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居里夫人”王明贞：不做研究则不发言》、央视网《清华 大学首位女教授王明贞去世 享年 104 岁》、光明网《精英中的一位中国女性》、中国妇女报《王明贞：百折不挠的女物理学家》、清华大学物理系《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馆王明贞纪念页、苏州第十中学校史资料、王明贞九十寿辰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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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 年农历十月初三，王明贞生在苏州十全街上的一幢老宅里。
这幢宅子叫“怀厚堂”，是她的祖先王鏊在明代致仕之后修起来的。
王鏊做过大学士，辞了官回到苏州，宅子一住几十年，到王明贞这辈，屋梁上的漆已经掉了多半。
她的母亲管尚德在产后得了产褥热，没多久就去世了。
家里人后来提起这事，语气都轻，只有姐姐偶尔会在夜里翻出母亲的旧衣裳，摸一摸就收起来。
继母是她的亲小姨，管尚孝，待她不算坏，只是不冷不热，她的功课从不过问。
父亲王季同是自学成才的学者，一辈子泡在电机、化学和机械里，脸上难得见个笑脸，有空就给孩子们出一道数学题或者物理题，让他们自己去想。
想出去玩，得先读完一份报纸，再一字不差地复述一遍。
苏州的夏天闷热，她坐在父亲书房外的廊下，看蚂蚁搬食，一看能坐半天。
她不闹，也不缠人。
三岁丧母这件事，把她的性格磨成了一个闷葫芦。
她很少开口，遇事自己消化，这一点在后来成了她最管用的本事。
她后来回忆说，童年里印象最深的，是严厉的父亲和同样严厉的祖母。
她从没见过父亲笑，父亲常出的那些数学和物理题，她不会做，就自己想。
继母待她倒不是苛刻，只是不冷不热。
小时候她能感受到的一点暖意，来自姐姐和二姨母。
十岁那年，祖母谢长达来家里，撞见她蹲在地上给弟弟穿衣服，当场冲继母发了火，说这个年纪的孩子该去念书，怎么能留在家里当佣人使唤。
谢长达是苏州城里有名的人物，办了振华女校，还组织了妇女放足会，谁家男人欺侮女人、主人虐待女佣，她都要出面抱不平，苏州人背地里叫她“王老虎”。
几天后，王明贞进了祖母办的振华女校小学部。
那所学校门口的校名是“振兴中华”四个字，后来走出过杨绛、何泽慧和费孝通。
在振华，她跳了一级。
初中二年级念完，父亲把全家搬到了上海。
上海的教会学校晏摩氏女中，学生多半家境好，讲究穿戴。
王明贞的衣裳是旧的，站在一群打扮入时的同学里，像个外人。
她没理会这些，只埋头读书。
第 1 个学期大考，全班第一，每门都是优。
这个成绩她一直保持到毕业。
同学们起初拿异样的眼光看她，等分数出来，反倒敬重她。
校长赛里女士办公桌上摆着一只银杯，按校规只有三个人能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成绩始终全优、一次宗教活动都不缺席、上课从不请假。
王明贞符合前两条，第三条她拿不到——她不是教徒。
毕业班一共十五个人，只有她一个不是教徒，这成了校长心里的一桩遗憾。
毕业前，赛里女士把她叫进办公室，流着泪说，你成绩这么好，名字也刻上银杯了，可惜不信教，进不了天堂。
王明贞回了一句，我明明不信，不能向你扯谎。
中学那几年，她忙得很。
除了功课，还赶上了两件事：一件是毕业演出，一件是编年刊。
毕业演出由英文老师一手包办，剧本是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一共五个主角，她分到一个次要的女角。
偏偏正式演出前一天她病倒了，又没有替补，她发着烧上台，总算对付了过去。
年刊是她们班自己办的，中英文混排，以英文为主，班上同学自己选了五个编辑，她被推选为总编辑。
这在晏摩氏没有先例。
王淑贞是学妇科的。
当年她母亲死在产褥热上，她发愿学医，1918 年考取庚款奖学金赴美，在巴尔的摩高氏女子大学、芝加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一路念下来，拿了医学博士，回国进了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创办了妇科。
这家医院后来并入了复旦，因为红屋顶，被人叫了几十年“红房子医院”。
她听了妹妹的处境，当场说，我会全力帮你实现愿望。
王明贞掉眼泪。
招生截止日期还没过，她赶忙报考金陵女子大学，被录取。
哥哥王守竞 1929 年从美国回来，替她付了最后一年的学费。
这位哥哥后来在量子力学里推出了一个分子转动谱公式，物理课本上叫“王氏公式”。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时，和几个朋友组了个理论物理自学小组，没有导师，每周聚会轮流讲文献，靠这个做出了博士论文，是中国第 1 位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的理论物理学家。
1930 年，王明贞燕京大学毕业。
她想出国，前面横着两道坎：婚约还没解除，路费没有着落。
她写信给父亲，要求退婚。
父亲回信说，你要退婚，我就登报跟你脱离父女关系。
姐姐出面劝，说她出国是多年的志愿，若勉强她结婚，结果不会让她快乐，搞不好会成悲剧，父亲才勉强松口。
1932 年，她在金陵女大教数学和物理，一边攒钱，一边考庚款。
考了两次英庚款、一次美庚款，最后一次拿了第 1 名。
命题小组的主事人不乐意了，说派个女学生出国学物理，不是白花钱吗，不如派第 2 名那个男生。
她又一次落空。
她有个习惯，看书从不做眉批，也不折页角，只在书页空白处写一个很小的数字，标记自己读了几遍。
她说折了角，书就旧了，书要留着给人接着读。
她自己在美国买的书，回国时装了满满几箱，后来都给了学生和教研室。
她一辈子不爱照相，留下的照片不多。
九十多岁时有人要给她拍纪录片，她不肯，说拍我做什么，拍那些还在做学问的年轻人。
对方说她这一生值得记下来，她想了想，只答应给物理系留一段口述，讲她怎么备课、怎么推导、怎么给学生改作业。
她把那些内容讲得很细，两个小时没有停。
这段求学路，走得不顺，可她没停过。
【一】一个人的教室
1938 年夏天，王明贞终于坐上了去美国的船。
这一去，晚了整整八年。
让她等八年的是一笔路费。
密歇根大学给了她四年全额奖学金，学费和生活费全包，唯独路费要自己出。
向继母开口是没用的，向哥哥姐姐张嘴她又开不了口——大学这几年，她欠家里的已经够多。
她写信给学校，推说母亲生病，把名额退了回去。
退掉那封信，她自己都没料到，这一退就是八年。
八年里她在金陵女大教书，攒够了路费，也攒够了教学经验，还考上了庚款留美。
等到真正动身，她三十二岁。
在金陵女大教书的那几年，她一边攒钱，一边准备留学。
1928 年，金陵女大换了校长，新校长是从美国密歇根大学拿博士学位回来的吴贻芳。
吴贻芳定下的校训是“厚生”，意思是人生的目的不是为自己活着，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自己的生命也会更丰满。
这个想法影响了王明贞一辈子。
她在金陵女大教了六年数学和物理，攒够了路费，也攒够了教学经验。
那段时间她还考过庚款，考了两次英庚款、一次美庚款，最后一次拿了第 1 名，还是没能走成。
命题小组的主事人不乐意了，说派个女学生出国学物理，不是白花钱吗，不如派第 2 名那个男生。
1937 年卢沟桥事变之后，金陵女大被迫南迁。
她留在南京看护校舍，还帮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组织的募捐队做事。
有一天上街，她撞见在军事部门做事的哥哥，哥哥说南京待不得了，让她快走。
她和一位女同事赶去汉口，没几天，南京陷落。
在汉口，吴贻芳问她，还想去密歇根吗。
她点头。
校长当场写了一封推荐信。
密歇根上次被她退回过名额，这次给了回音，四年全额奖学金照旧。
1938 年 8 月，她在海上走了近四个星期，到美国。
在密歇根，她是物理系唯一的女生，也是唯一的外国人。
她选的课有电动力学、理论力学、统计物理，全是硬骨头。
有一回电动力学考试，老师一进教室就骂，你们这帮人真笨，这次最高分才三十六分。
王明贞觉得自己不至于这么差，下课后追上去问自己多少分。
老师答，你是一百分。
她四年的课程，三年修完。
成绩单一门接一门全是优和优秀，有一门数学课给了优加。
她拿了三枚金钥匙奖，其中一枚是当时全美学生的最高荣誉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
她开始跟着导师乌伦贝克做博士论文。
这位导师是电子自旋的发现者之一。
她研究的是玻尔兹曼方程的各种解法，第 1 次独立从福克—普兰克方程和克雷默方程里，推出了自由粒子和简谐振子的分布函数。
1942 年，论文做完，题目是《玻尔兹曼方程各种解的研究》。
1943 年，她进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对外叫“雷达实验室”，是二战期间美国最大的国防工程之一，花的钱跟曼哈顿计划差不多。
整个实验室里博士有将近五百人，她是中国人里的一个，也是理论组里唯一的女性。
进这个门不容易。
实验室属于保密机构，联邦调查局要对每个人的人事关系查上几个月。
她等了差不多三个月，才拿到录用通知。
她被分在数字计算室，工作是为理论组的成员跑计算。
哪位的公式没法再简化，就把数字交给她，她用机器算出来。
当时的美国同事起初对她冷淡，等她真把几个硬算题做出来，态度才慢慢变了。
乌伦贝克在王明贞到实验室几个月后也调了进来，当理论组的主任。
师生二人又凑到一起，做噪声理论。
1944 年夏天，她把博士论文里的工作整理出来，和导师合写了一篇关于布朗运动的文章，1945 年登在《近代物理评论》上。
这篇文章后来被引了一千九百多次，到现在每年还被引三十次上下，是讲布朗运动绕不开的一篇。
她在实验室里做的噪声研究，被收进了《雷达系统工程》丛书的第 24 卷《阈信号》。
那套书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拉比称作“继旧约圣经之后最伟大的工程”。
书里提到她做的那部分是写的是，王明贞不但完成了第 13 章的全部工作，还帮助全书涉及理论的各章做计算和文字整理。
那几年，她的日子是实验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
白天算噪声数据，夜里推公式，算累了就翻两页统计物理。
她心里清楚，这只是个栖身的地方，根不在这儿。
【二】归国路走了十年
苏州第十中学校史馆里，至今还留着她的名字和照片。
那所学校的前身就是振华女校，她十岁那年从家里被祖母送进去，从此没再离开过书桌。
她常跟人讲起祖母的那句话：女孩子不是用来在家里使唤的。
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
她晚年在清华园里散步时，常有人跟她打招呼。
她记得住每一个学生，叫得出名字，说得出那人哪一年上的课、哪一步没弄懂。
学生毕业后多年回来，她头一句问的还是那门课，问对方后来用没用上。
她说自己当过那么多年老师，见的学生多了，想忘也难。
1946 年底，王明贞回国，1947 年进了云南大学数理系当教授。
在昆明，她认识了同校的俞启忠。
两个人相处了没多久就结了婚。
婚礼很简，没有铺张场面，也没有请太多人。
婚后第 2 年，他们又去了美国。
俞启忠在几所学校之间走动，她则在诺特丹大学物理系做研究，做的是带电粒子的多重散射，还有非高斯型软链网络的统计理论。
那段时间她发的文章，后来在学界还有人引用。
日子本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可 1949 年新中国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她动了回国的念头。
这一动念，美国那边就不肯放了。
她当年在雷达实验室待过，接触过保密项目，移民局在她第 1 次递出境申请时就回绝了，说你在这个实验室做过，知道我们的国防机密，不能让你回去帮共产党工作，要是偷偷走被抓到，要坐几年牢，还要罚四千美元。
她不愿意再为这个国家做事，辞掉了研究岗位。
一家人的进项断了，俞启忠出去找活干，勉强撑着日子。
他们手上只留了回国的路费和半年的生活费。
这中间隔了几年，具体怎么熬过来的，她后来没怎么对人讲过。
能确定的是，1952 年底，她辞去了手上的研究题目，开始不停地写申请，要求回国。
转机出现在 1955 年。
那一年日内瓦的谈判桌上，周总理用一批被俘的美国飞行员，换回了七十多名中国学者和留学生的出境权。
王明贞夫妇在名单上。
1955 年 5 月上旬，他们和沙逸仙、陆裕朴结伴，登上“总统号”邮轮离开旧金山。
船上还有钱学森等一批学者，都是等了很久才拿到通行证的人。
六月初到广州，转火车直奔北京。
俞启忠的哥哥和嫂子把他们接到家里，一住两个多月。
在启忠哥哥家那阵子，她把国内的消息一条条听完，心里那口气才算真正落了地。
报到时，他们填了一张表，上面有一栏问工作志愿，两个人写的都是“服从分配”。
快开学时，清华的通知到了，把她分到物理教研组理论物理组，俞启忠分到了农业部。
1955 年 9 月，他们搬到清华园，先住新林院的平房。
理论组的组长徐亦庄通知她，学校定了，给你二级教授。
她听完第一句话是，跟我同船回来、也分到理论组的徐樟本先生是几级。
徐亦庄说，三级。
她当下就说，那我也要三级。
徐亦庄劝，她说，要是非给我二级，我就去别处工作。
学校最后依了她。
这桩事后来传出去，不少人觉得她傻。
她自己说，这样做对学校有利。
在清华，她主讲统计物理和热力学，量子力学和电动力学也带过，还给组里的教师开过课。
学校要求每门课都写教学大纲，还得把每堂课讲什么列清楚，她头一个学期有点紧张，备课时把每个公式、每项系数都自己推一遍，不肯照着别人的讲义念。
她的课堂有个规矩：学生答案最后对了，中间漏一个负号，照样给零分。
她说，物理学是求真的学问，一步错，后面全错。
学生们怕她，也服她。
1966 年夏天，学校停了课。
清华、北大先被卷进去，批斗会一场接一场，自然谈不上教学科研。
王明贞从不介入政治，是个“开会时除非非得发言表态才说话”的人，但依然难逃一劫。
她有留美背景，做过雷达研究，这些成了她过不去的坎。
【三】那一夜
1968 年 3 月 14 日，半夜。
门被砸开的时候，王明贞和俞启忠已经睡下。
来的人不由分说，把两个人叫起来，吆喝着往外走。
她问了一句，出了什么事。
对方的回答很短，你们犯错误了。
这一走，就是两千多个日夜。
她被关的地方是秦城监狱。
牢房不大，一张硬板床，一个马桶，四面墙光秃秃的，看不到一本书，也没有纸笔。
白天长，夜里更长，听不到外面的动静，也不知道日子走到哪一天。
刚进去那阵，审讯很凶。
1969 年夏天之后，她被搬到另一个拘留所，搬过去后的第 1 次审讯是从早到晚，整整十个小时。
回屋的路上，她摔在楼梯上。
那以后，审讯改成了上下午各一次。
1970 年春天，他们戴上手铐，转到了正式的监狱。
从 1970 年初到 1972 年底，审讯过很多回。
其中一次，审讯的人提到她见到了妹妹和侄女，她当场掉了眼泪。
审讯的人怕她想不开，训了她一句，说你不要学你弟弟。
她弟弟是在特殊时期初期自杀的。
这句话把她从崩溃边上拽了回来。
审来审去，交代始终不能让对方满意。
她心里慢慢生出一种念头，会不会被当成死不认罪的顽固分子。
她甚至想过自己被处决、被拖到万人大会上批斗的样子。
这些念头翻来覆去，却没有把她逼疯。
真正让她撑住的，是牢房里那点事。
她给自己定的规矩很简单：
每天锻炼身体，提醒自己不能死，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还自己一个清白。
牢房里没有器械，她就在墙上练。
后来跟同事郑福裕回忆时，她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每天都锻炼身体”，没提别的。
至于她当年到底用的是什么姿势，外面流传的版本五花八门，有说倒立的，有说只是普通活动的。
她本人从没确认过，这事只能存疑，不能替她坐实。
没有纸笔，她就把脑子当黑板。
1973 年之后，他们不再提审她，还让她读了马恩列斯的书，其中影响最深的是《资本论》。
她把书里用来证明理论的数字演算，在脑子里从头到尾算了一遍，因为手上没有纸笔可以帮忙。
两千多天，她就是这么一天一天数过去的。
牢里关进来的人，有人一两年就精神失常了。
她没垮。
她的逻辑很朴素：身体一垮，脑子跟着就糊涂，出去那天说不清话，这五年就算白熬了。
这中间，俞启忠一直跟她关在一起，只是不在同一个牢房。
两个人见面极少，靠各自的办法熬着。
日子一天天磨，磨到 1973 年。
这一年，提审停了，书也发了下来，她心里明白，事情在往好的方向走。
她在脑子里把该想的事都想了几遍，只等一个结果。
她出狱之后，同事们发现她说话跟从前一模一样，不快不慢，句句是完整的。
有人私下说，五年八个月，换个人出来，话都说不利索了。
她不是没受过，是把那股劲都攒着，攒到能重新开口的那一天。
她回到清华，头一件事不是看病，是找系里要课表。
那一年她六十七岁，头发全白了，人也瘦了一圈。
她说自己还能讲，学生的课不能停。
【四】两千多个日子
1968 年的夏天过去之后，牢房里的一年就成了一笔账。
王明贞给自己做了个玻璃珠串，一颗一颗往下拨，拨完一串，再换一串。
她说珠子只有几十颗，数不清了就从头来过。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的，好像在讲一件跟自己不相干的事。
那几年，她连日期都不让记，更不用说年份。
她能确定的只有夏天和冬天的交替：牢窗高处的那一点光，会跟着节气慢慢挪位置。
她就靠这一点光来估摸日子走到了哪一步。
冬天最难熬。
牢房里没有暖气，被子薄，她把能穿的全穿上，还是冷。
她就在地上不停地走动，走热了再坐下来。
走动的同时，她把脑子里那些公式过一遍。
她怕的不是冻，是忘。
夏天也好不到哪去。
牢房里闷，她汗流得多，水却给得少。
她学会了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让那点水分在嘴里多停一会儿。
她把节省下来的力气，全用在两件事上：活动和想。
她给自己定了个死规矩，每天必须动。
没有器械，就靠墙做。
动作不花哨，也不求好看，只求把关节和肌肉都叫醒。
她怕的是躺下去之后就再也站不起来。
这份讲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刚进去那年，她摔过。
审讯之后回屋，她没看清楼梯，摔在台阶上，好几天才缓过来。
从那以后，她不再急着赶路，走每一步都留神。
脑子也不能闲。
没有纸笔，她就把要算的东西在脑子里从头推一遍。
最开始是些简单的，后来是统计物理里那些长式子。
她把推导过程分成一段一段的，哪一段想不清，就在原地来回走，走通了才往下。
她给自己留了个暗号，就是那句“不能死”。
她把这三个字当成任务，每天念一遍，不是喊出来的，是在心里过的。
她说只要还能动、还能想，这口气就断不了。
1972 年底之后，提审慢慢少了。
后来干脆不提了，还发下书来让她读。
她读得慢，读的时候顺手把书里的演算在脑子里重做一遍。
她说这比记日子管用，算题的时候，人不会胡思乱想。
牢里和她前后关过的人，有的熬不过两年。
她说不清别人是怎么垮的，只知道自己不能跟人比。
她每天做的事都一模一样，起床、活动、想题、吃饭、再活动，周而复始。
她怕的就是一天跟一天没有区别，那样人容易认不出自己。
她跟俞启忠见面的次数很少。
两个人隔得不算远，却不能说话。
她只能靠看守的一举一动来猜外头的情况。
有一次她听见走廊那头有人被带出去，脚步很急，她的心跟着提了一整天，后来才知道不是他。
到了 1973 年，她心里那根弦忽然松了一点。
提审彻底停了，书照旧发，看守的态度也变了。
她不急着猜原因，只是把脑子里的东西重新理了一遍。
她想的是出去之后该怎么接上那些断了的东西。
两千多天，她是这么一天一天数过来的。
她没跟谁发过誓，也没指望谁来记。
她只认一个理：身子撑住了，脑子才撑得住；脑子撑得住，出去那天才说得出一句完整的话。
那串珠子不是谁给她的，是她自己攒的。
她说珠子不多，满一串就换下一串，换到想不起换了多少串，就从头再数。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的，像在讲一件跟自己不相干的事。
她把数珠子和数公式当成一件事来做。
白天数珠子，夜里数式子，两套数法交替着走，人就不容易糊涂。
她说牢里最怕的不是苦，是重复，一重复人就认不出自己了。
她跟俞启忠见面的次数很少。
两个人隔得不算远，却不能说话。
她只能靠看守的脚步声来判断外头是白天还是夜里，靠脚步的轻重来猜他哪边还撑得住撑不住。
1973年11月9日。
这一天的秦城，跟前面两千多个日子没什么两样。
王明贞照常起身，照常活动身体，照常在脑子里把该想的公式过一遍。
她不知道今天会不一样。
门响了。
有人来通知她，可以走了。
她没动。
她说，要给我一个交代。
来的人说，没有交代，就是可以走了。
她坐着，没挪地方。
僵持了一整天。
最后对方松口，承认抓人是错的。
她这才站起来，跟着人往外走。
从牢房到监狱门口，路不长。
她一步一步走出去，外头的风吹过来，她眯了下眼。
五年八个月，两千多天，她终于踩在了监狱外的地面上。
来接她的人站在不远处，以为她会问路，问家里，问俞启忠，问接下来怎么办。
也有人做好了准备，她要是提一句这些年受的委屈，他们就听着。
她没问这些。
她在门口停了一下，转过头，问了跟眼前一切都没有关系的一件事。
站在她旁边的那几个人，愣住了。
她开口说的那一句，很短。
短到没人来得及掏本子记。
后来跟人提起这事的人，都说当时那个场面，安静得有点奇怪。
一个刚从牢里出来的老人，头发全白，身形单薄，开口说的第一句，不是诉苦，也不是问归处。
这句话，没有人替她准备过。
而五年八个月之前，她在牢里给自己定的那个规矩，为的正是这一刻——当她再一次开口的时候，说出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