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再陷僵局，日媒重翻旧账野心彻底暴露，高市早苗越过红线

中日关系眼下出现的困难，并不是简单的一次外交摩擦，更不是少安排几场访问、少举行几次会谈造成的。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国内一些政治力量正在把台湾问题、安全政策、军事扩张和所谓地区威慑捆在一起，同时又希望经贸往来照常进行，希望政治关系不要付出太大代价。

于是，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日本政界人士和经贸团体不断寻求访华，日本舆论又开始研究十多年前中日关系从低谷走向缓和的过程，期待从旧剧本里找到今天的答案。

可问题在于，今天的中日关系已经不是2012年的简单翻版，高市早苗留下的涉台政治后果，也不是靠一次会面、一封信或者一场多边会议就能轻易抹平的。这一轮中日关系降温，最关键的节点之一，就是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在日本国会有关台湾问题的答辩。

日本众议院公开记录显示，11月7日，高市早苗在讨论台海可能出现的海上封锁、武力使用等情形时，把相关局面同日本安全法制中的“存立危机事态”联系起来。

按照日本现行制度，这一概念并不是普通外交辞令，而是与日本在特定条件下行使集体自卫权直接相关。几天后的11月10日，高市早苗又作出说明，强调是否构成所谓“存立危机事态”，要依据具体情况和掌握的信息综合判断，并声称日本政府原有立场没有改变。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中极为敏感的问题。日本曾长期殖民台湾，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责任。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现任首相公开把台海特定场景与可能动用军事力量的国内法律机制联系起来，在中方看来当然不是普通的安全政策讨论。

到了2026年3月24日，中国外交部在公开回应中已经把问题说得十分明确，指出当前中日关系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并强调有关言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红线。

到了9月28日，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时，再次强调当前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日方紧迫的是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

这意味着，中日关系现在卡住的并不是“有没有沟通渠道”，而是政治基础究竟能不能得到维护。岩屋毅能够率团来华，中方也愿意见面，说明沟通的大门并没有关闭。

人员往来可以恢复，经济界可以交流，多边会议也可以创造接触条件，可一旦涉及台湾、历史和日本军事安全政策这些根本问题，任何外交技巧都代替不了实际行动。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舆论重新翻出2012年至2014年那段历史，就很值得注意。

2012年，日本政府非法实施所谓钓鱼岛“国有化”，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中日关系迅速跌入低谷。当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原本准备举行的大量纪念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外交部当时明确指出，局面的责任在日方，要求日方停止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动。此后，中国公务船持续在钓鱼岛相关海域开展维权巡航，钓鱼岛问题的现实态势也由此发生重要变化。

经贸和人员往来同样受到冲击，日本汽车等部分商品在中国市场销量明显下降，日本企业对政治风险的感受急剧上升。两国关系并没有永远停留在最低点。

几天之后，借北京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举行之机，中日实现重要高层接触，双边关系由此逐步进入缓和轨道。日本现在重新研究这段历史，目的并不难理解。十多年前，中日关系已经非常困难，但最后还是通过政治沟通、多层次接触以及多边会议窗口慢慢恢复。

对今天的东京而言，这无疑是一份现成的“外交操作手册”：先让政界、经贸界、友好团体恢复接触，再利用大型国际会议创造高层互动条件，降低舆论温度，逐步把双边关系拉回可管理状态。

2026年的APEC更容易让日本产生这种联想。中国已经确定，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工商领导人峰会则安排在11月17日至18日。

中国作为东道主，全年还将在多个城市举办大量相关会议和活动。深圳会议本来就是亚太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日本如果希望借此寻找中日互动空间，在外交上并不令人意外。

可今天与2014年最大的不同恰恰在于，外在形式可以复制，政治条件却不能照搬。2014年的四点原则共识并不是靠一场见面凭空产生的。它的前提是双方经过多轮外交磋商，对历史、钓鱼岛以及政治障碍进行了实质性交涉，然后才有后面的高层互动。

换句话说，当年的顺序并不是先拍一张合影，然后所有问题自动消失，而是先围绕障碍形成一定政治共识，再利用多边场合推动关系改善。如果今天日本只看到“APEC见面”这个结果，却故意忽视此前艰难的政治交涉，那么所谓借鉴历史就会变成舍本逐末。

更重要的是，日本自身的政治环境已经明显变化。高市早苗长期在军事安全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2026年9月22日，她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继续强调所谓“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秩序”，把当前国际环境描述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时代。

9月28日，她又主持召开加强日本情报功能的专家会议，日本首相官邸公布的内容中，直接把中国军力增长以及相关国家之间合作加强列为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

这些动作单独拿出来，都可以被东京解释成日本自己的安全政策安排；但把它们同涉台言论、日本近年来不断强化军事能力、扩大安全政策活动范围的趋势放在一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方会更加关注日本究竟准备走向哪里。

日本尤其需要明白一个历史问题。战后日本重新回到国际社会，重要前提之一就是走和平发展道路，对侵略历史进行反省。台湾问题又同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存在直接关联。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日本领导人一旦公开讨论台海局势与日本军事介入之间的法律联系，就很容易触碰亚洲邻国最敏感的历史记忆。中方9月28日再次提到东京审判、战争罪责和和平发展道路，也表明今天中日关系的争议已经不仅局限于一次具体表态，而是同日本未来究竟坚持什么战略方向联系在了一起。

这也是所谓“旧办法”最难复制的地方。日本当然有改善对华关系的现实需求。中日地理上搬不走，产业链、供应链和人员交流长期形成深厚联系。中国拥有巨大市场，日本企业同中国经济存在广泛合作。

既希望在安全问题上不断向强硬方向移动，又希望对华关系保持稳定；既试图加强同美国的军事安全捆绑，又不愿承受中日关系长期恶化的经济成本；既不愿真正纠正涉台错误言行，又希望通过政界和经济界访华尽快恢复交流。

这样的算盘看似精细，实际上最考验政治信用。中国并不拒绝同日本改善关系。中方多次强调，中日互为重要近邻，保持健康稳定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问题始终是，稳定关系必须建立在政治基础之上。

台湾问题不是可以拿来进行外交讨价还价的筹码，历史问题也不是随着时间推移就能自动消失的一页旧账。日本如果真想让中日关系走出僵局，首先需要做的不是研究如何复制2014年的会面形式，而是重新理解2014年四点原则共识为什么能够形成。

那份共识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外交技巧，而是正视问题、管理分歧和维护政治基础。所以，日本媒体如今重新研究2012年之后的中日关系，与其说找到了破冰钥匙，不如说暴露出东京仍然缺少解决当前困境的新办法。

APEC深圳会议确实可能成为观察中日互动的重要窗口，但会议本身不会自动改变双边关系。真正决定关系走向的，依旧是日本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以及对华战略认知上采取什么行动。

日本如果希望重新打开关系改善的大门，就必须拿出与愿望相匹配的行动。旧账可以研究，旧经验可以借鉴，可历史真正留下的启示从来不是怎样绕过矛盾，而是只有正视矛盾、守住政治承诺、尊重中国核心利益，中日关系才可能真正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