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这些画面对库格尔造成沉重影响。在完成主要的遗体身份确认工作数月后，他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并被诊断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工作时，我像处于自动驾驶状态，专注于检查和调查死因，以确认身份。我不会掺杂情绪。但有些案件确实对我造成了个人冲击，比如一名年轻女性的案件。”
这名女性当时正在参加诺瓦音乐节。她逃往附近一辆救护车避难时，腿部中枪。随后，武装人员向救护车发射火箭推进榴弹，她与挤在车内的另外18人一同遇害。她佩戴的一条新月形项链后来在殡仪馆被发现，起初被误认为属于另一具遗体。工作人员从项链中提取出她的DNA，才确认了她的身份。
她的遗体被送往舒拉军事基地。由于当时没有进行CT检查，库格尔和团队起初认为，她的遗体在救护车起火后与另一具遗体熔合，两人被一同埋葬。为确认身份，工作人员掘出了遗体。最终，这名年轻女性通过项链上的DNA得到确认，并被重新安葬。“确认她身份的那一刻，对我来说非常艰难。”他说。
以色列遭遇史上最致命袭击一周后，大量遗体开始被送往法医中心。高峰时期，运尸卡车排起长队，中心不得不紧急调来冷藏集装箱，因为空间已经不足。库格尔说，恐怖与腐败的气味甚至弥漫到特拉维夫南部周边社区。“我们收到了约3000个遗体袋，其中大多数装着人体组织和烧焦的骨骼。打开的袋子越多，我们越发现，同一个人的残骸被分散装在不同袋中。最终，我们处理了900多具与10月7日事件和‘铁剑’战争有关的遗体。”
崩溃落泪的时刻。身份确认工作从早到晚持续进行，周末也没有停止。工作人员希望尽快消除家属的不确定感，让他们能够在以色列安葬亲人。库格尔的心理防线在一个周五被击穿。那天，中心依然忙乱不堪，夜幕渐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应接不暇。一些实验室负责人前来协助从遗体上采集DNA，有人还带来了实验室技术员。人类学家也参与其中，帮助解读骨骼碎片，此外还有其他专业人员。
库格尔说：“还有一些人的面部被故意毁坏，或遗骸被破坏、几乎被抹去，也有遗体遭动物啃食。我们还看到一些人在遇害前受到虐待，有时死后也遭到虐待。在一个地点，有人被绑起来枪杀。我们见到无头遗体，其中包括儿童的头颅。”
当时，大约100人挤在中心狭小的空间内。安息日前不久，一些民众带着周五晚餐的食物来到研究所。“我把所有人都召集起来，想站起来做祷告，但我做不到。我面对这样的善意崩溃大哭。看过那些残酷之后，最让我感动的是人们的善良，是民众主动站出来相助，也让我看到，这世上仍有好人，并非一切都如此糟糕。”
大屠杀发生约两周后，记者曾到访国家法医中心。当时，该中心向外国和以色列媒体开放。记者看到，扎卡救援组织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卸下黑色遗体袋，里面装着遇难者遗体。这些遗体从舒拉军事基地的全国遗体收集中心运来。
库格尔回忆说：“10月7日周六，我接到警方报告，说发生了一起造成数十人死亡的事件。后来，死亡人数升至100人，而我们只有容纳140具遗体的空间。因此，所有死者，包括平民、士兵和警察，都被送往配备了储存集装箱的舒拉基地。“我们的医生和技术人员前往那里采集身份识别资料、指纹和DNA，以尽快建立遇难者档案。这些样本随后在我们的实验室分析，带来了极其庞大的工作量。一周后，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我们这里。”
大屠杀发生约一个月后，库格尔曾说：“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事情。这是邪恶的化身。你甚至不能仅仅称之为残酷，因为这个词不足以描述当时的情况。”近3年后，这些令人痛苦的发现逐渐沉淀为他的重要判断。
他称，努赫巴武装人员的杀戮具有明确目的和计划，并遵循有组织的行动方案。努赫巴是哈马斯的一支精锐突击力量。“例如，我们确认了一群外国工人。他们被关在加沙边境某个基布兹的一间房间里，腿部中枪后被丢在那里，任由他们失血而死。
库格尔表示，努赫巴小队在不同地点采用不同杀人方式的系统性做法，指向一项有组织的灭绝计划。“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一个地点使用一种方法，在另一个地点使用另一种方法。”
袭击发生最初几周，现场一片混乱。当时没人知道谁失踪了，谁已被杀害却尚未找到，谁又被带到了加沙。你们是否也误收过武装人员的遗体？“是的。有数百具加沙居民的遗体，其中既有平民，也有武装人员。CT影像显示，其中一人戴着哈马斯头巾，身体上还发现了手榴弹和一把锯齿刀。8具以色列人的遗体被送往斯代泰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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