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赔款10亿两，最终各国都退回了，为何日本一分不退？

1901年秋天，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画了押。条约第六款写明，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超过九亿八千万两。这笔钱以关税、盐税、常关税作抵押，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家银行经收。赔款分给十一个国家，俄国拿走将近三成，德国两成，法国一成半出头，英国一成出头。日本排第六，分到总数的百分之七点七三，折合白银约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两。这笔账的数目，后来被反复提起。真正让人记住的，是另外一件事：七个国家陆陆续续把钱退回来或者放弃了，唯独一家从头到尾没有松过手。

先说这笔钱的底子。条约赔款按关平银算，但实际支付要折成各国货币。银价一跌，列强就要求补差额。一九〇二年开始，清政府被迫额外补了八百万两。后来法郎贬值，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又联手要求改用金币折算，中国多掏了三千多万美元，合四千多万两白银。这还不算完，各地方政府赔给外国教会的“小赔款”又有两千多万两。全部加起来，中国人实际掏出去的，比条约写的还要多。

河南一个叫王三妮的农妇，家里三亩薄田，一九〇三年秋天被保长催着交“洋差”，一亩地摊了二百文，她把下蛋的两只母鸡拎到集上卖了。陕西的情况更重。庚子赔款第一年，陕西分摊白银六十万两，加上地方赔款超过七十万，占全省全年总支出的三成以上。四川每年摊两百多万两，广西穷得叮当响，每年也要挤出三十四万两。直隶分摊八十万两，各州县按地亩摊捐，老百姓管这笔钱叫“洋差”，家家吃糠咽菜。

退款的戏码从美国开始。一九〇四年，驻美公使梁诚跟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谈赔款支付方式，海约翰随口说了一句，美国收到的赔款“原属过多”。梁诚抓住这句话，在美国到处游说，要求退还多收的部分。谈了四年，一九〇八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退还半数庚款，用于办学和资助留美学生。清华学堂就是这么来的，第一批六百三十个考生，只录取了四十七人，梅贻琦就在里面。

英国跟上来。一九二二年宣布退还，但拖到一九三一年才成立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十五个人组成，退款的半数拿去修铁路、办实业，利息用来资助教育和文化事业。法国的方式最绕。它说退款用于“中法有益事业”，实际是拿去给中法实业银行填窟窿，换回无利债券，剩下的才投到教育上。俄国一九一九年宣布放弃赔款，一九二四年签了退款协议，钱用在教育和铁路。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也先后退了。七个国家，各有各的算盘，但账面上都退了。

有人翻过一篇论文，里面写着日本国会一九二九年讨论庚款问题，有个议员站起来说，中国留美学生都爱美国，为什么留日学生不这样？他的意思是，日本也该学美国，拿庚款出来给中国学生当生活费。国会通过了这个意见。

问题是，日本政府从来没打算真正退钱。一九二三年，日本国会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把庚款框在“文化事业”的名目下。这笔钱不进中国政府的账，不交中国人管。日本外务省自己设了一个“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日双方派人参加，但主导权牢牢攥在日方手里。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都是这么建起来的。

中国教育界一开始是欢迎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还积极筹划，想主导这笔钱的管理和分配。谈了几轮，发现日方根本没有交还的意思。中国方面要求日方“明文归还”，日本拒绝了。中国提出三分之二办生利事业、三分之一直接拨充教育经费，日本也不同意，理由是“将动摇文化事业基础”。二〇年代后期，中国教育界的态度从欢迎变成怀疑，从怀疑变成抵制。济南惨案之后，中方委员直接退出了总委员会。

日本的“退款”到底做了什么？买中国古籍，搜集情报，资助留日学生，办研究所。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用的是庚款，研究的是中国，成果后来服务于日本的对华政策。中国教育界管这叫“文化侵略”，当时就这么叫了。用庚款在中国土地上建研究中国的机构，主导权在日本人手里，这笔钱算退了还是没退，各人心里有数。

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沪会战打得血肉横飞。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给财政部长孔祥熙发了封电报，问对日庚款要不要继续付。孔祥熙回电说，月款照付。八月三十一日，日本那部分庚款三万二千八百二十四英镑十五先令，如数汇出，日方收讫。消息传出来，舆论炸了锅。孔祥熙被迫宣布九月起不再支付。但海关在汇丰银行开了一个“备付日本庚款专帐”，按月往里划钱，划了十六个月，到一九三八年底，账上趴着五十二万五千英镑。这笔钱等着中日关系“恢复正常”之后，再补给日本。

王三妮卖鸡那年，日本收到的庚款够建好几所小学。她不知道这些。她只知道保长又来了。

七家退了，一家不退。退的那七家，有的拿钱办学，有的修路，有的填银行的坑，各有各的花样。不退的那一家，到今天也没有把话说清楚。三千四百七十九万两白银，买得起北京城里多少间铺面，多少个王三妮的母鸡，这笔账从来没人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