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导：一个极致的和稀泥高手，屹立不倒，扶起东晋王朝

暮春时节，江南正是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草在长，莺在飞，花红柳绿，风都是软的。

建康城外的新亭里摆着一桌酒宴。酒是好酒，景是好景，可有人喝着喝着，忽然叹了口气：“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景色没什么不同，只是抬眼望去，眼前这条江是长江，不再是黄河了。

桌上原本还凑合的气氛，一下子全凉了。在座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掉下眼泪来。

就在这时候，有个人变了脸色，大声说道：“诸君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大家该拼尽全力报效朝廷、收复中原才对，怎么像被俘的楚国囚犯一样，坐在这儿对哭？

说这话的人叫王导，是从北方南渡的名士。这场酒局后来有了个名字，叫“新亭对泣”。

好酒配好景，本该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这帮人为什么这么悲？五个字就能说明白：有家不能回。

他们都是晋人，更准确地说，是北方有名望的大士族。可眼下只能挤在江南一隅，对着长江想黄河。因为长江以北，早就成了匈奴人、羯人、鲜卑人的天下。西晋朝廷名义上还在，其实只剩一口气，进入了消亡倒计时。

说句实在话，他们更该庆幸的是自己跑得快。要不是几年前跟着一个西晋王爷南下，踏进这片陌生的土地，今天多半已经成了胡人的刀下鬼。

那个王爷，就是后来的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

司马睿大概是历史上活得最憋屈的一位开国皇帝。憋屈到什么程度？连他的身世都被人议论了几百年。

争议的焦点在于：他到底是司马家的皇子，还是一个平民的私生子？这两种身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说他是个私生子，还真不是坊间八卦，有几部史书白纸黑字记着。曹魏时期流传过一本谶书叫《玄石图》，里面有“牛继马后”四个字。司马懿看了半天没懂，后来想起手下有个将领叫牛金，心里顿时发毛，找个由头把牛金杀了。

司马懿以为牛金一死，子孙就能高枕无忧。谁知世事偏偏爱跟人开玩笑。司马懿的孙子司马觐袭封琅琊王，妻子夏侯氏被封为王妃。这位夏侯氏性情风流，没多久就跟王府里一个叫牛金的小吏勾搭上了，后来生下了司马睿。

所以后世有人管他叫“牛睿”，把东晋戏称为“南朝晋牛氏”。这名字实在不好听，但信的人不少，连明朝那位最后死在狱中的思想家李贽，也持这个看法。

正统的说法当然不是这样。按官方谱系，司马睿血管里流的是司马家的血：曾祖父是司马懿，祖父是琅琊王司马伷，父亲是承袭琅琊王爵位的司马觐。

身世可以争论，但有一件事躲不掉：作为司马家的王爷，他一头撞进了那场惊天动地的超级内讧——八王之乱。

在这场混战里活下来，靠的不是本事，是运气和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王导。

王导大概是司马睿年轻时唯一能说得上话的朋友。他给司马睿出的主意很实在：离开邺城这个是非之地，回自己的封国去，关起门来看外面怎么打。

道理是对的，走却不容易。当时成都王司马颖挟持晋惠帝住在邺城，下令所有关口渡口一律不许司马家的王爷和大臣通过。司马睿乔装改扮混出城，到了黄河渡口还是被拦住了。

关键时刻，一个手下灵机一动。他扬起马鞭抽打司马睿骑的那匹马屁股，故作轻松地骂道：“成都王下令禁止贵人出行，你一个看房子的小芝麻官，怎么也拦在这儿？”守渡口的卫士一听，真以为这是个看房小吏，挥挥手就放行了。

大难不死，后面才有福。运气很快站到了司马睿这边，而他最大的运气，是跟对了人。

乱世之中，司马睿选择了东海王司马越。这位王爷后来成了八王之乱最后的胜利者。司马越起兵之后，安排司马睿留守下邳，替自己看住后方。

这是司马睿人生中第一份正经差事。他任命王导做掌管军事的司马。从这一天起，这两个人正式确立了上下级关系。

这段关系后来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历史走向，只不过在当时，谁都没意识到这一点。

再说说王导这个人。

他出身琅琊王氏，是正儿八经的名门公子。这种家族的孩子，从小读书、见客、听长辈清谈，见识和气质是拿钱堆出来的。

王导十四岁那年，陈留的高士张公见到他，转头对王导的堂兄王敦说：“此儿容貌气度，是将相之材。”

这话分量极重。一个十四岁的少年被相中“将相之材”，等于提前拿到了入仕的通行证。后来王导早早世袭了祖父王览的爵位，日子过得顺风顺水。按正常轨迹走下去，他大概率会做个不小的官，然后衣食无忧、优哉游哉地过完一辈子。

可惜他生不逢时，撞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乱世。好在他遇上了琅琊王司马睿——更准确地说，是司马睿有幸遇上了他。

王导很快展现出过人的战略眼光。中原已经乱成一锅粥，洛阳朝不保夕，他力劝司马睿离开是非之地，去相对安定的江南开辟新局面。公元307年，司马睿出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移镇建邺。

“移镇”是官方说法，实际上无异于逃亡。

刚到建邺的司马睿，处境比想象中凄凉得多。他贵为皇室宗亲，到了这里却没人搭理。原因主要有两条。

第一，这里是东吴故地，而灭掉吴国的正是晋朝。当地流传着一首童谣：“局缩肉，数横目。”“局缩肉”是骂司马家缩头缩脑，“数横目”则是说晋朝的国运超不过四十年。如今四十年的期限已过，司马政权岌岌可危，不少吴地人觉得复国的机会来了。

第二，江南的大族一个比一个傲气，谁也看不上这个初来乍到的外来户。司马睿在西晋王室里本就属于边缘人物，手里没兵没权，凭什么让人买账？史书记载，司马睿到建邺整整一个月，没有一个本地名流上门拜访。门庭冷落，凄凄惨惨。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王导看得很清楚：没有江东大族的支持，司马睿和那批跟着南渡的北方士族根本站不住脚，搞不好哪天就会被赶回长江以北。

必须有所动作。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让这些牛气哄哄的望族低头合作，谈何容易。

王导能用的办法只有一个字：陪。陪笑脸、陪吃饭、陪喝酒。身段放到这么低，江南望族照样不买账。

有一次王导请陆玩吃饭。陆家是江南四大家族之一，出过陆逊、陆抗这样的名将。为了招待这位贵客，王导煞费苦心，特意准备了特制的北方奶酪——这在当时属于一般人吃不到的珍馐。结果陆玩吃不惯，回家就闹肚子。病好之后他给王导写了封信，话里全是讥讽：“仆虽吴人，几为伧鬼。”我虽然是南方人，却差点成了北方的鬼。

王导挨了这顿骂，不仅不能生气，还得继续往上贴。他转而想跟陆玩结为儿女亲家，结果陆玩回了一句更狠的：“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小土丘上长不出松柏，香草和臭草也不能放在一个器皿里。

又被结结实实羞辱了一回。

低姿态这条路走不通，就得换打法。王导决定导演一场大戏，时间定在农历三月三。

这天照例要举行祓禊仪式，在水边祭祀、清除不祥。王导安排司马睿乘坐华丽的轿子，仪仗齐整，隆重出行；他自己则带着北方士族的一众大人物骑着高头大马，众星捧月般簇拥着司马睿，把场面撑得极大。

这场面当然是做给南方世家大族看的。

效果立竿见影。纪瞻、顾荣这些望族大佬看到司马睿的阵仗，一派王者之气，不得不在路边下拜谒见。但王导心里清楚，光靠威风压不住人，得让他们心悦诚服。

于是王导对司马睿说了一番很实在的话：古来的王者，没有不礼敬地方耆老、存问当地风俗、虚心倾身招揽人才的。何况如今天下丧乱、九州分裂，大业刚刚草创，最缺的就是人。顾荣、贺循是这片土地上的声望所在，不如把他们请进来，以此收拢人心。这两个人来了，其他人自然就会跟着来。

司马睿照办了。他放下身段亲自去请顾荣和贺循，两人被这份诚意打动，应召前来，分别被任命为军司马和吴国内史。

正如王导预料的那样，有了这两个人做示范，不少世家大族望风顺附，百姓也逐渐归心。一个月无人登门的冷板凳，就这样被一场游行和两次拜访彻底翻盘。

从这一天起，王导成了司马睿的主心骨。他也确实对得起这份信任：一边劝司马睿继续加深与江东大族的合作，一边起用北方南渡“高级难民”里的贤人君子，让南北士族各尽其才。

“卿是我的萧何啊。”司马睿实在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这位得力助手。

王导却回答说，现在这个时候不需要萧何，需要的是管仲、乐毅那样的人物；而自己不过是个普通臣子，希望司马睿广用贤能，以图大业。

谦虚使人进步，这话放在王导身上格外贴切。他的胸怀，让他成了南渡大臣和士族公认的领袖。

史书里记过一件事：北方士族桓彝刚过江时，看到司马睿要兵没兵、要钱没钱，心里凉了半截。他原本以为渡江是来求条活路，结果发现这条路上连个像样的靠山都没有，觉得这局面撑不了多久。可跟王导谈了一次话之后，桓彝整个人变了，出门就对人说：“我刚才见了管夷吾（管仲），再也不担忧了。”

一句话，把王导抬到了管仲的位置上。

那时候东晋连个影子都算不上，王导能给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主意，和一份信心。而在乱世里，信心往往比兵马更稀缺。王导成了东晋草创阶段的一面旗帜——一面写着“别慌”的旗帜。

司马睿在王导的帮衬下刚刚站稳脚跟，北方就传来了噩耗。匈奴人刘渊建立的汉国攻破洛阳，晋怀帝司马炽被俘，整座城池被洗劫一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永嘉之乱”。怀帝被杀后，他的侄子司马邺在长安即位，史称晋愍帝，也是西晋最后一个皇帝。为了避他的名讳，建邺从此改名叫建康。

这位亡国之君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刚一上台就发了一道极其“吓人”的诏书：命令在中原苦苦支撑的王浚、刘琨出兵三十万攻取平阳；命令西边的司马保率兵二十万赶赴长安；命令司马睿统兵二十万进攻洛阳。

这道诏书把皮球一脚踢到了江南，着实让司马睿犯了难。

不奉诏是犯上，况且司马邺的处境确实岌岌可危。可问题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何况司马睿连“地主”都算不上，充其量是个刚租到一间破屋的房客。江南士族还没几个真心归附的，北方流民又源源不断地涌过来，引得本地人疑神疑鬼。内部矛盾重重，不稳的因素一堆，自保都来不及，拿什么去进攻洛阳？

皇命难违，面子总得做一做。他把手下臣子召集起来商议，打算走个过场就散会。

没想到，一个名字就在这场会上被写进了历史的正面清单里——祖逖。

没错，就是“闻鸡起舞”的那位。不过半夜听到鸡叫爬起来练武的不止他一个，还有另一位，此人后来成了西晋后期最靠得住的大将，名叫刘琨。当时两人都是二十出头，同在司州当主簿，年龄相仿、志向相同，关系好得不得了。好到什么程度？史书说他们“同床而卧，同被而眠”。搁在今天，这亲密程度难免让人多想。但这两人之间，完完全全是纯粹的革命友谊。

有一次祖逖先听到鸡叫——也许是叫声太大，也许他睡觉本来就轻——被惊醒后再也睡不着，索性把身边的刘琨踹醒，说：“别人觉得半夜鸡叫不吉利，我不这么想。以后听见鸡叫，干脆起来练剑算了。”刘琨心想这位兄弟自律到这个地步，自己也不好认怂。于是两人真把鸡叫当成了闹钟，半夜起床练剑，冬去春来，寒来暑往，一天都没断过。

自律的人终究成事。这两位后来都成了刻在史册上的忠臣：一个在北方苦苦支撑，一个在南方开创基业。唯一遗憾的是，中间隔着一条黄河，让这对有着深夜练剑记忆的兄弟，一辈子再没找到一起舞剑的机会。

祖逖是个纯粹的爱国者，纯粹到有点不解风情。司马睿心里压根没想过要应诏北伐，召集大家开会只是想演场戏。谁料祖逖站出来慷慨陈词，说着说着还掉了眼泪。这下司马睿被架在了半空，进退两难。

罢了罢了，既然有人非要当英雄，也不好硬拦。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让他北伐。

官衔听着挺唬人，其实一点实货都没有：不给一兵一卒，只拨了一千人的三日口粮，外加三千匹布。意思很明白——帮忙只能帮到这儿了，想当英雄，得自己想办法。

祖逖这下彻底看清了司马睿的心思，知道讨价还价没有余地。他回到扬州老家，带着一百多名家臣和部曲渡江北上。就在过江的时候，他又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成语——中流击楫。

船到江心，他用船桨敲击船舷，先把大家的注意力全抓过来，然后发表了一场激情演说：这次北归，不把中原的敌人赶出去，绝不再回江南。一句话——不成功，便成仁。

祖逖可不是只会说豪言壮语。他打起仗来毫不含糊，一路收复了河南大片土地。但对远在长安的司马邺来说，这些胜利基本属于隔靴搔痒。公元316年，长安陷落，司马邺出降，西晋王朝就此画上句号。

国不可一日无君。但司马邺只是被俘，还没死，司马睿不好急着登基。过了不到半年，他封自己为晋王，改元建武，设置百官。虽然没有正式称帝，但一般认为，东晋王朝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张的。

又过了一年多，司马睿终于等来了晋愍帝被杀的消息。王导联合堂兄王敦，带着其他大臣一起劝进。司马睿就此登上皇帝宝座，是为晋元帝，成了东晋的开国之君。

登基那天出了个小插曲。

司马睿拉着王导，非要他一起坐御座。理由很直白：没有你王导，就没有我司马睿的今天。

王导当然识相，死活不肯。关系再铁，君臣还是君臣。两个人就这么僵持了一会儿，场面一度很尴尬——再僵下去，登基大典的下一个程序就没法走了。王导只好说了句很漂亮的话：“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普天之下只能有一个太阳，那个太阳只能是陛下。

这句话既给了司马睿面子，也给自己划清了界限。王导很清楚，有些东西可以拿，有些东西碰都不能碰。

司马睿这番热情，感恩是真的，做戏的成分也有。新王朝刚开张，他必须向天下人展示：我司马睿懂得报恩，王家是东晋的第一功臣。于是他给王导塞了一大堆官职，又封王敦为大将军兼荆州刺史。兄弟俩一个在内、一个在外，一文一武，把朝政牢牢攥在手里。再加上王含、王澄、王舒等人把持着朝中关键岗位，整个朝廷几乎成了王家的私产。

历史上那句“王与马，共天下”，说起来还算客气。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王家说了算。

但这种蜜月期注定长不了。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皇帝，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权旁落。蜜月期的甜蜜，往往来自皇帝还没缓过神；等他想明白了，接下来就是清算。

司马睿心里比谁都清楚，要牵制王家，最关键的一条是自己得有人。于是他开始重用两个心腹：刁协和刘隗。这两人长期在琅琊王府当差，最懂主子的想法。一上位，他们便全力维护皇权，矛头直指王家。

王导明显感觉到了变化。不久前还拉着自己共坐御座的人，现在渐渐疏远了。王导心里不是滋味，但他撑得住气，一声不吭，静观其变。他知道这时候闹情绪是最蠢的做法。

王敦可没这份耐心。这位脾气火爆的大将军直接上了一道疏，让晋元帝好好回忆一下当年说过的话——那时司马睿的原话是：“我与你和王导，是管、鲍之交。”

这道疏表面是叙旧，实际上是批评皇帝：别过河拆桥，别卸磨杀驴。

司马睿既然已经下了决心，自然不会走回头路。双方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很快到来，导火索是湘州刺史的位子。

梁州刺史周访去世，湘州刺史甘卓调任梁州，湘州空了出来。王敦盯上了这个位置，推荐自己的心腹沈充出任。司马睿一口回绝，改派谯王司马承去当这个刺史。湘州位于荆州上游，司马睿特意叮嘱这位叔叔：“据上游之势”，好好防着王敦。

这还没完，司马睿接着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他封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守淮阴；封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守合肥。名义上是加强北部边防，实际用意如同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冲着王敦来的。

最后一招更是釜底抽薪。司马睿采纳刁协的建议，下令南迁百姓中沦为大族家奴的人，一律免除奴隶身份。

这道命令看着仁义，其实跟菩萨心肠毫无关系。司马睿想的不是解放家奴，而是削弱大族的实力——这些人一旦被放出来，就要为朝廷服兵役和劳役，兵源和劳力全进了皇家的口袋，大族手里的人就少了。

这一套紧锣密鼓的操作，把司马睿和王敦同时推上了火山口。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祖逖去世了。王敦最忌惮的两个人——周访和祖逖——都不在人世了。他觉得军事上已经没有敌手，是时候给司马睿一点颜色看看了。

公元322年正月，王敦在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点名要求清除刘隗，还放话“隗首朝悬，则军夕退”——刘隗的脑袋早上挂出来，我的军队晚上就撤。大军走到芜湖，他又觉得刁协也是个坏种，顺手把这个名字加进了清除名单。与此同时，他的心腹沈充在今浙江湖州起兵响应。

司马睿听说王敦反了，震怒之余更多是措手不及。这事他早有预料，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部署还没完成，对方就已经打到家门口了。他只能硬着头皮应战，当即命令戴渊和刘隗回师保卫建康。

这时候最难熬的人是王导。

刘隗回到建康后，给司马睿提的第一个建议就是：杀掉王导和在京城的所有王家子弟。

王导心里明白，自己和整个家族的命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了。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每天一早带着二十多个宗族子弟，跪在宫门前请罪，祈求宽大处理。

司马睿犹豫不决，召尚书左仆射周顗进宫商议。王导看见周顗，大声喊道：“伯仁，我们全家几百口人的性命，就拜托你了！”

周顗像什么都没听见，一点反应都没有，头也不回地径直走进皇宫。

王导的心一下子凉透了。那种感觉，就像虎落平阳被犬欺。他对周顗失望到了极点。

之所以这么失望，是因为两人的交情实在太深。周顗喝多了酒，常常倒在王导旁边就睡，两人开玩笑毫无顾忌。有一次王导枕在周顗腿上，指着他发福的大肚子问：“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啊？”

周顗答：“里面空空如也，但装几百个你这样的人，还是不成问题。”

交情到了这个份上，跪在宫门口求他一句话，他连头都不回。换作谁，心里都得结个疙瘩。

可王导万万没想到，救了他和王家性命的，恰恰就是这个周顗。

周顗进宫后力劝司马睿：王导对皇上忠诚，创立东晋功勋卓著，绝不能诛杀。本来拿不定主意的司马睿，就这样打消了灭掉王氏家族的念头。

周顗好酒，在宫里想必陪司马睿喝了不少。出宫时他已经晃晃悠悠。跪了一整天的王导等人好不容易等到他出来，膝行上前，再次大声呼救。周顗依旧不搭理，还跟旁边的人说：“我要杀尽乱臣贼子，当会得到斗大的金印，挂在手肘后。”

这话听着像醉话，也像狂话。王导当时只当他在炫耀，根本不知道周顗在司马睿面前一直替自己说好话，更不知道周顗回家后又一再上表，请求皇帝不要惩罚王导。

司马睿最终听从了周顗的建议，召王导入宫觐见。

王导一见面就痛哭流涕：“叛臣贼子，哪个朝代没有呢？但想不到会出在我们王氏家族中。”

这句话既表了忠心，也把自己和王敦切割开了。司马睿也给足了面子——他光着脚走下龙椅，扶起王导，拍拍他的手，表示绝对信任。

司马睿放过了王导和他的家族，可王敦并没有收手。

他率领大军从上游一路杀来，沿途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快就兵临建康城外的石头城。被司马睿派去驻守石头城的周札，连一仗都没打就开城投降了。

消息传进宫里，司马睿这才意识到事情有多严重。他慌忙派刁协、刘隗、戴渊带兵反攻，想把石头城夺回来，结果三路全败。

结局基本已经定了：王敦打进建康只是早晚的事。朝廷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派周顗去石头城做最后一件事——劝王敦退兵。

周顗见到王敦，开口就问：“此番动兵，意欲何为？”

王敦照旧亮出那面旗：“清君侧。”

周顗的回答很硬气：“今主非尧、舜，何能无过？且人臣安得称兵以向朝廷？”天下有几个尧舜那样的圣君？皇帝也是人，会犯错。要是大臣看皇帝不顺眼就能起兵，这天下永远别想有安宁日子。

这话把王敦噎得哑口无言。可事已至此，道理讲得再对也解不了眼前的危局。一句话救不了建康。

被列入黑名单的刁协和刘隗已经闻到了死亡的气息。他们跑进宫去见司马睿，这位皇帝两手一摊，只说了一句：跑吧，能跑多远跑多远。

刁协年纪太大，连马都骑不稳，没跑出多远就被人杀了。刘隗年轻些，腿脚利索，一口气跑过了黄河，投奔了后赵——当年石勒打下来的地盘，如今成了东晋逃臣的避难所，这事本身就很讽刺。

就在王敦准备攻城的时候，后方突然传来一个坏消息：襄阳的甘卓起兵了，正朝他的老巢武昌杀过去。

王敦很意外。当初甘卓明明答应过按兵不动，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背后的推手是那位被司马睿任命为湘州刺史的谯王司马承。

这位王爷对晋元帝忠心到了骨子里。听说王敦造反，他第一反应是亲自带兵去讨伐。手下赶紧拦住他：湘州兵微将寡，凭这点家底跟王敦叫板，纯属送死。眼下唯一的活路，是劝说唯一能和王敦抗衡的甘卓起兵勤王。

司马承一想也是，硬拼救不了皇帝，也保不住自己。于是他派手下的邓骞赶赴襄阳当说客。这个邓骞水平极高，引经据典，由古及今，一番话说得甘卓动了心。

巧的是，王敦的说客也在这时候到了。来人名叫乐道融，是王敦的参军。王敦派他去劝甘卓跟自己合作，结果彻底看走了眼——这位乐参军压根不是一条船上的人。见了甘卓，他反过来劝对方抓紧进兵讨伐王敦。

甘卓这才下定决心起兵。

面对两面受敌的危局，王敦一边派甘卓的侄子去给叔叔传话，承诺班师回去必有厚赏；一边加紧攻城。攻下建康后，他又以天子的名义下令甘卓停止军事行动。

甘卓本来就是个犹豫不决的人，见皇帝都发话了，索性罢兵返回襄阳。可他等来的注定是死路一条——王敦对背后这一刀耿耿于怀，后来派人趁其不备将他斩杀。

至于那位从头到尾跟王敦死磕的司马承，湘州陷落后被俘，在押往建康的途中遇害。

大局彻底落入王敦手中。但他并没有急着去见司马睿，反而纵容士兵在建康城里劫掠。

司马睿让人传话给王敦，话说得很卑微：“刁协死了，刘隗跑了，你要清除的两个奸臣都不在了，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如果还忠于本朝，就带兵回去，让一切归于平静。如果你觉得不行，那我还回琅琊国，这个皇帝你来坐。”

天子说出这番话，屈辱到了极点。可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司马睿已经做好了被罢黜的准备。

王敦当然不会罢兵。他的想法更进了一步：干脆废掉司马睿。

这个念头遭到了王导的坚决反对。他劝堂兄见好就收，不要贪得无厌。司马睿当初没杀王导，王导如今保住了他的皇位，算是一报还一报。

只是从此以后，司马睿成了一个名义上的天子，大权全部落在王敦手里。

掌权之后，王敦想杀掉周顗，特意去征求王导的意见。

一听到这个名字，王导脑海里立刻浮起前些日子跪在宫门前的那一幕——自己膝行呼救，对方连头都不回。所以面对王敦的问话，他一直沉默不语。

王敦把这份沉默当成了默许，下令将周顗推出斩首。

后来，王导在中书省翻到了当年周顗为自己求情的奏表记录。拿着那份纸，他泪流满面，追悔莫及。回家后他对儿子说了一句流传千古的话：“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我没杀周顗，可周顗确实因我而死。

不过，周顗之死也不能全怪王导。他自己不肯留名，也是个重要原因。

做好事不留名，是当时名士们推崇的做派，属于“魏晋风度”的一部分。周顗到死都没把这个秘密说出口。他被绑赴刑场，路过宗庙时，没有高喊自己救过王家一族，而是放声大骂：“贼子王敦，倾覆社稷，枉杀忠臣，神明有灵，当速杀之！”

押送的兵士用戟猛刺他的嘴。周顗血流满面，依旧大喊不止。他宁愿丢掉性命，也不愿丢掉风度。

很想为这样的人再喝一杯。

王导此时又成了关键人物。他看到王家的敌人纷纷落马，王敦起兵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再次劝堂兄到此为止，别再有其他奢望。王敦见王导态度坚决，只好带兵回到大本营武昌，从那里遥控朝廷。

司马睿从此彻底抑郁了。他虽为天子，号令却出不了宫门，像个囚徒一样被软禁在深宫之中。没过多久，他便撒手人寰，终年四十七岁。

可以给这位东晋的开国之君盖棺定论了，八个字——成也王家，败也王家。

晋元帝司马睿咽气后，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在两晋那些皇帝里，他算得上是少有的明白人。

司马绍从小聪明，有个故事流传很广。有一天长安使者来朝，司马睿逗坐在膝前玩耍的儿子：“你说太阳和长安哪个近？”司马绍想都没想：“长安近。没听说有人从日边来。”司马睿听了很高兴。第二天群臣宴会，他又问了一遍，没想到司马绍改口了：“太阳近。”司马睿脸色一变：“怎么和昨天说的不一样？”司马绍答得也妙：“抬头就能看见太阳，却看不见长安。”

这话怎么说都有理。司马睿越发觉得这个儿子是个奇童。

不过聪明归聪明，司马绍能活着坐上皇位，还得感谢一个人——温峤。

当年王敦打建康时，这位太子召集东宫禁军，打算出城和叛军决战。说白了就是不想活了，想杀身成仁。温峤死死拉住太子的马缰，哭着劝他万万不可。司马绍不听，温峤索性抽出剑来，一刀砍断马缰。这一刀，把司马绍的命给砍回来了。

王敦控制局势后想废掉太子立威，理由是皇上犯了错，太子却不进谏阻拦，是个不孝子孙。满朝文武没人敢吭声，又是温峤站了出来：“钩深致远，盖非浅局所量。以礼观之，可称为孝矣。”、太子的才识深广，不是我们这些浅薄之人能衡量的；从礼法上看，他侍奉双亲尽孝，这方面挑不出毛病。百官一听有理，纷纷附和。王敦见阻力太大，只好把废太子的事搁到一边。

司马绍即位没多久，王敦在周围人的撺掇下，心里又泛起了皇帝梦。他先暗示朝廷给自己加了一堆特殊待遇：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历史上拿过这套礼遇的人，有萧何、霍光、梁冀、曹操——不是大功臣就是大权臣。王敦把自己和他们排在了一个队列里。接着他把大本营从武昌挪到了离建康更近的姑孰，也就是今天安徽马鞍山的当涂县。

下一步棋，是慢慢清理司马绍身边的能人。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温峤，于是向司马绍要人，让温峤到自己幕府当左司马。司马绍这时候还没到能和堂叔掰手腕的地步，只能咬牙答应。

温峤聪明到了极点。一到王敦身边，他立刻“入乡随俗”，对王敦毕恭毕敬，交办的事情办得井井有条，很快就赢得了信任。他和王敦身边的红人钱凤也打得火热，逢人便夸：“钱凤是个充满干劲、富有活力的能干之人。”钱凤听得浑身舒坦，很快就把温峤当成了自己人。

过了些日子，丹阳尹出缺。这个职位管的地盘极要紧，建康城就在其内。温峤想借这个机会逃出虎口。但他清楚，直接提要求王敦绝不会放人，于是转而推荐钱凤。钱凤觉得温峤够意思，投桃报李，极力举荐温峤接任。温峤假意推辞一番后“勉强”接受任命。

饯行酒宴上，一向稳重的温峤借着酒劲，和钱凤闹得很不愉快，最后王敦亲自出面才把两人拉开。第二天钱凤回过味来——这是金蝉脱壳之计！他赶紧跑去劝王敦别放温峤上任。王敦一听就急了，认定钱凤是因为昨天被温峤当众斥责，这才跑来公报私仇。

温峤就这样顺利脱身。他回到建康，把在姑孰看到听到的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司马绍。

司马绍不想让父亲的悲剧在自己身上重演。他提前做了周密布置：让王导出任大都督，让温峤镇守石头城，让郗鉴护卫御驾，同时召外地的苏峻、祖约等大将入卫京师，严阵以待，准备和王敦拼个死活。

表面看，这套部署有个巨大的漏洞：王敦要谋反，司马绍却让王导当大都督。万一兄弟俩内外勾结，后果不堪设想。司马绍不可能想不到这一层。这正是他高明的地方——他心里清楚，在推翻皇权这件事上，王氏兄弟穿的不是一条裤子，而是泾渭分明。

历史也确实如此。上一次王敦之乱，王导多半是默许的，甚至不排除通风报信的嫌疑。但王导的底线很清楚：清君侧可以，别的免谈。所以王敦达到目的后，他力劝堂兄离开建康，绝不要觊觎那个座位。这一次王敦冲着皇位而来，直接踩穿了王导的底线。王导断然不会和他同流合污，必须划清界限，搞不好还要拼个你死我活。

偏偏在关键时刻掉了链子。双方剑拔弩张之际，王敦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他自己也觉得这次恐怕熬不过去了，于是开始安排后事。他没有儿子，便把长兄王含的儿子王应过继为嗣子。

最着急的是钱凤。他问王敦：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

王敦知道自己大势已去，说了三句话：“上策是解散军队，归附朝廷，保全门户；中策是退回武昌，向朝廷进贡，努力维持现状；下策是趁我没死，进攻建康，以求侥幸成功。”

钱凤琢磨了一下：事已至此，上策中策等于自投罗网，只有下策可行。

又该王导出场了。他太了解堂兄的暴脾气，于是给晋明帝出了个“不战屈人之兵”的主意：先下一道诏书，把王敦骂个狗血喷头。王敦必定大怒，血气攻心，病情自然加重，说不定直接一命呜呼。不管死没死，王导再率王家子弟给他办一场隆重的追悼会，让建康城里的人都相信王敦死了。朝廷兵马士气必然大振，取胜就有把握了。

妙，实在是妙。晋明帝忍不住为这个计策击节叫好，一切照办。

王敦收到诏书，果然气得当场昏了过去。醒来后他决定起兵，可身体状况实在撑不起出征，只能让王含当元帅，与钱凤率军进攻建康。与此同时，王导带着王家人把追悼会办得风风光光。建康城里的人都信了王敦的死讯，压在心头的那块大石头一下子落了地。

王含、钱凤兵临建康城外，这次远没有上次顺利。东晋军队夜袭得手，叛军损失惨重。军情传到姑孰，王敦再也无力承受这样的噩耗，一口气没上来，气绝而亡。为了不影响前方战事，王应选择秘不发丧。

王含、钱凤，以及引兵来援的沈充，都不知道主帅已死，还在玩命攻城。结果被从外地赶来勤王的苏峻、刘遐打得大败。纸终究包不住火，王敦已死的消息传到前线，王含的部队军心瞬间崩散，逃兵不断。最后连主帅王含自己也烧掉营帐，溜之大吉。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晋明帝下令对王敦的残余势力展开追剿。王含、王应、钱凤、沈充这些骨干分子，最后一个个人头落地。

至此，王敦之乱彻底结束。

硝烟渐渐散去，晋明帝司马绍靠着英明果断，让东晋百姓总算看到了一丝曙光。可似乎一切早有定数，东晋注定走不上中兴之路——平乱仅仅一年后，给人带来希望的司马绍突然暴病身亡，年仅二十七岁。

新皇帝晋成帝司马衍才五岁。母亲庾太后临朝听政，王导虽然继续挂着宰相的名头，实权却落到了外戚庾亮手里。

庾亮作为新贵，才干确实有一些。但他最大的问题是“智小谋大，才高识寡”——有干事的热情，却没有成事的能力。他看不惯王导“和稀泥”的执政风格，总觉得这位老臣心太软，于是决心重新立规矩、整朝纲。初衷不能说错，错在手法：不通世故，不懂人情，更不会算人心这笔账。刚愎自用的人往往如此，失败从此成了他甩不掉的影子。

庾亮一上台就杀了宗亲南顿王司马宗。这位王爷是东晋开国功臣，和庾亮的梁子结得很早。当年晋明帝司马绍生病时，庾亮想进宫探视，当时担任禁军统领的司马宗当值。庾亮派人去要宫门钥匙，司马宗一口回绝，还撂下一句硬话：“皇宫又不是你家，是你随便进出的地方吗？”这话分量极重，庾亮觉得受了奇耻大辱，从此记恨在心。

掌权之后，庾亮很快把司马宗贬了职。司马宗自然不服，便和亲信卞阐密谋废掉庾亮。事情很快败露，御史中丞钟雅弹劾他谋反，庾亮立刻派右卫将军赵胤前去抓人。司马宗领兵抵抗，当场被杀。

麻烦在于，司马宗长期执掌宫中禁军，经常待在宫内，有时还陪小皇帝玩耍。晋成帝对他颇有好感，突然好久不见人，孩子就问庾亮：平时陪我玩的那个白头发的爷爷去哪儿了？

庾亮回答：那老头谋反，已经被我杀了。

小皇帝接着说了一句话，把庾亮惊出一身冷汗：“舅舅说别人谋反，就把人杀了；要是有人说舅舅谋反，又该怎么办？”

这已经不只是童言无忌，而是明摆着的不满。庾亮脸色大变，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只能悻悻退下。

名义上的百官之首王导这时候在干什么？他知道大权已经落在庾亮手里，能做的只有“淡然处之”。有人私下提醒他：庾亮如此专权，对您不利。王导的回答很淡：我本来就准备一身布衣回家养老，这对我没什么影响。

这话是真是假不好说，但姿态摆得很到位。乱世里活得久的人，往往不是最能打的，而是最能忍的。

司马宗事件只是个序曲。庾亮性格上的缺陷，很快就惹来了一场更大的祸事——苏峻、祖约之乱。

这场比王敦之乱更狂暴的叛乱，始作俑者正是庾亮本人。当时手握兵权的三位大佬——陶侃、苏峻、祖约，和他关系都很紧张。作为执政者，本该求大同存小异，可他偏偏选了另一条路：把平定王敦之乱的头号功臣苏峻，一步步逼到了死角。

这事和死掉的司马宗也有关联。司马宗被杀后，他的手下卞阐逃到苏峻那里。庾亮要人，苏峻说压根没见过。庾亮本就猜忌苏峻，经此一事更是恨意加深，于是下令征召苏峻回建康担任大司农——一个听起来体面、实则毫无兵权的虚职。说白了，就是让他交出军权。

王导站出来明确反对，认为苏峻绝不会奉诏，这么做很容易生乱。王导虽然是名义上的“头牌”，此时说话却已不管用。庾亮认定他就是个和事佬，天天和稀泥，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铁了心要夺苏峻的兵权。

苏峻上表回应，说自己不适合到朝廷当差，大意是“世界很大，想到处看看”，去哪儿都行，甚至愿意去一线和后赵作战，唯独不想回建康。

庾亮被这份表文激怒了，他对群臣说：“苏峻狼子野心，最终必会作乱。今天征召他，纵然他不听命，造成的祸乱也还不大；如果再等几年，就再也制服不了了。这就如同汉朝的七国之乱。”

大臣卞壸劝他：“苏峻兵力强盛，又离京城极近，用不了一天就能打到。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应当深思熟虑啊！”

庾亮脾气上来，九头牛都拉不住，表示没有商量余地，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

苏峻最后被逼得没了退路，留下一句硬话：“我宁山头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头。”——我宁愿站在山头看建康城里的监狱，也不愿站在监狱里望外面的山头。他决定起兵，并邀请对庾亮同样满腹怨气的祖约一同讨伐，祖约欣然答应。

东晋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内乱，就此爆发。

庾亮的表现实在让人无语。一意孤行把人逼反的是他，拿不出任何危机处理手段的也是他，不听别人劝告的还是他。局势就这样一步步滑向深渊。

第一个出主意的是温峤。他和庾亮交情很深，当年温峤赌博输了一大笔钱，是庾亮替他还清了全部赌债。这次温峤听说苏峻拒命，判断他要造反，打算领兵东进保卫建康。庾亮不准，命令他不得带兵越过雷池一步。雷池是个地名，在今天安徽望江县东南。“不可越雷池一步”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接着是一错再错。有人建议趁苏峻还在长江北岸，派军扼守江边的当利口，阻止其渡江。庾亮不听，结果让苏峻抢得先机。等苏峻渡江后进逼建康，又有人提议：苏峻知道石头城防守严密，必定不会强攻，而是选择从南面的小丹阳绕道而来；如果派兵伏击，定能一举制胜。庾亮依然不采纳，丧失了最后的战机。

叛军兵临城下，志大才疏的庾亮只能亲自上阵。结果军队还没排成队列，士兵们就已经丢盔卸甲、四散溃逃。庾亮一看情况不妙，抛下小皇帝，带着几个兄弟登船向浔阳逃去。

又到了王导出来收拾残局的时刻。他和几位大臣、侍中护卫着年仅八岁的小皇帝。叛军拥上殿时，一位名叫褚翜的侍中大喝一声：“苏冠军来觐至尊，军人不得胡来！”这一嗓子镇住了叛军，没人敢上殿。他们转而冲进后宫烧杀掳掠，建康城内哀嚎啼哭之声不绝于耳。

王导终究是王导。苏峻虽然占领了建康，对他却极为敬重，不仅没听手下的建议杀掉这位三朝元老，反而依旧让他担任司徒，排位甚至还在自己前面。

庾亮灰头土脸地逃到浔阳，找到了温峤。

这时候面子早就不是问题了，可庾亮心里过不去的坎恰恰就是面子。他想联合温峤反攻苏峻，两人盘算半天，结论很残酷：打不过。要扳倒苏峻，必须找一根更粗的大腿。两个名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最后落定在一个地方——荆州，陶侃。

麻烦在于，庾亮和陶侃的关系极差。当年晋明帝司马绍临终前拟定的顾命大臣名单里本来有陶侃，是庾亮私自把人划掉的。这事陶侃一直记着，从没忘过。

庾亮只能靠温峤牵线。温峤反复去请，态度诚恳到了极点，陶侃才答应出兵，并亲自来到浔阳。

见面的那一刻，是庾亮人生中最难堪也最聪明的一次低头。他知道陶侃恨自己，可眼下又必须抱住这条大腿。他听从温峤的建议，一见到陶侃，“咕咚”一声跪在地上谢罪。

这一跪把局面跪活了。陶侃的心胸远比庾亮开阔，旧账就此翻篇，双方冰释前嫌，一起举兵杀向建康。

苏峻没料到陶侃会出兵。他决定死守石头城，干脆把小皇帝也从建康挟持过去。王导上前劝阻，没有半点作用，只能眼睁睁看着哭哭啼啼的孩子被拖走。

战事打得极其胶着。苏峻以一敌三居然不落下风，几个月下来看不出谁能笑到最后。陶侃开始动摇，打算退回荆州——粮草、兵力、士气都是实打实的消耗，耗不起。温峤把他拦住了：既然来了，就一战到底，半途而废算怎么回事？只要坚持，终能得胜。

就在陶侃、温峤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突然传来——苏峻死了。

死法说来好笑，甚至有点荒诞。晋军一万人来攻，苏峻派出八千精锐迎战。交锋时他儿子苏硕勇猛异常，带着兵士反复冲杀，把晋军打得大乱。

苏峻在阵后观战，见儿子如此神勇，心中大喜，让人端上美酒，连饮数杯。喝到兴头上，他想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叫“老子英雄儿好汉”，只带几个骑兵就朝敌军冲了过去，结果被晋军死死挡住。

也许就在那一刻酒醒了。他大概自己也搞不清怎么已经身在敌营跟前，赶紧想往回撤。可惜为时已晚，几个晋军士兵将手中的长矛一齐掷出，苏峻瞬间被扎成了一只刺猬。众兵士涌上去砍下他的首级，肢解尸体，拿去报功领赏。

历史上死得最滑稽的叛军首领，恐怕就是这位了。

不过苏峻一死，叛军并没有缴械。他的手下拥立其弟苏逸为新主，继续死守石头城。又过了几个月，晋军攻破城池，杀掉苏逸，成功救出小皇帝。另一路叛军首领祖约镇守的历阳也被攻破，他自己逃往后赵，后来被后赵皇帝石勒所杀。

苏峻、祖约之乱就此平定。

但这场内乱的代价，东晋再也付不起了。建康的宫殿化为废墟；苏峻、祖约这两支本可用于北伐的精锐之师彻底灰飞烟灭，死在了自己人手里。经此一乱，东晋复兴的可能基本归零，衰亡的脚步明显加快。

庾亮知道自己错了。面对如此惨重的灾祸，这位曾经眼高于顶的人终于低下了头。他向晋成帝提出“阖门投窜山海”——辞官，带全家远走山林。小皇帝当然不会让舅舅变成山野村夫，下诏封他为都督豫州、扬州之江西宣城诸军事，让他离开朝廷，移镇芜湖。

权力这东西，交出去容易，拿回来难。庾亮这一走，等于承认自己玩砸了。

王导又一次走到了前台。

叛乱刚平定，有人提出建康宫室已毁，不如迁都。王导坚决反对。他说：“若不勤勉耽于安乐，即使找到一块乐土，也会变成废墟。”大乱之后最需要的是安定，迁都弊大于利。在他的坚持下，建康成了东晋永远的都城。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它说的不只是都城，而是一个政权的精气神——逃了一次就会想逃第二次。

晋成帝对王导尊崇到了极点。他给王导写信，经常使用“顿首”“惶恐言”这类字眼。皇帝对臣子用这种词，历史上极其罕见。

可即便如此，庾亮对王导的不满仍在滋长，甚至一度策划废黜他。他先去问郗鉴的意见，郗鉴的回答很干脆：不行。同时劝他从大局出发，别再折腾了。

安稳日子没过几年，庾亮又想动了。这次动静很大——他请求率军北伐，理由只有一个：石勒死了，石虎不堪一击。

这么大的事，年轻的晋成帝没了主意，请朝臣集体商议。王导表态很轻松：“既然庾兄能行此事，就让他去办吧。”

这话听着是放行，其实是放弃。王导心里清楚这位“庾兄”根本不可能成功，但也知道根本劝不住。那就让他去撞一次南墙，撞完了自然就安静了。

庾亮就此成了北伐统帅，又威风起来。一些见风使舵的人纷纷改换门庭，投到他的门下。王导受到排挤，心里难免不平。每当刮起西风，他就用扇子挡住灰尘，慢吞吞地说一句：“这是庾元规吹起的灰尘吧，身上都被弄脏了。”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藏着无限的鄙夷。政治斗争打到这个份上，已经不用刀了，用扇子。

以庾亮的军事才能，北伐的结果毫无悬念。公元339年，庾亮指挥的北伐大败而归。同一年，经历了太多事情的王导终于累了，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终年六十四岁。

王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东晋的人物大多个性鲜明：王敦残忍跋扈，庾亮志大才疏，温峤忠勇沉稳，陶侃勤勉务实。唯独王导很难用几个词概括。有人说他面目模糊——有时大度，有时刻薄，有时高傲，有时谦逊。他是个极其矛盾的人，从不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完整摊开给人看。

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历经三朝而不倒，看着司马睿、司马绍、王敦、温峤、郗鉴、陶侃、庾亮、苏峻这些人一个个在自己面前登场又退场，自己却始终稳坐钓鱼台。

对矛盾之人的评价自然也充满矛盾。有人说他辅助东晋立国，功莫大焉；有人说他所做的一切并非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家族。有人说他默许王敦叛乱，给王朝和百姓带来深重灾难；有人说他位居高位、尽心辅佐三朝皇帝，堪称忠臣典范；还有人说他实行“愦愦之政”，一辈子没干几件实事。

看人要看主流。如果没有王导，恐怕就不会有东晋。是他劝说司马睿南渡长江；也是他在最困难的境地里，靠着智商和情商一点点笼络江南大族，让司马睿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站稳脚跟。无论是王敦之乱还是苏峻之乱，每到危急时刻，他总能挺身而出，扶东晋大厦于将倾。

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评价颇为公允：“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延续，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

在中华文明的火种快要熄灭的时候，是王导伸手护住了它。他在江左延续了中原政权，不仅为自己、为家族、为司马睿、为南北士人找到了一个历史的出口，更促成了南人北人的融合，让两汉魏晋以来的文明得以接续。两个世纪以后，南北重获统一，这颗火种再次熊熊燃烧，翻开中华文明新的一页。

“南渡衣冠思王导。”八百多年后，一位著名女词人呼唤过他的名字。她就是李清照。在她眼中，同样经历过南渡的北宋士大夫们，多是无能苟安之辈——她多么希望能再出一个王导这样力挽狂澜的贤臣。

这七个字，或许足以抚慰王导的在天之灵了。