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在长沙黄花机场安检口外站了五分钟,手里攥着刘建国塞给她的红包。一千六百块,人民币,不到两百欧。她三年没回德国了,这次攒了大半年才凑够机票钱。
刘建国开出租,好的时候月入过万,差的时候五六千。她在长沙教英语,挣七千。房租两千五,孩子托费一千八,每个月剩不下几个子儿。她说你不去德国?他摇头,去一趟两万多,省下来给你爸妈买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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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安检时她回头看了一眼,刘建国抱着两岁的儿子站在黄线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T恤——优衣库打折买的,九十九,穿了一整个夏天。
飞机上她没怎么睡。想起结婚时在乡下摆流水席,他爸杀了一头猪,她穿着租来的旗袍敬酒。德国爸妈没来,机票太贵。后来怀孕、生娃、带娃,回家的日子一推再推。
落地法兰克福,爸妈和姐弟都在。箱子沉得她爸拎着都吃力。她蹲下来拉开拉链,愣住了。
衣服中间塞得整整齐齐,全是礼物,每一个都用红色塑料袋包着,上面用马克笔写了名字——歪歪扭扭的汉字,刘建国的字。
给爸的是周大福真丝丝巾,给妈的是一套兰蔻,姐的是燕麦色羊绒衫,弟的是阿迪达斯运动鞋。姐夫、外甥、弟媳,连家里的狗都有一包中文包装的零食。箱子底还有个牛皮纸信封,拆开是一万块人民币,橡皮筋都老化了。背面写着:“给爸妈买点好吃的。不够跟我说。”
她妈蹲下来,把丝巾和护肤品的标签翻出来看,又数了两遍那一千六,最后把红包跟一万块并排放在茶几上。客厅安静得能听见钟摆声。
“他给你一千六,箱子里东西少说值两万。他自己留了多少?”
汉娜摇头。她不知道。刘建国从来不跟她说。
电话拨过去,长沙下午两点,他应该刚出车。响了三声接了,那头呼噜呼噜在吃面。
“信封别拆,那是给爸妈的。”
“拆了。”
“哦。那钱给妈,让她买个新钱包。上次她来,那个都破了。”
汉娜攥着手机,眼泪掉下来。她想起他每次出车回来说“今天没挣多少”,她信了。原来他少买菜、多跑夜班,一分一分攒了大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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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怕你不肯要。你别生气。”
她妈凑过来对着话筒喊:“建国,下次跟汉娜一起回来,机票妈给你买!”那头闷闷地应了一声,像在抹脸。
挂了电话,她妈把一万块和一千六重新扎好,塞进汉娜包里:“给刘建国带回去,就说我说的,让他自己留着花。”
那天晚上她妈说:“刘建国那个人,话不多,心重。他给,你就收着。别问。”
汉娜闭上眼,眼前是机场黄线外那个穿旧T恤的男人,抱着儿子,什么也不说,就看着她过安检。她拿起手机发了条消息:“下次一起回来。”
过了很久,他回了一个字:好。后面跟着一个黄脸咧嘴笑——他从来不用表情,这是第一次。
远嫁的姑娘最怕什么?怕选错人。可有些人的好,不在嘴上,在箱子里,在那些你差点错过的沉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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