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四年。
中山，三角镇，永利制衣厂。
厂门口两扇铁栅栏，门边一块水泥牌，红漆刷的字掉了半边。门里头三排蓝顶厂房，一千二百来号人，女工占七成。
邵伟不是这厂里的人。他在加代这边管账，一个月拿一千一。
他跟加代五年。头一年在西关看铺面，后来管账，管三间门市、两条线的进出。他不喝酒，烟一天三根。
他有个本子，蓝皮的，角上磨白了。谁托他一件事，他记一行；事办完了，他在行尾划一道。
他是九〇年从西关过来的。那年加代手上就一间铺面，账目全在纸上，谁拿多少、谁欠多少，全靠记。邵伟来了以后，把那些纸订成了本子，一个人一个人写上去。
他一年回村两趟，清明一趟，过年一趟。回去那几天，村里人排着到他家坐，坐到天黑，说的都是外头的事。
一九九四年，村里出来做工的人多，一个村一年往家里寄的钱，加起来比地里刨的多。钱寄不回来的人家，年都过不好。
他老家在三角镇下游六里的村子，村里六百多户，出来的人一半进了这间厂。
一九九四年，这厂里一个车位工，计件的，手脚快的拿四百八，慢的三百出头。进厂要交押金，一个人一百二。
押金交给车间管理队的队长赖大脚。
“邵伟，你帮我们问一句。”
“问什么。”
“押金。”一个叫阿贵的说，“我做了两年，十一月要回家盖屋，他说不退。”
“做了两年也不退。”
“他说走了就不退。”阿贵说，“四十二个人都在他手里。一个人一百二。”
“五千零四十。”
“对。”
“条子呢。”
“有条子。”阿贵说，“手写的，一张一张，盖的是他那个章。”
“章呢。”
“他自己刻的。”阿贵说，“木头的，盖出来字有点糊。”
“条在谁手上。”
“开完他就收走了。”阿贵说，“说是统一保管，一张也没发下来。”
邵伟把本子翻开，把这四十二个名字抄了一页。
“你抄这个干什么。”江林问。
“记着。”
“记着有用吗。”
“有用。”邵伟说，“记着的钱，跟没记的钱不一样。”
邵伟三十二岁，不高，肩宽，手上有一层薄茧。他老婆在厂对面街口摆一个粥粉摊，孩子三岁，放在摊边的竹筐里睡。
“他们托你了。”加代问。
“托了。”
“你要去厂里。”
“要。”
“动手不动。”
“不动。”邵伟说，“要回来就行。”
“要得回来就回来，要不了也回来。”
“要得回来。”
“邵伟。”江林说，“那四十二个人里头，有三个是你叔伯辈的。”
“我知道。”
“你爹那一辈的。”
“我知道。”邵伟说，“我不去，他们就没地方去说了。”
那天下午两点，车间外头的水泥地上晒着剪下来的布头。赖大脚坐在办公室门口一张藤椅上，脚上塑料拖鞋，脚背肿着，人叫他大脚就是从这儿来的。
“赖队长。”
“哪个。”
“邵伟，三村那边的。”
“哦。”赖大脚说，“你要押金那个事。”
“四十二个人。”
“厂里有规矩，走了的不退。”
“押金不是工钱。”邵伟说，“押金是押的，人走了该退。”
“你懂规矩你来做管理。”
“我不是来吵的。”邵伟说，“四十几个都是我们村的，家里等着钱。”
“你算过多少。”
“五千零四十。”
“你这数哪来的。”
“我一个一个记的。”
赖大脚笑了一声。他把茶缸放下，抬了抬下巴。
两个穿制服的保安上来，一个从后头抱住邵伟的腰，一个攥住他的胳膊往后掰，人摔在水泥地上。
邵伟没还手。他两只手撑着地，背上挨了两脚，膝盖蹭掉一层皮。
“还要不要了。”
“要。”
“下回再来，就不是两脚。”
车间里的女工隔着窗看，没人出声。有个年纪大的把手里那把剪子放在窗台上，转身进去了。
邵伟从地上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往厂门外走。那件白褂子后头一块灰。路边卖凉茶的老头看了他一眼。
“后生，膝盖。”
“没事。”
他回到广州，把膝盖给江林看了一眼。
“你跟他们动手了。”
“没有。”邵伟说，“他们动我。”
“下回别一个人去。”
“嗯。”
回广州第三天，阿贵从中山坐车来了一趟。两个人在表行门口站着。
“伟哥。”
“说。”
“赖队长那边，要不就算了。”
“算不了。”
“他手底下四个人。”阿贵说，“你一个人去。”
“我不是一个人。”邵伟说，“我背后有人。”
“谁。”
“你别问。”
第三天，赖大脚手下一个看门的找到广州来，姓钟。
“赖队长说了，让你别去了。”
“他说的。”
“他说的。”姓钟的说，“你要是再去，你那三个叔伯辈的，先开掉一个。”
邵伟把本子合上，没说话。
五月十九，上午，他第二次去。
这回他没进办公室，站在车间门口等赖大脚出来。车间里机器响成一路，布屑飘在光里。
“赖队长。”
“你怎么又来了。”
“钱。”
赖大脚站住了。
后头跟着出来的四个人围上来，把邵伟往墙角推。有人拽领子，有人抬胳膊。等外头的人把他们拉开，邵伟右边那只眼睛已经睁不开了。他一只手扶着墙，站着没倒。
厂里当天中午出了一张纸，贴在门口水泥牌边上：本厂人员邵伟，车间外自行跌倒，与本厂无关。
邵伟在医院躺了九天。
“多少钱。”加代问。
“医药费一千八百六。”江林说，“我先垫的。”
“他眼睛怎么样。”
“包着。”江林说，“大夫说先看两个月。”
“厂里那边呢。”
“马三去了。”
加代在广州对一批表的账。那批账误一天，上家加一个点。
马三从中山回来，进了表行后堂。
“厂里怎么说。”
“人事那个黄主任说，这是车间的事，让他找赖队长。”马三说。
“赖大脚呢。”
“在厂里，不出门。”马三说，“他手底下四个看门的，天天在门口坐着。”
“工人呢。”
“不敢要了。有个姓阿贵的来医院看了邵伟一回，坐了一刻钟，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为什么。”
“厂里贴了通知，说谁再提押金，工资扣一半。”
“邵伟说什么。”
“他说看得见一点光。”马三说，“他还说，那四十二个人里头有三个是他叔伯辈的，回去没法交代。”
“厂里在忙什么。”
“赶一批货，香港那边的。”马三说，“晚上加班到十点，一千二百号人从门口过。”
加代把手里的账本合上。
“江林。”
“哥。”
“中山的账压两天。”
“压两天要加两个点，两万四。”
“加。”
第三天上午，三个三村的老乡到广州来，站在表行门口不敢进，是江林领进去的。
“我们不想要了。”
“为什么。”
“赖队长昨天找我们三个说话。”打头的那个说，“他说钱可以慢慢给，人不许再闹。”
“你们信他。”
“不信。”那人说，“可我们一家老小都在厂里。”
“邵伟那只眼呢。”
“我们凑了两百给嫂子。”那人说，“哥，我们不是不认账。”
“两百。”
“三个人凑的。”
“你们一个月多少工钱。”
“三百八。”那人说，“扣掉饭钱和住的钱，剩不下多少。”
江林看了加代一眼。加代没说话，把桌上那本蓝皮本子往他们那边推了推，又收回来。
“邵伟老婆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江林说，“她还在厂对面摆摊，一天卖七十碗粥粉，一碗一块二。”
邵伟的老婆来过表行两回。头一回是出事第二天，手里拎着一兜鸡蛋，站在门口不进来。
“嫂子。”
“我不进。”她说，“我就问一句，他那只眼还能不能好。”
“能。”
“真的。”
“大夫说的。”加代说，“看两个月。”
她把那兜鸡蛋放在门槛上就走了。第二回她没来，托人带话，说摊子她不挪，一天还卖七十碗。
第二天上午，加代去了中山。
他先去医院。邵伟半边脸包着，坐在床沿上，脚上趿着一双拖鞋。
“哥。”
“你算得清那笔数。”
“五千零四十。”邵伟说，“四十二个人，我一个一个记的。”
“记在哪。”
“本子上，在我屋里。”
“丁建，去拿。”
那天下午三点，加代站在永利制衣厂门口，看了半个钟头。厂门口那条水泥道四米宽，进出的板车、三轮、拉纱的货车一直不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