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清明,陕西黄陵县桥山上站着两拨人。他们背后的两个党,刚刚打了整整十年内战。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枪声暂时停了。此后几个月,国共双方多次会谈,商讨合作抗日。当时国共谈判仍在推进,中共也需要向外界表明抗日立场。
这时候,一个场合送到了眼前。1934年起,国民政府把清明定为“民族扫墓节”,公祭黄帝陵。祭的是全民族的始祖,谁站到陵前,都只能以“中华子孙”的身份开口。对共产党人来说,这正是在谈判桌外亮明抗日立场的机会。
这场共祭最早是谁起的意,说法不一。能对上原始电报的,是《叶剑英年谱》里的记录:3月25日,人在西安的叶剑英得知国民党方面要派张继等人致祭,电请延安是否派人参加。第二天,毛泽东复电:“民族扫墓我方决派林伯渠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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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林伯渠去,有讲究。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也是同盟会时期的老人。可以想见,让这样一位资历的人站在国民党元老身边,场面上谁也挑不出毛病。
第九句笔锋就转了:“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翻成大白话:几千年后世道变了,中国跌了跟头,邻居里出了个不讲德行的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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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一句比一句痛:“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琉球、台湾丢了,朝鲜半岛成了废墟,东北、华北一片片沦陷,还冒出那么多汉奸。“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拿土地去喂敌人,敌人哪有吃饱的时候?人家手里攥着鞭子和绳子,我们成了挨打的奴隶。
可毛泽东没停在痛上。他先抬出黄帝:“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老祖宗在涿鹿打过硬仗,才换来天下太平。紧跟着一句反问:“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作为他的子孙,怎么能窝囊成这样,眼看着偌大一个国家沉下去?
问到这一步,答话的人自己站了出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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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是毛泽东自指,“东等”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不才”是自谦,我们本事不大。“剑”是刀枪,“屦”是鞋,剑屦俱奋,就是拿起刀枪、迈开双脚一起拼命。“万里崎岖”说的是长征,走到陕北,还在为国效命。前面把自己放得很低,押上的却是一支走过万里险路的队伍。
接着是“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后半句借的是霍去病的典故:匈奴还没打完,要家做什么。放到1937年的语境中,其抗日指向十分鲜明。
再往下,誓言从“我们”扩到全国:“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不管哪个党派、当兵还是当百姓、有钱还是没钱,四万万人拧成一股绳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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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烫的是这句:“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丢掉的土地要拿回来,国家的主权要守住,这个心志永远不忘。结尾“经武整军,昭告列祖”,意思是我们正在整顿兵马,特地来告诉祖宗。
这样一篇东西,毛泽东显然希望更多人看到,所以祭陵前一周,他就把稿子寄给了范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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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真正见报,是在4月6日延安的《新中华报》上。报上交代了派代表去的用意:“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
九十多天后,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8月22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中共中央同日在洛川开会,一直开到25日。会议结束当天,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路军辖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三个师,共四万五千人,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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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午夜写成的信里,“可能时祈为发布”的愿望,当年的大报没有替它实现。后来与它形成呼应的,是开赴前线的45000名八路军将士,是任弼时那一声“出师表”,是一代代人读到“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时的血脉贲张。
轩辕庙西侧那块碑上,十六个字一直刻在那里: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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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历史回眸:1937年国共两党清明节共祭黄帝陵.清华大学国际教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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