得出人,但说不出完整的句子,只能发一些含糊的音节。医生说,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没人能保证。可能需要人长期照顾,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
钱的问题又回来了。ICU的费用已经花了十几万,小舅妈把包子铺的转让告示贴出去了,但一时半会儿没人接手。我妈把她的退休金取出来了一部分,我跟我姐各拿了两万。但这些钱能撑多久?谁也不知道。
小舅妈又开始守在医院,没日没夜。我妈也留在老家,说再待一阵子。我请的假快用完了,得回深圳上班。走的那天早上,我去医院看小舅,他躺在病床上,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小舅妈在旁边给他按摩右胳膊,一下一下的,很慢。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没进去。
我想起一件事。小舅以前打牌赢了钱,会给我买糖吃。大白兔奶糖,一毛钱两颗,他一次给我买五颗,用纸包着,揣在口袋里,掏出来的时候糖纸都皱了。我那时候觉得他特别厉害,口袋里永远有糖。后来我长大了,知道他口袋里其实从来没多少钱。那些糖,可能是他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他这辈子,做错过很多事。小舅妈跟着他,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我妈被他借过钱,到现在也没还。我表弟恨他,过年都不回家。这些账,谁也算不清。
但他现在躺在那里,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他的手在动,虽然只是很轻微地抖,但确实在动。他在努力想要抬起左手,一次,两次,三次,抬到一半又掉下去。小舅妈按着他的手,说,不急,慢慢来。
我出了医院,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天很热,太阳明晃晃的,街上有卖西瓜的,三轮车上堆了一车,绿皮红瓤,看着就甜。我买了一块,站在路边吃。西瓜汁顺着手指往下淌,黏糊糊的。
我掏出手机,给我姐发了条微信:小舅醒了。
她秒回:真的?
我说:真的。但情况不太好,右边动不了,话也说不清。
她发了一个“唉”,然后说:我下个月回去看看。
我说:好。
我吃完西瓜,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拦了一辆出租车去高铁站。车上开着空调,冷气很足,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小舅躺在床上的样子,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左手在抖,一下一下的。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好起来。我不知道小舅妈还能撑多久。我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能回深圳。我不知道我表弟会不会回来看他。
但我知道一件事。他在努力。他躺着的时候,左手在动。他想动。他想活。
那五颗大白兔奶糖,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但我忽然觉得,嘴里还有一点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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