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对内塔尼亚胡失败的执念，使以色列得以回避直面其在加沙的所作所为。
在以色列准备纪念10月7日袭击三周年、距离议会选举不到一个月之际，一个话题正主导着选举议程。
媒体报道称，阿联酋曾在袭击前向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发出警告，这使他被指称的责任再次成为焦点。
“他知情吗？”这是所有人都在问的问题。
听一听这片指责之声，人们或许会以为以色列社会终于承认了10月7日的真正含义。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选举非但没有为反思提供平台，反而将内塔尼亚胡当作替罪羊，追究其在促成哈马斯袭击中所称的角色，同时却赦免以色列社会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先前暴力及随后种族灭绝式侵略的集体责任。
例如，它并不坚持调查“汉尼拔指令”是否在10月7日作为以色列军方应对的一部分被启用，是否杀害了以色列公民以及杀害了多少人。
它不审视以色列此后的军事行动，也不追问这些行动是否将以色列人质置于危险之中，或有多少人死于以色列的炸弹。
没有人质疑为什么巴勒斯坦关键谈判者在停火和人质谈判期间遭到袭击，包括2024年7月在德黑兰的哈马斯首席谈判代表伊斯梅尔·哈尼亚，以及2025年9月在多哈的哈马斯谈判代表团。
没有人辩论为什么以色列政府一再拒绝本可以更早带回人质的停火提议。
很少有人关注内塔尼亚胡和前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因反人类罪面临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这一事实。
这些都没有进入选举议题。为什么？
答案在于以色列社会的心理状态。对许多以色列人来说，10月7日成了一道心理裂痕，使他们难以将自身的人性感受与随后犯罪现实中的共谋相调和。
因此，问题不在于以色列人否认事实或信息有误，而在于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参与了犯罪行为，并积极回避对此进行反思。
加沙以及更广泛的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政治话语中的缺席，是因为他们被以色列社会彻底非人化。
否则，该如何解释选举言论中为何没有关于针对巴勒斯坦人民行动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问责？
以色列军方为何杀害了至少7400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为何对巴勒斯坦人实施大规模任意拘留、酷刑和强迫失踪？
为何以色列士兵对破坏、征服、种族清洗和死亡的施虐式、且往往带有性变态色彩的庆祝被允许存在？
此外，对于轰炸和入侵黎巴嫩——自2023年10月以来已造成近9000人死亡——以及轰炸叙利亚和也门的后果，也几乎没有追问。
这些并非孤立的暴行。它们是一个由贪婪驱动、通过心理调理、隔离、恐惧和对侵略的奖励来维持的盗窃与支配体系的症状。按照“天生要偷”的模式，非人化有助于制造对侵略的同意，而抵抗行为后的升级则导致进一步扩张和掠夺的常态化。
因此，这次选举无关对10月7日或其可怕后果的反思。它是一面透镜，映照出一个法西斯定居者社会，该社会通过否认和将原住民“他者”非人化，来回避并常态化其自身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行动。尽管内塔尼亚胡可能成为替罪羊，但替换他并不能解决潜在的的支配机器，反而可能使其进一步固化。
那台机器依然稳固运转。10月7日以来释放的暴力与犹太复国主义殖民扩张主义更悠久历史之间的连续性令人震惊，除了如何改进和润滑种族灭绝的机制之外，没有吸取任何教训。恐惧、受害者心态，以及构建一个永久被围困的“我们”来对抗被非人化的“他们”，继续制造对进一步侵略和扩张的同意。
因此，10月7日已不再是真正反思的契机，而成为回避反思的又一手段。内塔尼亚胡试图将袭击责任聚焦于他何时知道什么，同时将以色列此后更广泛的所作所为大多置于选举辩论之外。他的对手们也有自己的共谋和野心需要交代。
因此，对10月7日进行真正反思的政治意愿寥寥无几。对内塔尼亚胡的执念，使更广泛的政治建制和以色列社会得以回避直面他们仍然投身的支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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